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戒毒系统抗艾十年：毒瘾与病痛下 有人回归社会结婚生子

广西女子戒毒所艾滋病集中管理大队的戒毒人员出操。 本文图均为 广西戒毒管理局 图吸毒4年后，潘晓婷（化名）被送进了强制隔离戒毒所。入所体检结束不久，她被确诊感染艾滋病病毒。此后三天里，她无法入睡，脑海中那个“死”字一直在回荡。

三年间，潘晓婷在经历恐惧、焦躁、孤独等负面情绪折磨后，最终走出阴霾。她说，两次进入戒毒所后现在不那么怕了，等戒毒期满，她想做点小生意，自力更生，让家人安心。

相对于大多数艾滋病吸毒者，潘晓婷是幸运的。广西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艾滋病专管大队大队长李慧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许多艾滋病戒毒人员确诊感染艾滋病病毒后，家人就放弃他们了，“除了病痛和毒瘾，最难熬的是孤独。如何为他们注入新的希望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这项任务对于戒毒所的干警来说并不轻松。广西第二强制隔离戒毒所艾滋病集中管理大队一名民警介绍，一开始，戒毒人员与民警之间的对立情绪突出，“艾滋病戒毒人员觉得将他们集中管理是在“贴标签”，由于防艾知识缺乏，对艾滋病的恐惧，加上来自社会、家庭等各方面的压力和误解，民警的工作开展得十分艰难。”

这些问题最终都在生活的点滴细节中得到解决。

广西戒毒管理局生活卫生办公室主任黄杰明说，从2009年起，广西司法行政戒毒系统逐步加强了对艾滋病戒毒者的管制与帮扶，除了医疗设施保障，更重要的是人文关怀，“经过10年的努力，这些艾滋病戒毒者与民警之间的关系逐渐从对立走向依赖，也有人回归社会结婚生子”。民警为艾滋病戒毒人员开展成功典型教育。

喜帖：戒毒期满2年后，她步入婚姻殿堂

2017年9月，广西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艾滋病集中管理大队的民警们收到了一张来自艾滋病戒毒人员寄来的喜帖，喜帖上新娘王昭莺（化名）的名字，大队长李慧回想起她刚刚入所接受强制隔离戒毒时的情景。她告诉澎湃新闻，那时候，王昭莺意志消沉，甚至有报复社会的倾向，得知王昭莺收获幸福，艾滋病集中管理大队所有民警都为她高兴。

2013年前后，王昭莺在进入戒毒所刚刚被查出患有艾滋病时，曾反应激烈，她一遍遍在嘴里重复着“不可能”，并要求医生对她重新检查。

李慧说，在结果得到确认后，王昭莺开始变得消沉，不愿与人接触，“我们尝试与她沟通，为她进行心理疏导，但效果并不理想。不久以后，她做了一件非常出格的事，但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拉近了我们与她之间的距离。”

李慧口中这件“出格的事”曾让很多人觉得后怕，一天夜里，王昭莺将自己用过的纸巾塞进了戒毒所一根水管里，幸亏被民警及时发现并制止，“当时很多人认为这是非常严重的违纪行为，应当严肃处理，但我们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将这起事件定性为一起普通的“求关注”事件。这个结果，我想王昭莺自己都没有想到。但也正是因为这样，她才看到了我们对她的关怀。”

这件事后，王昭莺与戒毒所民警之间的关系逐渐得到改善，到2015年戒毒期满时，李慧等一干民警在王昭莺的心里，已经成了知心姐姐，无话不谈。

王昭莺婚礼当天，艾滋病集中管理大队的许多民警曾前去参加了这场不一样的婚礼，王昭莺的故事在之后也在广西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传为一段佳话。

实际上，早在王昭莺之前，在艾滋病集中管理大队，已经有3名艾滋病戒毒者在戒毒期满回归社会后，收获了自己的“美丽爱情”，其中2人通过母婴阻断技术已经生出了健康的孩子。李慧说，她们的故事，在让戒毒所民警备受鼓舞的同时，也让正在戒毒所内接受强制戒毒的艾滋病戒毒人员寻获到生活的希望。

和王昭莺一样，潘晓婷也是在进入戒毒所体检时查出了艾滋病毒，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她一度感觉到绝望。她告诉澎湃新闻，最初一段时间，在她的脑海中“艾滋病”“死亡”“完了”等字眼一直挥之不去，经过系统的学习，她对自己的病情有了初步的了解，“我也听说了王昭莺等和我一样患有艾滋病的戒毒人员的故事，由此对生活有了些盼头。我希望将来出去能做点小生意，挣点钱，结婚，生孩子……”

恐惧：集中管制艾滋病患者让专管大队成“禁区”

能像王昭莺一样在患艾滋病后，与正常人结婚，生下一个健康的孩子，对于艾滋病戒毒者来说，并不容易。

广西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艾滋病集中管理大队教导员覃明红说，王昭莺在戒毒期满后，三年里再没碰过毒品，而面对艾滋病与一个健康的爱人，她也曾无比痛苦和纠结，“这个挣扎的过程，旁人是体会不到的。但即便是这样，她仍然是幸运的。”

覃明红说，在多年的工作中，她发现一个现象，几乎所有的艾滋病戒毒人员都非常自卑，他们在进入戒毒所之前可能受到过各种各样的歧视和不平等待遇，自信心完全崩塌，甚至自暴自弃，“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这一片废墟里，为他们注入新的希望，帮他们站起来”。

这项任务在最初的实施过程中十分艰难。

广西第二强制隔离戒毒所艾滋病集中管理大队副大队长雷京华告诉澎湃新闻，在工作中，他与艾滋病戒毒人员相处了十年，这十年里，他经历了抵触、恐惧与困惑，甚至想“逃离”艾滋病专管大队，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坚守岗位，“人毕竟是感情动物，当我走近这个特殊的群体，了解了他们的生存现状，发现了他们的正在经历的苦难，就没法抛下使命，不管他们是艾滋病患者，还是吸毒人员。”

雷京华说，2009年初，广西戒毒系统对于艾滋病戒毒人员的集中工作进入筹备阶段，而在集中大队正式成立之前，这个消息只控制在少数领导的范围内。那年3月，他与大队长谭庆坦一同前往位于北海市的广西第六强制隔离戒毒所参加学习培训，“到了之后发现，学习的内容，全部都与艾滋病有关，我于是产生了“不好”的预感”。

从北海回到柳州后不久，第二强制隔离戒毒所七大队成立，这个大队后来也被称之为艾滋病集中管理大队，雷京华与其他的14名同事被调往这里工作。他回忆称，最初，七大队只有9名戒毒人员，他们全都是从其他大队调过来的艾滋病戒毒人员，“我们15名干警也和他们一样，仿佛被贴上了艾滋病的标签”。

雷京华说，七大队成立后就成了“禁区”般的存在，“别的同事从不愿来这里，甚至和我们见面也会绕着走，对于防艾知识的缺乏，让所有人都对艾滋病充满恐惧”。

2009年时，雷京华只有25岁，刚从警校毕业两年，他曾找过戒毒所领导，表示自己尚未结婚，所里应当考虑他的现实情况，他希望能够调离艾滋病专管大队，“那时候每天都在恐惧中度过，怕感染，怕职业暴露，也怕影响家人，女朋友身上哪怕起个红疹，我都会怀疑是不是我传染了什么病毒给她”。

因工作的问题，雷京华的婚期一拖再拖，来自家人和同事的异样眼光，让他倍感压抑。

孤独：因艾滋病被家人放弃，有人曾割腕自杀

艾滋病专管大队的成立，不止为戒毒所民警带来困惑，也曾让这里的艾滋病戒毒人员十分抵触，他们认为自己的隐私因此被暴露，一个写着“艾滋病”的标签被无形中贴到了他们每个人的脑门上。因此，在最初的三年时间里，艾滋病戒毒人员与民警之间的对立情绪十分严重，甚至摩擦不断。

雷京华说，艾滋病戒毒人员不配合管教，想方设法为民警找麻烦，在大队成立之初几乎是一种常态，“他们不肯下楼，不吃饭、不出操也不参加劳动，我们的工作开展得十分艰难。”

大队长谭庆坦回忆称，从2009年到2012年这种对立的情绪一直持续着，“他们在想方设法给我们找麻烦，我们也在时刻准备着应对他们的突然发难，这让许多民警感到十分疲惫，当时甚至传出一种说法，只要把我击垮，集中管理大队也就垮了，于是他们开始给我出难题。”

谭庆坦回忆称，一次在吃饭过程中，食堂里突然吵闹起来，有艾滋病戒毒人员叫嚣着称馒头是馊的，不愿意吃饭，“我赶到食堂后，一个馒头就被递到我面前，他们说“馒头是馊的，不信你尝尝””。

面对艾滋病戒毒人员递过来的馒头，谭庆坦显得若无其事，他接过馒头咬了一大口，并表示馒头没有问题，可以吃。他的这一举动让所有人愣在当场，也平息了这次风波，“后来我就告诉他们，不配合管理，对自己的病怎么传播都不清楚，怎么和我们作对？”

这次的闹剧后来让集中管理大队里的气氛缓和了很多，但真正化解掉戒毒人员与民警之间的对立情绪，是从雷京华处理的一次突发事件开始的。

雷京华说，在艾滋病集中管理大队，许多戒毒人员在查出得了艾滋病后，家人就将他们彻底放弃了，“每个月家属可以来戒毒所探视一次，但是在艾滋集中管理大队，很多戒毒人员一年都见不到家人，这让他们看不到希望，加剧了他们的孤独感”。

2012年，艾滋病集中管理大队一名戒毒人员，就是因为亲情缺失，在宿舍内割腕了。雷京华在监控视频中看到这一幕后，即刻奔向了事发的宿舍。他回忆称，等到他赶到宿舍后，血已经流了一地，“我来不及多想，立刻背着他往所医院跑，其间，他挣扎着让我放下他。我不记得我说了什么话，但到了医务室以后，看到他的血流了我一身，这时候，我开始感到害怕。”当然，这次的事件最终并没有对雷京华带来任何风险，但让艾滋病戒毒人员看到了来自民警的关怀与勇气。雷京华说，他在事后开始思考这些艾滋病戒毒人员的生存现状，并尝试去理解他们，“我可以想象，艾滋病戒毒人员通常要承受毒瘾、病痛、歧视和恐惧等多重折磨，如果这个时候连亲情都没了，那对他们来说是一场灾难”。广西第二强制隔离戒毒所艾滋病戒毒人员子进行象棋比赛

依赖：想出去也怕出去，他们惧怕高墙外的世界

雷京华现在仍清楚地记得那名割腕的戒毒人员名叫张绍安（化名），也记得他获救后绝望的眼神。他说，在得知对方自杀的原因后，他曾驱车前往张绍安的家里，与他的家人进行了一次长谈，“我向他们讲述了张绍安的现状，也谈到一些关于艾滋病的基本常识，最终在我的极力劝说下，他们来了一趟戒毒所，见到了张绍安，那次会见中这家人的心结也打开了。”

雷京华说，此后，他们与戒毒人员双方的关系逐渐变得融洽，“流血事件”消除了大部分民警的恐惧心理，张绍安的改变，也让很多艾滋病戒毒人员看到了生存的希望。

56岁的刘西营（化名）自1996年开始吸毒，2012年查出患有艾滋病，过去的20多年间，他曾反复进入广西第二强制戒毒所六七次，他说，自己亲身见证了艾滋病集中管理大队的发展与变迁。

刘西营回忆称，自己当初感染艾滋病是因在注射毒品时与其他吸毒人员共用针管，“这里年龄稍大点的艾滋病戒毒人员多数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患病的”。

在感染艾滋病的7年间，刘西营与其他大多数艾滋病戒毒者一样，经历了死亡的恐惧，亲情的缺失以及病痛、毒瘾的折磨，但最让他无法接受的是来自外界的歧视，“这些年，我反反复复来到这里好多次，自从得了艾滋病后，我发现我对于毒品越来越难以抵抗”。

刘西营说，因艾滋病病毒会破坏人体免疫系统，经常诱发各种并发症，他在戒毒期满出所后，开始惧怕穿白大褂的医生，因为在他们眼里，自己就像是透明的，“在医生这里，得艾滋病这件事是没办法隐瞒的，我也曾遇到过医院拒绝为我治疗的情况，这些歧视让我非常难受，为了缓解压力就又开始吸毒”。

在刘西营眼里，戒毒所的民警比任何人都了解自己，他说，这里没有人歧视他，在这里他觉得自在，在反反复复进出戒毒所多次后，他开始有些惧怕高墙外的世界。

广西戒毒管理局生活卫生办公室主任黄杰明介绍，广西司法行政戒毒系统共有强制隔离戒毒所8个，其中收治艾滋病戒毒人员的共有3个，共有近300名艾滋病感染者正在所内接受隔离戒毒。刘西营的情况，在艾滋病戒毒人员中是普遍存在的，部分艾滋病戒毒人员因此自暴自弃，甚至有报复社会的倾向。民警一直在尝试向他们灌输“艾滋病到我为止”正确观念，“对于戒毒所来说，除了常规的医疗设施保障，更重要的是人文关怀。消除歧视不是不可能，但需要时间，我们用了10年时间在广西戒毒系统内部做到了这一点，在高墙之外，我相信在未来的情况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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