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体小说的新尝试

“五四”时期，尝试过日记体小说的作家不少，如庐隐、冰心、郁达夫、丁玲、冯沅君、沈从文、茅盾等。日记体小说的文体优势在于，它具有表达主观情感方面的潜能，可以真实袒露人物隐秘的内心世界，同时，这种文体容易切近作家生活本身，从叙述效果上看，似乎是作家生活的仿真版。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郁达夫《茑萝行》、庐隐《或人的悲哀》中，主人公与作家不仅在性别上一致，而且社会地位、教育背景、年龄职业、生活态度、性格气质都相当接近。故事地点、人物和事件都会使读者想起作家所处的真实环境和人生经历。关于这种仿真式的文体，史家称“自叙传”。韦持谦长篇小说《情满都柳江》看似与这类小说有所关联，但从审美视点来看，形式相仿的背后隐藏着不同的叙事向度。

如果说“五四”作家寻求与读者内心情感的交流，徐徐道出被青春情欲所困扰的、被生存困窘所折磨的情态，创造了以足够真诚为精神底色的“内向型”叙事文体，那么，《情满都柳江》则以作家的人生体验为创作源泉，建构创作主体眼中有关农村生产生活的认知评价体系，体现出一种“外向型”叙事的风范。这是日记体小说的新尝试。与“五四”日记体小说侧重自我表现功能不同，韦持谦的叙事指向中国历史变革中的宏大主题。这就依赖于公共性的历史经验的有力支撑。这部小说的故事情节当然不是纯粹虚构出来的，但也并非消解文学叙事与日记叙事之界限的结果，而是截取1977年至1982年期间作家所写的日记，并在此基础上提炼改造而成的。所以，与“五四”不乏私密意味的日记体叙事不同，韦持谦的叙事指向一种公共经验，是公共经验的个人化呈现。

实际写作中，韦持谦需要面对两个“文本”：一个是作为驻村干部时所写下的原始的日记，这是作家所见所闻的真实记录；一个是作家所创作出来的小说。这是一个虚构的文本。从第一“文本”到第二“文本”的转移成为小说创作的核心环节。原始“日记”显然不能照搬到小说中去，但它却能激活作家对30多年前乡村生活的记忆和想象，成为进入写作状态的重要触点，同时，它保存了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生活气息。从叙事质地来看，这部小说彰显一种侗乡原生态的泥土气息。为了把这种气息导入叙事，成为小说真实感的支撑点，韦持谦力图与“新时期”文化语境形成“话语”对接，以切合史实的文学想象，保证了小说所描述的农村生产生活事件的鲜活感和现场感。

韦持谦在广西农村基层的工作经历，让他亲历和见证了中国农村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历史面貌。这种经验为作家翔实地讲述新时期之初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轨迹提供了保障。叙事者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回望30多年前驻村的历史场景，展开宏大叙事，那么，这种写作能否在审美上与那个时代文学书写形成一种对话，实现一种艺术上的有效衔接，无疑是颇考验作家的写作功力的。独有的在农村“蹲点”的经验，让韦持谦抱着一种使命感进入创作状态。他力图还原30多年前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波澜壮阔的农村大变革的历史现场。从叙事视角看，中国农村大变革的场面描写是从蹲点干部的视点进入的。当时的蹲点干部与农民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这来源于干部与农民实行“三同”的政策规定。驻村干部成路丁与土沟大队农民打成一片，经历了秋收、备耕、春插、双抢等四个农业生产阶段。小说既有对生产队社员在田地摸爬滚打的劳动场景的描写，又提出了社员生活和思想中碰到的种种问题，实现生产与政治结合、劳动与改造结合、帮扶和脱贫结合。真实地展现了在“三结合”工作模式下，中国农村从过去大寨式评分记功（吃大锅饭）向大包干（按劳分配）过渡的改革浪潮。

从人物来看，小说主人公成路丁以及吴正誉、侯友是等，都是作家着力塑造的艺术形象。这些形象大都鲜活、丰满，尤其主人公与陈欣花那微妙的情感关系，值得玩味。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思想观念的开放与包容才刚迈开步子，作家对男女关系的描述正是基于这种新旧交错的时代氛围。与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所提出的人道主义命题不同，韦持谦非常巧妙地把陈欣花对成路丁的爱恋置换成一种功利主义诉求。换言之，陈欣花之所以追求成路丁，除了因为成路丁“有文化”“有身份”“有素质”“有品德”，更重要的理由是，成路丁是城里人。回顾那个年代二元对立的城乡结构就会记起，乡村女子借助婚姻进城的想法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成路丁把陈欣花调到县里工作，这是一种善意的表达，在这种善意的背后，又暗含一种对农村生活的拒绝。这个人物强烈的进城欲望似乎隐喻着农村改革之路的艰难和曲折。农民向城求生的诉求显示，要想改变中国农村生产的落后面貌，并非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实现的。这就避免了小说思考的简单化和片面性，深化了对中国农村改革复杂性的体认。

从认识论上看，陈欣花的形象具有社会学价值和历史学价值。“贫困”在文学作品中是永恒的话题。某种意义上，陈欣花对乡村的逃离等同于对贫困的逃避。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二元对立结构下的普遍现实。可以说，小说中秀水县生产队就是“新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的缩影。时至今日，农村依然是农民工所拒绝的符号。而新世纪如火如荼的城市化进程，对农民工向城求生的意向而言，何尝又不是一种成全？这个意义上，成路丁蹲点驻队的经验，其实并未变成历史标本，相反，它为当下中国提供了重要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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