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避难广西

来源:桂林日报 2019-05-27 10:36 https://www.yybnet.net/

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丰子恺作

□黄伟林文/供图

抗战时期，丰子恺曾在广西避难一年多。

1938年3月21日，丰子恺还在长沙的时候，曾给他的一位广西籍学生，在柳州生活的覃恒谦写过一封信，介绍了他的流亡情况，并表示自己有可能赴广西投奔。

当时丰子恺有三种意向：一是返沪，二是入川，三是赴桂。

丰子恺认为，返沪路太远，入川路太难，最后他决定入桂。

丰子恺为什么入桂，交通是一个原因，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久闻广西“模范省”的大名，想去看一看。

“模范省”最初的含义主要是经济建设，但到了广西这里，模范省的含义逐渐有所变化。因为当时“九一八事变”已经发生，虽然抵抗的声音很大，但不抵抗的声音也不小，而广西励精图治，抵抗的意志尤其坚决，成为抗日的代表之一，成为焦土抗战的策源地，得到全国的敬重。全面抗战爆发，丰子恺从东向西一路流亡，广西自然成为他所考虑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地。

1938年5月，丰子恺收到桂林教育局来函，聘其到桂林广西全省中学艺术教师暑期训练班授课。

不久，唐现之校长也聘请丰子恺到桂林师范学校任教。

在广西的生活与工作

1938年6月24日，丰子恺一家抵达桂林，在马皇背租住了3间平房。

在桂林，丰子恺的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消费水平低。

还在长沙的时候，丰子恺到一个熟识的服装店定制中山装，老板推荐每套法币40元，丰子恺只定制了一套法币9元的。而在桂林，丰子恺定制的中山装，只要法币4元。在桂林住旅店，单铺房间每天桂币3元，相当于法币1.5元，还可以打折，最后是法币1.2元。在旅店吃饭，客饭每人6角，相当于法币3角。

在桂林，丰子恺定制了12人的用具，竹床、竹桌、竹椅、竹凳，应有尽有，共费法币30多元，在上海，这一笔钱只能买一只沙发，而且不是顶上的。3天之后，这些用具全部送到。丰子恺的3间平房里到处是竹，他称他们成了“竹器时代”的人。

在外省，人们用法币，到了广西，人们用桂币，2元桂币相当于1元法币。丰子恺只有法币，因此，用钱时都要打对折。

于是，丰子恺在文章中幽默地写道：

因为买物打对折习惯了，后来对于别的数目字也打起对折来。有人问旅馆茶房，这里到良丰多少路？茶房回答说四十里。那人便道：“那么只有二十里了！”有人问一杭州人，到桂林多少时日了。杭州人答说三个月。那人便道：“那么你来了一个半月了！”后来大家故意说笑，看见日历上写着六月廿四日，故意说道：“那么照我们算，今天是三月十二日，总理逝世日！”

1937年，丰子恺已经40岁，有6个孩子，最小的孩子丰一吟生于1929年。之后，丰子恺的妻子一直没有生产。没想到，流亡路上，十年不育的丰子恺的妻子怀孕了。

1938年6月25日，丰子恺到达桂林的第二天，就为即将出生的儿子丰新枚写了一篇散文《未来的国民———新枚》。文章说：

大肚皮逃难，在流亡中生儿子，人皆以为不幸，我却引为欢庆。我以为这不过麻烦一点而已。当此神圣抗战的时代，倘使产母从这生气蓬勃的环境中受了胎教，生下来的孩子一定是个好国民，可为未来新中国的力强的基础分子。

十年不育，忽然怀胎，事情有点稀奇。一定是这回的抗战中，黄帝子孙壮烈牺牲者太多；但天意不亡中国，故教老妻也来怀孕，为复兴新中国增添国民。

10月24日，丰子恺的妻子在广西省立医院生下儿子丰新枚，丰子恺在10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

牛棚（即我的书房）上漏，我书房迁彬然所曾居之四室。拟请工人修牛棚之漏，平牛棚之地，留给新枚居住。倘他吃牛奶，住牛棚，将来力大如牛，可以冲散敌阵，收入失地。至少能种田，救世间的饿人。即使其笨也如牛，并不要紧。中国之所以有今日，实因人太聪明，不肯用笨功的缘故！

最初，丰子恺任教于广西全省中学艺术教师暑期训练班。

丰子恺对广西创办暑期艺术师资训练班颇为赞赏，他在《未来的国民———新枚》一文中说：

在这禽兽逼人的时候，桂人不忘人间和平幸福之母的艺术，特为开班训练，这实在是泱泱大国的风度，也是最后胜利之朕兆。

在艺术教师暑期训练班授课至7月，该班结束，丰子恺一家迁两江泮塘岭40号，丰子恺在此居住了将近一年，任教于刚刚成立的桂林师范学校。

桂林师范学校创办于1938年，丰子恺到来时，校舍建筑尚未建好，学校在斧斤影里、杭育声中先行开课。

1938年10月24日，丰子恺参加了桂林师范学校第一个纪念周，当时全校学生130余人，教师十余人。

纪念周结束后，丰子恺为高师班上第一堂美术课。课堂上，他讲美术的范围和方法，认为美术即视觉艺术、造型艺术，绘画必须从写生入手。

美术课后，他又给简师班上图画课。

丰子恺在桂林师范学校教书一个学期，除美术课外，他还上国文课。第一次上国文课，他讲的是他自己的文章《我的苦学经验》。

当时学校的学生多是广西人，而教师来自全国各地，皆有口音，丰子恺为浙江口音，学生不是很听得懂，但丰子恺要求学生努力听懂，他认为，语言对于文化有很大的关系，听惯了全国各省的语言，胸襟和气魄也会广大起来，不限于广西一省，而扩张于中华全国。

丰子恺在桂林开了一家书店，名崇德书店。根据他的日记，这家书店是1938年9月1日开办的。丰子恺投资并设计，开明书店的朋友给予了帮助，4个月的营业数是2000多元，效益还不错，可以维持4个人的生活。然而，这家书店1938年12月28日在空袭中被毁。

崇德书店被烧毁的情景，丰子恺没有看到，当时他在两江。但巴金看到了，巴金专门写了一篇散文《桂林的受难》，写到崇德书店被烧的情景：

在那天我看见了一个城市的大火。火头七八处，从下午燃烧到深夜，也许还到第二天早晨。……这一天风特别大，风把火头吹过马路。桂西路崇德书店的火便是从对面来的。那三个年轻的职员已经把书搬到了马路中间。但是风偏偏把火先吹到这批书上。最初做了燃料的还是搬出来的书。

崇德书店的遭遇给巴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写完《桂林的受难》十来天后，他又一次走到桂西路。他经过商务印书馆，整洁的门面完好如旧；他走过中华书局，没看到什么特别景象；当他过了新知书店，他想寻找那个图书成了燃料的崇德书店，想看看那3个职员善良年轻的面孔，然而，“怎么我要去的那个书店不见了？”他这样写道：

啊，街道忽然短了，凭空添了一大片空地。我看不见那个走熟了的书店的影子。于是一道亮光在脑中掠过，另一个景象在眼前出现了。我觉得自己被包围在火焰中。一股一股的焦臭迎面扑来，我的眼睛被烟熏得快要流出眼泪。没有落雨，但是马路给浸湿了。人在跑，手里提着、捧着东西。大堆的书凌乱地堆在路中间。

我再往前走，我仿佛还走在和平的街上。但是一瞬间景象完全改变了。我不得不停止脚步。再没有和平。有的是火焰，窒息呼吸、蒙蔽视线的火焰。墙坍下来，门楼带着火摇摇欲坠；木头和砖瓦堆在新造成的废墟上，像寒夜原野中的篝火似地燃烧着。

是这样大的篝火。烧残的书散落在地上。我要去的那个书店完全做了燃料，我找不到一点遗迹了。

正如巴金所描写，这个1938年9月开业的崇德书店，3个多月后即遇上了日机大轰炸，烧为灰烬。犹如昙花一现，从此桂西路再无巴金熟悉的那个崇德书店。

1938年秋天的时候，浙江大学郑晓沧路过桂林时，专程到马皇背丰子恺家拜访，表示浙江大学有意聘请丰子恺。

1938年12月23日，丰子恺接到马一浮的信，说郑晓沧明确表示，浙江大学拟聘丰子恺为艺术指导。

1939年1月12日，丰子恺向唐现之校长提出辞职，唐现之校长理解他的愿望，但要求他完成该学期的工作，2月底再离开学校。

1939年2月28日，丰子恺为桂林师范学校上高中国文最后一课。

1939年4月5日，浙江大学的校车专程到两江接走了丰子恺一家。

4月8日，丰子恺一家抵达宜山。

丰子恺到宜山第一天，就遭遇了空袭。汽车进东门的时候被警察拦住了，说是有警报，不能进城。司机赶紧掉转车头，向后开回几公里。

后来警报解除，汽车重新进城，忽然看见许多人狂奔而来，惊问，又是警报，丰子恺一家老幼，就近逃出东门。丰子恺本人则躲进一个山洞里，直到天黑警报才解除。

有一天，正是赶集的日子。一个纱布摊忽然收拾起来，隔壁的地摊不问情由，也把货收拾起来，一传二，二传三，全街的地摊尽在收拾，说是警报来了，大家仓皇逃命。丰子恺带着小儿下楼来想逃，刚出得门，看见街上的人都在笑。原来并无警报。那纱布摊中途收拾，动作着急了些，隔壁的地摊就误以为有警报，更着急收拾，如此一传二、二传三，演出了三人成虎的笑剧。可见当时人们对于空袭的害怕，处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惊弓之鸟的气氛中。

对桂林山水和广西性格的看法

丰子恺是浙江人。浙江山水非常好，许多古代名画都是以浙江山水为原型创作的。丰子恺看惯了浙江山水，而且非常喜欢浙江山水，他对桂林山水评价不高，甚至很低。

初见时，印象很新鲜。那些山都拔地而起，好像西湖的庄子内的石笋，不过形状庞大，这令人想起古画中的远峰，又令人想起“天外三峰削不成”的诗句。至于水，漓江的绿波，比西湖的水更绿，果然可爱。我初到桂林，心满意足，以为流离中能得这样山明水秀的一个地方来托庇，也是不幸中之大幸。

这些不是山，而是大石笋。因为不但拔地而起，与地面成九十度角，而且都是青灰色的童山，毫无一点树木或花草。

我有时候遥望群峰，想象它们是一只大动物的牙齿，有时望见一带尖峰，又想起小时候在寺庙里的十殿阎王的壁画中所见的尖刀山。假若天空中掉下一个巨人来，掉在这些尖峰上，一定会穿胸破肚，鲜血淋漓，同十殿阎王中所绘的一样。这种想象，使我渐渐厌恶桂林的山。

桂林的山，不是模范的山，只是山之一种———奇特的山。

桂林的奇特的山，给广西人一种奇特的性格，勇往直前，百折不挠，而且短刀直入，率直痛快。广西省政治办得好，有模范省之称，正是环境的影响；广西产武人，多名将，也是拔地而起山的影响。

桂林山水甲天下，桂林受不了这句盛赞，若改为桂林山水天下奇，则庶几近情了。

我看过许多民国时期桂林山水的照片，确实，有些山光秃秃的，不好看，但似乎没有像丰子恺说的那么糟糕。

在《教师日记》及其他文章中，丰子恺多次谈到广西人的性格。

一是强硬相。

所谓强硬相，即不讲道理地坚持己见。当时丰子恺召集学生干部讨论办壁报的事情，丰子恺主张不要将漫画单独放在一个栏目中，而应该分散在时事、评论、报告、文艺等栏目中。但有两个学生再三反对，坚持要将漫画和文章分居。但他们的理由并不充分，是常识缺乏而主观强硬的表现。

二是气质朴野。

朴野，即朴素野蛮。后来丰子恺还用过一个词，广西民风朴节。

朴素一词含有褒义。丰子恺说广西民风朴节，有夸赞的意思。他写他在桂林买竹制家俱，竹器店为了约期不误，情愿回绝生意，不愿欺骗搪塞。这说的是广西人淳朴诚信。

但朴野也有另外一层意思，即广西人文明程度不高，受教育程度低。丰子恺认为应该通过轻快活泼的教育调剂广西学生的气质。

丰子恺曾遇到一件事，一个桂林新开张的旅馆，茶房是广西人，丰子恺进去的时候，见门口有二牌，写着“傅彬然”“丰子恺”的名字，丰子恺指着傅彬然那张牌，告诉他应该加上先生两字，茶房马上去改，将傅彬然改成了傅彬然先生，丰子恺那张依旧。由此可见，该茶房不能举一反三。

在宜山的时候，丰子恺还注意到：往来于宜山城中之浙大教师家族，姿态服饰皆秀丽，一望可知为江南人物。而其背景则为唐突之岩石，陈旧之建物，以及面目粗俗、衣裳朴陋之本地人民，且其中有不少大头颈，更显示野蛮相，使人想象原始时代之初民社会。

三是缺乏同情。

学校有学生病死了，丰子恺认为生死事大，在课堂上想表示一点惋惜，刚说到“最近我们很不幸，损失了一位同学”，发现班上有人窃笑，似乎不太把他人的死亡当回事。后来又死了一位图画室管理员，丰子恺认为，要是在江浙，短时间连死两人，必群议哗然，至少得开追悼会，以示人命之重，但他发现广西人恬不为怪，谈及时亦藐不介意，直有“视死如归”的意思。

1938年11月30日，丰子恺在教室里将他创作的宣传画悬壁上，引起学生哄堂大笑。丰子恺问学生为什么笑，学生回答“没得头。”

原来丰子恺的4幅漫画中，有一幅描写敌机轰炸之惨状，一母亲背负一婴儿逃向防空洞，婴儿头已经被弹片切去，飞向天空，而母亲尚未知道，负着无头婴儿向防空洞狂奔。

学生们正是为此哄堂大笑。

丰子恺这幅画，是根据广州事实描写的，他认为应该触目惊心的情景，却引起了学生的哄堂大笑，对此，丰子恺颇为恼怒。

第二天，丰子恺到学校，惊悉昨天桂林惨遭轰炸，省政府全毁，中北路、中南路等处焚屋数百楹，死伤200余人。

由此，丰子恺认为他的学生还没有资格学习画漫画的技法，而应该矫正做人的态度，要有同情心，能够为受难中的人们设身处地地着想。

四是喜于服从。

有一天蒋介石到两江谒李宗仁的母亲，路过桂林师范学校，有可能进校参观，学校立刻召集学生打扫卫生，瞬息之间，校园砖砾一空，楚楚可观，对此，丰子恺表示欣赏。但丰子恺对广西人的喜于服从也有另外的评价，当时桂林师范学校有一广西籍教师，调到教育厅去做科长，学生开欢送会的时候，他表示他来学校作教是服从命令，调离学校也是服从命令。丰子恺意识到，这是广西不同于浙江的地方，他认为此种教育宜于训练民众。

五是弱于精准。

丰子恺的孩子告诉丰子恺，自到广西后，买物付钱，商从往往多找。无论在桂林，在两江，所遇均不止数次。因商人多不善算。若买物各类稍多，或稍零碎，即不易算出售价。仰天良久，始得总数。然其总数往往错误，非多算，即少算。丰子恺得出结论：广西一般商人不长于数学。

六是勇往直前。

丰子恺认为广西人一种奇特的性格，勇往直前，百折不挠，而且短刀直入，率直痛快。广西省政治办得好，有模范省之称，正是环境的影响；广西产武人，多名将，也是拔地而起山的影响。

丰子恺的气质才能

虽然处于战乱中的颠沛流离，但阅读丰子恺那些叙述抗战时期经历的文章，可以发现，他始终有一种乐观的人生观。

丰子恺写过一篇文章《中国就像棵大树》，其中说道：

中国就好比这一棵树，虽被斩伐了许多枝条，但是新生出来的比原有的更多，将来成为比原来更大的大树。中国将来也能成为比原来更强的强国。

《教师日记》记录了不少丰子恺的内心生活：

下午请圩上新开之联华照相馆摄合家欢。流亡时一行十人。在敌机肆虐下漂泊十四月，而老者益健，壮者益康，幼者益长，且添一可爱之婴儿，成十一人。此亦今世不易多得之事，不可不有以纪录之。

逃难虽曰损失，所损失者财物耳，因奋斗磨练而增益者，超过所损失者甚远。虽曰流离，迁地而已；因迁地而增广见闻，加多阅历，其所得尽足以以偿流离之苦。

抗战以前，吾尝深居简出，好静恶动。今则反动甚烈，每思遍游天下，到处为家。彬然见吾率眷老幼十一人行数千里，赞曰“伟大的旅行”。吾将使成为“更伟大的旅行”。但有旅行，决不吝惜。与其积钞票于箧，不如积阅历于身。

1939年2月28日，丰子恺为桂林师范学校上高中国文最后一课，专门编了讲义《国文解话》，讲述诗词趣事。临别之际，为什么讲述诗词趣事，丰子恺认为有两种意义：

一则高尚之古代诗词趣话，足以引起研究兴味，对于艰苦质朴之广西青年尤有调剂感情之效。二则自都德作《最后一课》后，最后一课便带有不详之气，今吾国正在积极抗战，最后胜利可操左券。故吾之最后一课必多欢笑，方可解除不详也。

刚到宜山的时候，遭遇空袭，进不了城，全家人在郊外吃粽子充饥。明明是逃警报，但丰子恺如此写道：

正是清明时节，我们虽是路上行人，也照故乡习惯，裹“清明粽子”带着走。这时候老幼十人，连司机及几位搭客，都吃着粽子，坐着闲谈。日丽风和，天朗气晴，倘能忘记了在宜山“逃警报”，而当作在西湖上野餐看，我们这下午真是幸福！从两岁的到七十岁的，全家动员，出门游春，还邀了几位朋友参加。真是何等的豪爽之举，风雅之事！唉，人生此世，有时原只得作如是观。

丰子恺有强大的意志力。

在广西期间的丰子恺40多岁，正值盛年。

由于找不到汽车，丰子恺一家分成几批离开宜山。他本人从宜山到德胜，完全是步行。先是从宜山走到怀远，45里，然后又从怀远走到德胜，又是40里，一直走到天黑，终于走到了德胜。90多里路，打破他平生走路的纪录。

在德胜，丰子恺与家人汇合，等了几天，仍然没有汽车，于是雇了12名广西苦力，4乘滑竿，将他一家，当时是他们夫妻、岳母、丰一吟和丰新枚共5人，加上十余件行李，连人带物，一齐扛走。迤逦而西，晓行夜宿，3天才到河池。为此，他终于能够理解旧小说中所写的关山行旅之状。

丰子恺有极高的知名度。

1939年1月12日，丰子恺离家去学校，驻扎在他邻家的士兵忽然对他说：“原来你就是丰子恺先生……”接下去说了恭维他的话。

当时丰子恺已经决定离开桂林师范学校，他的同事兼朋友傅彬然集唐人诗为他送别，其中一句就是“天下何人不识君”。

1939年4月13日，丰子恺为浙江大学讲第一课艺术教育，他的课大概是讲座性质，自由听讲。

4月15日，艺术教育第二次课，听者骤增，有百余人，后排无座位，均站立，下课后听学生说有许多人是逃其他的课来听丰子恺的课。

4月19日，在文庙上艺术欣赏课，教室仅能容二三十人，听者达百余人，挤在门外，要求听课。结果临时改到饭厅上课。

可见丰子恺名气之盛，粉丝极多。

丰子恺一路逃亡，经常逢凶化吉，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天下何人不识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