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废话的刘教授

每当有人端着酒杯站起来，准备到刘教授身边敬酒时，都被他挡回来，“你废话，赶紧回去”。然后，他端着酒杯把对方推回座位去，很多时候是双方推推搡搡走到半道时，两个杯子碰出一声脆响，全场一阵欢呼，清冽甘醇的“口服液”吸溜一声，顺着仰起的脖子直落九曲回肠。

刘教授职业不是教书育人，是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的一个领导。因为他是高级职称，我们几个没大没小的晚辈没有以职务官衔称呼他，很多场合直叫他刘教授。他是我上司的上司，按我当时的岗位，我要走好几层才到他的那个级别，直到现在我也没走到那个级别。

但是，刘教授当领导没有领导的样子。当然，这和“站没站样，坐没坐样”不是一个样。他这个领导的样子，很多时候就像我前面说的那样，搞得一点领导的架势和威严都没有，好像给他敬酒的人是他的领导一样。当然，这不仅仅是酒桌上的谦逊，还有工作上的关怀、包容和担当。

很多年前，我写了一篇文字惹了个大祸。写之前，我们向刘教授做了汇报，刘教授带着我又做了该做的汇报。写完后，他做了审定。结果，这篇文字还是惹祸了。它惹祸的原因不是写不好，也不是有什么事实出入等问题，而是因为有人不高兴。这个不高兴问题很严重，严重到可以向刘教授问责、要刘教授担责的地步。

一位关心我的长辈把这个事情的原委告诉了我，让我做好心理准备，万一刘教授不扛这个责任，这个锅肯定是甩给我。到时候，我被开除的可能都有。“他肯定会找你的，你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这位长辈拍拍我的肩膀说。

我是一个大山人，穿越无数羊肠小道来到车水马龙的都市，只为一个安身立命的饭碗。现在，握在手中的饭碗快被自己砸掉了，我心中瞬间泛起莫名的恐慌。每天，我把这份恐慌满满装在心里，表面若无其事地上班，晚上怀揣着这份恐慌入睡，梦里有时还若隐若现看到刘教授向自己走来的身影。

可是，我这么忐忑不安过了很长一段日子后，也没有见刘教授找我，我也不知道这件事后面怎么得以平息。

后来，还是我主动在他面前多次提起这件事，说“非常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我每次说起，刘教授就一句话：“你废话，不说那些事了。”

有一个兄弟有着和我差不多的遭遇。那年“非典”横行，人心惶惶，据说果子狸是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这位兄弟背着相机去拍果子狸，因为他不认识这个动物，被人误导把竹鼠当成果子狸给拍回来了。不幸的是，他那条战线上很多人都不认识果子狸，认为照片上这个动物就是果子狸，导致竹鼠带上果子狸的名字，变成白纸黑字和数以万计的读者见面。

有读者认识果子狸，质疑声音顺着热线电话打了进来。责任一倒查，这个兄弟满满地扛着。那时，这个兄弟刚刚参加工作，手里的饭碗还没端热，心想这次肯定是逃不掉了，没想到“非典”没把自己害死，先被果子狸给害死了。

他认认真真把检讨书写好，惶恐不安地走进刘教授的办公室，准备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当着这位他上司的上司做深刻检讨。没想到，刘教授接过他的检讨书后并没有看，而是若无其事地把它轻轻放在办公桌上，然后请这个兄弟坐下，给他递了一支烟，语重心长地说，这件事不怪他，要他别把这件事当成负担放在心上，吸取教训，好好工作。

刘教授的话语间，没有冰冷的责备和严厉的训斥，只要暖暖的安慰和满满的鼓励。后来，这位兄弟无数次和我提起这件事，言谈间充满着对人情世故的无限感慨、对刘教授的无限感恩。

日常工作生活中，不废话的刘教授，做起事来有节有奏、有张有弛，小处不失格局、大处更显情怀，再大的事情做起来照样举重若轻有思路、轻车熟路有担当。我们一直觉得，和这样有真水平、真性情的领导共事谋事，能心甘情愿为事业付出辛勤的汗水与心血，并能从中收获个人的成长与进步、领悟处世的胸襟与情怀、学到为人的格局与担当。

2008年11月的一个下午，他叫我和一个同事到他的办公室。他告诉我们，为了迎接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他策划了一个叫做“八桂大合唱”的大型报道，要走进广西12个民族自治县和南宁市3个民族乡，近距离感受各族同胞生活的变化，聆听他们的心声，让我们两个和他一起出去采访完成这个报道。

这是一个不小的报道，采访行程4300多公里，见报稿件达6万多字，做15个图文并茂的版面。但是，刘教授在策划这个报道时，几乎没有一个形成文字的方案，也没有召开任何一个讨论会议，一切运筹帷幄，成竹在胸。我们进入他办公室时，只见他站在办公桌前，桌上放着一张广西地图。他简单地把策划意图、报道结构等内容和我们讲完后，指着地图征求我们意见，从哪里走起路比较顺，避免走回头路。我们3个人为此商量讨论前后不到1个小时。

历时18天的采访中，刘教授一路和我们走村串寨，聆听每一个温暖的故事，抓住每一个感人的细节。回来后，他没有再开什么会讨论选题，直接按照出发前口头定的方案来写稿组织版面，并全程把关按照一天一个版面的节奏，在自治区成立50周年庆祝大会第二天发完整个报道15个版。

这组报道连续获得了三个奖项。有新闻阅评员点评说，这些报道记述深入、气势宏大、宣传效果持久，是一组全面反映广西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发展，从形式到内容结合得较好的策划报道。但是，整个6万多字的报道没有刘教授一个署名，版面策划一栏写“本报记者组策划”，采写一栏是我和另外一个同事根据各自负责采写的版面署名。

现在，刘教授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已经好几年了，一个不像领导的领导过上了真正不是领导的生活。但是，很多人和他的关系还是一如当年那样的亲密、那样的亲切，很多人和他见面就直呼其名，大家依旧乐乐呵呵，酒深情更满，人走茶不凉。

我们几个晚辈每过十天半个月不见他了，常常会不约而同地说“好久不见刘教授了，约一下他搞两杯”。有时候，他惦记我们了，会拿起电话问候交流，更多时候是相约“搞两杯”。席间，大家不分级别，不分辈分，天南地北，谈笑风生。刘教授要买单时，我们谁都挡不住，他一句“你废话”，我们谁都不敢废话，只好看着他掏腰包数钞票。但是，他一举一动显现出来的长者风范，每次都给我们多一份感恩、多一份钦佩、多一份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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