我的高考梦

□吴兴华

当一批批年轻人告别青涩的岁月，开启新的人生征程时，高考总能勾起很多人似曾相识的感慨与追忆。无论成功与否，那份煎熬、紧张、期盼……都是一样的刻骨铭心。

我上高中的那个年代，国家尚未恢复高考，上大学只需经过层层推荐，不用考试。我高中毕业后回家乡务农，那是一个偏僻的边境小山村，面临北部湾，背倚十万大山，与越南仅一水之隔，鸡犬相闻，涉水可渡。我在大队做文书、财务，兼任团支部书记、水利工程施工负责人等。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圆大学梦。但四年的时间，每次推荐名额都被“走关系”的人占去了，我一时感到万念俱灰，前途迷茫。

在农村这四年中，我虽饱尝劳作的艰辛，但也锻炼出了坚强的性格。我对文化知识一直在渴求，大队部订有《人民日报》《广西日报》《参考消息》，我每天必阅；还经常找一些文艺书籍看，从文字中汲取知识。大队干部每人发一套精装《毛泽东选集》，我从一至四卷，全部通读。里面涉及中国近百年大事，特别是中国现代史中重大的历史事件几乎皆有详注。阅读，影响着我未来的生活航向。

1977年10月的一天，我在收音机里听到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犹如在我的心灵深处，点燃了星星之火。但高兴过后，又回到现实——高考只有热情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坚实的文化功底和充足的时间作保证。在我们那个年代，特别是边远的农村学校，条件之差可想而知。我就读的交东小学原是一个乡村教学点，读到三年级时改为小学，全校只有50多个学生。在当时的背景下，初中教育是由小学完成的。高中也是初中升格，从小学到高中一共只有9年。这样的基础能参加高考吗？当时正值“农业学大寨”兴修水利，我作为施工负责人，一时离不开，只能白天劳动，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坚持看书。母亲虽然没读过什么书，但她深信“知识改变命运”，常常勉励我多读书。为了让我的高考梦梦想成真，母亲除了完成生产队的劳动任务，还承担了所有的家务，总是每天早早给我做好饭。我晚上挑灯夜读，早上不能按时起床，她也不忍心叫醒我。找资料是最难的事，在家里翻箱倒柜找来找去，除了几本《地道战》《地雷战》等连环画和一些包装精美的《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之外，再没有其他书了。后来我骑自行车20多公里，到县城中学借了几本高中课本和两页手抄的时事政治，反复看来看去，却越看心里越没有底，对高考能否成功产生动摇。在这关键时刻，是母亲鼓励我：大家和你一样，心里都没有底，你要相信自己，一定要有信心！

家里距公社中学考场有10多公里。那是一条沿着海边绕行的山间小路，跨两条水沟、一段围海长堤和一条河流。水沟山洪暴发时无法通行。海堤南面是一望无边的北部湾，天气好时，漫步海堤是一种享受。当台风来时巨浪滔天，行人难以立足。最难跨越的是那条200米的河流，需要人工摆渡。海边台风频繁，如果遇到风浪大，渡船就停开。从家里到考场正常走需两个多小时。为了确保能按时参加高考，考试前一周，我不得不请了假，提前到镇上找地方住下来。当时公社没有补习班，更没有任何参考资料，就凭几本高中课本，那些日子，我每天复习十几个小时以上。手里拿着书本看看睡睡，又睡睡看看，就这样不知不觉走进了考场。考场是我们原来的年级教室，环境非常熟悉。记得当时我考得最好的是历史和政治，这主要得益于通读《毛选》及天天看报。

经过一个月的等待，1978年的春天，我终于迈进了大学校门，成了一名大学生。

四十多年弹指一挥间，同学们当年个个热血方刚，现在已是白发苍苍。高考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转变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它给了我们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恢复了知识原有的尊严，恢复了我们做人的尊严。1977年全国高考录取率4.7%，广西的录取率更低。我有幸成为“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中的一员，也成为村里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学生，感到无比自豪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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