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百里在宜山 李杭春

蒋百里（1882－1938）

1936年11月4日，蒋百里在去“陆大”赴任途中，病逝于广西宜山。图为举行追悼活动的宜山大礼堂。

◆生命中最后的五天

1938年11月4日，浙大师生在宜山集结不久，校长竺可桢便在日记里记下了一个让人惊骇的事实：“上午蒋百里来。晚十点百里患心脏麻痹去世。”

这像是第二天补记的。因为这一天竺校长日记里的叙述像往常一样平静：

十一点蒋百里来。渠因病耽留此间四天，幸得周仲奇医生为之打Ephedrine黄麻素，得以痊可，将于明日赴遵义陆军大学。据云现有学生三百人，拟请晓峰前往作短期之演讲，余亦请其来校讲演，并另邀军事教官来讲军事学。

第二天的日记才详述细节：

八点至工读学校。遇徐谷麒，谓蒋百里已于昨晚在乐群社病故，因心脏麻痹之症云。余闻之若青天霹雳，即往乐群社晤蒋之遗孤……据其日本夫人云，昨晚七点晓沧往晤谈，走后，陆军大学教育长周亚卫适到，时蒋已上床，座谈数十分钟后入睡。至十点，忽闻痰涌声，推之不动，用电烛照之，则口吐白沫，知病剧，急召医，则用人均睡，至10：40周仲奇去时，心脏已停矣。

1938年9月1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蒋百里为陆军大学代理校长。陆军大学是国民政府培养高级参谋和指挥军官的最高军事学府。广义地讲，1906年创办于保定的陆军行营军官学堂（保定军官学校）和1927年后曝得声名的黄埔军校都可以认作陆大的前身。抗战军兴以后，高级军事人才培养更是当务之急和举国之重，国民政府将蒋介石兼任21年的陆大校长这一职位让于蒋百里，可见对他的信任与器重。在担任代理校长的一个月时间里，蒋百里为学员作了4次演讲，其中包括两次专题演讲（《参谋官之品格问题》《“知”与“能”》）和一次国庆纪念会报告。

1938年10月下旬，武汉保卫战接近尾声，自南京迁来长沙的陆军大学，亦因空袭频仍影响教学，奉令举校撤往贵州遵义。蒋百里委托教育长周亚卫负责随校西迁，自己则取道湖南衡阳，与香港赶来的家人会合后，经广西桂林北上遵义。在衡阳，蒋百里感觉心脏不适，心跳一度达102。

10月24日，蒋百里一行抵达桂林。在夫人左梅坚持下，蒋百里在此渚留，稍事休养。27日，应省政府主席黄旭初之邀，为省政府官员作《半年计划与十年计划》的演讲，提醒广西各界“应针对时间的需要，不必高谈阔论”“应切合本首的环境，不可盲目仿效”。这一天，蒋百里还访问了自武汉来桂林的乡人张宗祥，并由张宗祥带路寻医问诊，医生诊断其心脏确实有恙，但不甚危险。始终惦念着西迁中陆大师生的蒋百里放下心来，说服左梅加紧赶往遵义，与师生们会合，“一天不到校，我的心一天不安。我们到遵义再静养不迟。”

10月28日晨，蒋百里动身离桂林，无奈路上身体虚弱，冷汗涔涔，被迫在柳州歇息一天。30日再行出发，路上却又大汗不止，自知病入膏肓，只能吩咐“前面有屋即停”。就这样，停停走走百余公里后，蒋百里进了宜山城，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五天。

当时的宜山城，地偏人却多。包括浙大和中央军校第四分校等在内的许多机构、单位都西迁至此。县城里最大规模的省政府招待所乐群社尽管设施简陋，亦已人满为患。一位学生腾出一间房来，蒋百里一家才有了落脚之地。左梅还请来县政府医生为其打吗啡，以减轻痛苦。

10月31日，浙大校医周仲奇来诊。周医生有位朋友，害了同样的病，打了一针黄耆针（麻黄素针），从此终身不发。左梅听校医讲打针至少是无害的，便接受了这个建议。而且用药后，患者本人也感觉好了很多。但当时周仲奇曾医嘱，打针以后病人会大量出汗，而蒋百里并未发汗，跟校医讲的似有所不同。好在蒋百里的病情又确乎在好起来。

每天，中央军校和浙大都有很多师生前来探病，使夫人左梅无暇看护。蒋百里约请欲来探病的两校师生11月3日上午来乐群社集合。这天上午，从8时到12时，蒋百里向师生们作了一次长时间的讲话。面对这些未来的军人、国家的栋梁，蒋百里的精神不自觉地兴奋起来，直到中午时分，才命学生退出。

11月4日，在宜山的第五天，渐渐恢复体力的蒋百里执意要继续赶路，觉得在宜山多住一天，就放弃了一天的责任。看到丈夫去意坚决，夫人左梅答应第二天启程，继续西行。

这天上午11时，为致谢和叙旧，求是书院老校友蒋百里往访浙大校长竺可桢。这一场蒋竺之会必别有情意。两人也谋划了许多两校可能的训育和教学合作，包括陆大请张晓峰作短期演讲，浙大亦请蒋百里作军事演讲，并请陆大教官开授军事学。

晚7时许，浙大教育长郑晓沧往访蒋百里，他乡遇故，分外亲切，两人畅谈近2小时。

辞别郑晓沧，蒋百里吃面洗澡就寝。其后，刚抵宜山的陆大教育长周亚卫获知代校长下榻乐群社，赶来汇报学校迁移情况。蒋百里在床上听取汇报，十数分钟后，周亚卫亦告退。

夜10时，蒋百里突然痰咳阵阵，呼之不应，且瞳孔散大。情急之中，左梅再召浙大校医周仲奇。10时40分，周医生赶到，而蒋百里已去世。“蒋先生已经走了，他患的是心脏麻痹症，我早来也救不了他”。

噩耗传出，全国为之震悼，政府和地方当局派员襄办丧务。竺可桢等亦就其后事多方奔波。11月19日，宜山各界在宜山党部大礼堂公祭蒋百里，蒋介石派军训部次长黄琪翔主祭，宜山县长和竺可桢等陪祭，8时许出发往宜山南门外南山寺之鹤山墓下葬，有仪仗及军乐作先导。12月28日，重庆各界亦举行公祭，蒋介石亲临主祭，《中央日报》《大公报》都出特刊追悼。1939年3月22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追授其为陆军上将。

抗战胜利以后，应家属要求，浙大校务委员会议同意将早年校友蒋百里遗骨迁葬浙大凤凰山万松岭公墓。于是，在浙大校长竺可桢、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等人的多方努力下，十年以后的1948年11月17日，蒋百里灵柩抵杭州城站。11月20日上午10时半，竺可桢偕苏步青、张其昀、郑晓沧等赴万松岭凤凰山之敷文书院，参加蒋百里下葬典礼。灵柩被安葬于敷文书院“孔子像台坡下面花坛上”。入穴后浙大同人设祭，当得知宜山起棺时竟尸身不朽，竺可桢叩曰：“百里，百里，有所待乎？我今告你，我国战胜矣！”一时众人泣不成声。

◆“天生兵学家”

蒋百里（1882－1938），名方震，字出《周易·震卦》“震惊百里”，以字行。海宁硖石人，民国时期中国颇具传奇色彩的军事学家。不曾一天带兵打仗，却是各届政府的军事顾问。尤其亦文亦武的才华，堪称绝世。1898戊戌变法那年，16岁的蒋百里考中秀才；1900年春，蒋百里赴杭州，入读林启创办的求是书院，为当年“求是第一班杰出人才也”，并与钱学森之父钱均甫为室友，后来成了儿女亲家；1901年，东渡日本留学，进入东京士官学校，结识挚友蔡锷。蔡锷之“要革命，笔杆不如枪杆”的观点，促使蒋百里投笔从戎，终生献身国防；四年以后的1905年，蒋百里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科第三期第一名毕业，轻松摘得日本天皇佩剑；1906年留学德国，在德国第七军充当实习连长；1910年回国后，曾任京都禁卫军管带、浙江都督府参谋长、陆军部高等顾问和总统府军事参议等，1912年，出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

保定军校半年，蒋百里把许多西方军营的做法引进军校，整顿人事、军纪，改革教学内容，同时，也将自己的办学思想付诸实践。在他的治理下，保定军校面貌大为改观，但另一方面，自然也引起了旧军人的忌惮和不能相容。1913年6月，因段祺瑞政府迟迟不给学校拨款，蒋百里亲自进京交涉，未想没有结果；致电袁世凯要求辞职，袁世凯又不批准。回校次日，6月18日凌晨5点，蒋百里召集全校两千余名师生紧急训话，他着军服佩战刀踱出尚武堂：“我到本校后曾经教训过你们，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要我做的事，我同样也要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要责罚我自己。现在你们一切都还好，没有对不起我的事，我自己不能尽责，是我对不起你们！……”说完便返身跨进办公室，掏出手枪，瞄准自己胸部偏左的地方猛开一枪。好在据说穿胸而过的子弹连肋骨都没擦到，还得了养病期间看护他的日本女子的芳心。这位日本女子后来改名蒋左梅，成为蒋百里第二任妻子，并相伴终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百里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吸取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和西方军事理论，通过阐述“国防与经济”等的关系，说明“战斗力与经济力是不可分的”“国防建设必须与国民经济配合一致”“强兵必先理财”等道理，探讨和研究作为一个经济力量薄弱的农业国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新型国防理论，并在中央航空学校、庐山军官训练团等作讲演，反响强烈。

1937年抗战伊始，蒋百里即将《国防经济学》《最近世界之国防趋势》《从历史上解释国防经济学之基本原则》《二十年前之国防论》《十五年前之国防论》《中国国防论之始祖》等七篇相关文章、演讲及其他相关著述整理结集成书，题名《国防论》，率先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印行。在书的扉页上，赫然印有“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一语，极大地提振了国人的抗战信心。

这部军事著述集中体现了抗战期间中国军队最重要的战略思想和指导依据。蒋百里认为，中国是松散的农业国，没有要害可抓，故抗日须以国民为本，打持久战，以空间换时间。这是《国防论》的核心立场和观点，是中国八年全面抗战最基本的战略思想，即“持久战”。同时，这部书据称也是艾森豪威尔等知名将领研判国际局势经常引用的经典。

1938年11月，抗战风云正烈，“持久战”理论也正经历着信念和时间的检验，惜百里竟撒手西去。

陶菊隐在《蒋百里先生传》中有称：“百里先生以一介书生，受中东、日俄两役的刺激，才决心弃文习武。他一生以国防为其中心思想，以建军工作及军人之精神为其不二职志，绝无个人权全之私，不愧关心国家安危的民族先觉。”

这是“兵学家”的蒋百里。

◆“亦是天生文学家”

显然，作为兵学家，蒋百里并非“生而知之”；同样，作为文学家，蒋百里也远非“天生”的，虽然他最初是以“一介书生”驰名于世。

若要索渊源，书香家学恐怕影响甚巨。祖父蒋光煦是著名藏书家、刻书家，在海宁有“别下斋”藏书楼一座。海宁别下斋与瑞安玉海楼、宁波天一阁、南浔嘉兴堂合称浙江四大藏书楼。蒋百里自幼浸淫其中，表现出过目不忘的天赋。母亲也粗通文墨，爱好诗文，给了蒋百里良好的启蒙。

后来，蒋百里赴日留学，入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似已弃文从武。但在日本，蒋百里被选为中国留日学生大会干事，组建旅日留学生“浙江同乡会”。1903年2月，还与留日学生一起创办《浙江潮》，撰写声情并茂之《发刊词》：“可爱哉！浙江潮。挟其万马奔腾排山倒海之气力，以日日激刺于吾国民之脑，以发其雄心，以养其气魄。二十世纪之大风潮中，或亦有起陆龙蛇，挟其气魄，以奔入于世界者乎……”可谓掷地有声，壮怀激烈。刊物受到时同在日本留学的鲁迅的支持，其《哀尘》《地底旅行》（译作）《斯巴达之魂》（文言小说）和《中国地质略论》（科学论文）等即发表于此；章太炎先生《狱中赠邹容》更是万人争诵。《浙江潮》一时声名鹊起。

也是在此期间，蒋百里结识了戊戌后亡命日本的梁启超，并执弟子礼。1919年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蒋百里是梁启超在北京创办的三大新文化推进机构——1920年4月成立的欧美同学会民间学术机构“共学社”、松坡图书馆“读书俱乐部”和9月成立的中西文化交流组织“讲学社”的实际主持人。他主编共学社《改造》杂志，精心策划了关于新思潮、废兵问题、自治问题、教育问题、军事问题、社会主义等的九大研究专号，宣扬温和的社会主义，主张脚踏实地地社会改良。杂志销行全国，几与《新青年》齐名；他一度醉心学术研究，倾注大量心血，收集政治、经济、军事、文艺各类文稿，编辑出版《共学社丛书》。其欧洲考察中记录的法国名流讲演亦被整理成《欧洲文艺复兴史》，由共学社出版。梁启超为之作序，落笔竟“奔腾而下不能自制”，洋洋5万多言，只好另作短序；而该长序被梁本人改写、充实，取名《清代学术概论》另行出版，并请蒋百里作序。如此机缘，可谓民国学术界一大佳话；而作为讲学社总干事，他与同仁们一同敦使聘请到国际著名学者如杜威、罗素、泰戈尔等来华讲学，并负责接待、陪同访问，为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蒋百里后来参与创建“文学研究会”和“新月社”，与创造社郭沫若、郁达夫等也多有交集。或许也是基于这样的文采和学识，蒋百里是新文学时期成立最早、影响最大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12名发起人之一。在文研会创办初期，人脉宽广的蒋百里对沟通文研会和出版界、政界起了良好作用。因为蒋百里的关系，文学研究会得借石达子庙欧美同学会礼堂召开会议，且在偏重政治立场的“研究系”主办的上海《时事新报》和北京《晨报》等报刊占得一席副刊阵地，以致后来被创造社指摘为“好和政治团体相接近”。1924年初春，为欢迎访华的泰戈尔，松坡图书馆主任蒋百里与徐志摩一起，在石虎胡同七号松坡图书馆院子里挂出了“新月社”的牌子——这或是新月社这个一度散漫的新诗团体从非正式的沙龙聚餐到正式“挂牌营业”的肇始。1938年8月，蒋百里最后一篇“有光芒使敌胆为寒”的“结晶文字”（黄炎培语）《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在汉口《大公报》连载，轰动江城，蒋百里也被誉为当之无愧的“抗战文坛健将”。

这是“文学家”的蒋百里。

今天看来，1938年的蒋百里只是路遇宜山，却未想在这里托付终生。冥冥中，这或许也是他与浙大的奇缘罢——早年从“前生”求是书院走出，如今却难舍“今世”之宜山浙大。浙大让百里走向传奇，百里也成为百廿浙大一道永恒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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