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的天地洒满阳光

“走南闯北”时期的刘硕良。 吴力田/摄 20世纪80年代，著名作家王蒙夫妇（左一、二）访问漓江出版社，作者（右二）介绍情况。（作者供图）

刘硕良

1980年4月20日，我一生中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

这一天我结束15年的非典型农场生活，走出高墙，回到革命队伍，回归正常人的生活轨道。

当时我已逾47岁，意味着人生已经过半。回首前半辈子，从17岁投身广西日报，到“四清”出事，一共16年，而牢狱和准牢狱生活却耗去了15年，剩下的可工作的日子，算到60岁也不过十二三年了。

时光之紧迫和可贵，如此严峻地摆在我的面前。

幸运的是，党没有忘记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新时期给国家民族带来了历史性的大转折，也给我燃起了希望，提供了从头做起的机会、环境和道路。

1跻身先进行列

命运的逆转始于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把我安排到当时的广西出版局工作，使我走上和此前新闻工作既有联系又充满挑战的出版之路。当时广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高手林立，各方面都在大展宏图，只是外国文学还没有人负责，室领导让我填补了这个空缺。

这个空缺的优势是天地广阔，资源丰富，可供选择和回旋的余地很大。问题是如何进入，如何切割。20世纪七八十年代，湖南带头《走向世界》，四川《面向未来》，浙江《飘》出巨浪，江苏《译林》诞生，安徽、云南也有佳作名篇迭出。这一回广西没有落后，而且抓住漓江出版社挂牌之际，扩展全球视野，冲破地域局限，大步走向全国，走向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和人才荟萃之地，充分利用优势资源，打造高点亮色。

从1981年3月开始，漓江陆续推出堪称“小清新”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和别具一格的漓江译丛、域外诗丛、艺苑人物丛书、世界中篇名作选、法国20世纪文学丛书、外国通俗文库与多种畅销书及理论研究资料……显示出京沪双峰耸立、各地群雄并起的形势下，漓江独辟蹊径、不离宗旨，执著经典、突出艺术，有计划有系统、多方位多层次向外国文学进军的磅礴气势。特别是神秘、宏伟的诺贝尔文学奖丛书的大胆推出，让人眼界大开，耳目一新。《外国名作家大词典》《外国妇女文学词典》《诗海》《世界名诗鉴赏词典》等辞书工具书及《彩色插图世界文学史》的集中问世则显示了漓江版外国文学图书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和高度。当时的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的密集报道，更在各地掀起了一股“漓江热”。

从南宁挂牌5年、桂林建社6年，到1991年11月全国首届优秀外国文学图书评奖，不过11年时间，漓江走到了外国文学出版的前列，获奖总数和一等奖数量均居全国各省份出版社之首，一时被舆论认为堪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鼎足而三。全国中心城市新华书店座谈会、全国中青年文学翻译交流会和外国文学出版座谈会相继在桂林召开，漓江成为众多读者和专业人士注目之所在。

2时势使然根脉使然

随着选题的发掘和深化，以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为基地，涵盖全国众多高校译者、人数多达200的强大译著队伍迅速建立，漓江社自身的多语种编辑力量也逐步壮大，从而打下了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

这一大好局面的开创，首先得益于改革开放大时代的召唤和簇拥，得益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潮流激荡与驱使。

在中国社会多次转型过程中，外国文学都是开风气之先的孵化器和助推剂，而当逆流涌动时又往往难逃“背锅侠”的命运。其间的起伏进退与出版宗旨及全局责任的认识和把握关系极大。新时期的改革巨浪和开放气象给外国文学出版繁荣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和环境，即使偶有曲折也终究改变不了发展的势头和方向。漓江新办，一张白纸，一袭芳名，一派清新灵秀，正好绘写最新最美的画图。

自然，经济上的白手起家，并不意味着精神文脉上的贫乏和虚空。桂林的历史文化名城地位和绝美漓江、千古漓江、世界漓江所蕴含的无尽生机和神韵，给了漓江出版社最宝贵的启示和底色。远的不说，20世纪初叶，马君武就已开启译介外国文学名著和先进科技的新时代。20世纪30年代，陈望道等著名学者、翻译家来桂林，洒下新文化的种子。20世纪40年代，桂林文化城巍然屹立，外国文学翻译和出版成为其中灿烂夺目的一部分。戈宝权、巴金、穆木天、冯至、胡仲持、蒋路、秦似、赵家璧等翻译家出版家云集桂林，大显身手。王力、梁宗岱在国内外持续开展的翻译活动，更壮大了中国和广西译界的声威。桂林俄专的创立、三种译刊的坚持、从《静静的顿河》到《人鼠之间》《背德者》等一系列现当代文学杰作的推出，写下了桂林作为文化先锋的光辉历史。

新时期漓江出版社在西南边陲的崛起，虽显突兀奇拔，却绝非偶然。包括我在内的众多“漓江人”，紧跟时代脉搏，抓住历史的机遇，承袭历史的根脉，在天时地利人和俱备的条件下献出了应尽的力量。回首那时创业的艰辛和万难不辞，甚至累到胃出血，到医院抢救还带着一本本原稿抢时间编辑，心潮的澎湃恍惚犹在耳际回响。

3“小车不倒只管推”

人一忙起来，真是不知老之将至。转眼来到1992年9月，我已花甲之年。人事部门没忘记给我办退休手续，材料报到局里，时任局长一看不妙，工龄才有12年，退休工资仅仅80％。这位老报人，对我的历史和遭际心中有数，于是将材料默默压了下来，“看看再说”。1993年4月，接力出版社李元君同志和王玲同志要聘我去当总编，合同都出来了。当时接任广西新闻出版局的局长中途拦下，把我调回局里，在图书处行走，筹备出书出杂志。

1995年《出版广角》创刊，我任主编，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干到2000年。办刊6年，秉承的仍然是漓江路数：面向全国，面向世界，依靠全国和各地方出版界领导及精英人士，充分发挥信息交流平台的作用，力求与中国出版同步，为中国出版服务。“新中国出版50年特辑”和世纪之交全国八大出版论坛的成功举办，显示了《出版广角》不俗的气概与实力。时任新闻出版署图书司专家于青说：“署里看《出版广角》的人多于看其他的。”可见“梳妆打扮，送上门去”的探索求新收到了实效。

这次重回南宁，我终于为形势所迫，就个人历史问题的解决向自治区人大重新进行了申诉。我相信改革开放已远超10年，时下在岗的执法者与旧案已无关连，应该更能够从事实出发，独立进行客观的判断。果然，1997年11月，广西高级人民法院做出重审判决，撤销原判，工龄连续计算。长时间戴着镣铐跳舞的痛苦日子结束了！

2000年组织批准我离休。但一种“小车不倒只管推”的惯性力量推拥着我为心爱的出版事业继续发挥余热。2001年应聘到云南，创办《人与自然》杂志和同名文库。2004年又北上京城，为长江文艺出版集团公司旗下的几家出版社策划书稿。加上之前我为湖南文艺出版社和浙江文艺出版社组织名著重译，为河北教育出版社组织“世界文豪书系”，虽不是直接为广西做事，但多少扩大了广西的影响，为广西争了光。

2007年，75岁的我结束北漂回到南宁，又一头扎进广西文史研究馆刊物。9年时间为馆里编辑出版了30多期《广西文史》和20多册文史图书，包括广西第一部古代文化通史和现代文化史。今年86岁编注的《春潮漫卷书香永——开放声中书人书事书信选》赴京举办发布会，收获翻译界、出版界专家好评。

近40年间多项荣誉和奖励与我相连，其中我最引以为荣的是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颁发的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和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时入选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部评定的“八桂先进人物”以及《广西日报》刊发的千字通讯。面对奔涌不息的历史洪流，我没有辜负党的关怀、期待，在洒满阳光的开放天地里交上了自己尽力作出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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