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江日报》与我的文学缘 □梁万德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一所村中心小学任教，开始订阅《右江日报》。当时并不是因为对《右江日报》有什么特殊感情，而是当时农村文化生活贫乏、信息不畅，订份报纸不过是为了多了解一些知识和外界信息而已。不久报纸停刊。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右江日报》复刊。在新的形势下，报纸报道也一改过去一个声音、一个调子、单调枯燥的模式，《右江日报》也赶在时代的潮头。田林的梁干及隆林的彭志规同志的杂文及一批新面孔、新基调的文学作品始见报端，新的视野、新的活力吸引了读者，我对她也由当年的“要我读”改为“我要读”。

也从那时始，不管调到何处，身边总不离《右江日报》。我学生时代就热爱文学，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始，我就贪婪地吸吮《右江日报》上的文学甘露，接受她的思想熏陶，一次次为优秀文学作品而感动。

作为时代晴雨表的文学，从报上看多了，读多了，总油然有一种冲动，产生一种责任，促使了我平生第一次拿起笔，以历史人物邓通的故事为题材，结合现实，写了篇杂文《从邓通吮脓说开去》，鞭笞和揭露那些投机钻营、拍马溜须的人的丑恶嘴脸，稿件发出不几日，即被《右江日报》副刊采用。

改革开放年代，造就了一批时代的“弄潮儿”，他们从事前人没有做过的事，闯出了一条条前所未有的新路子，他们的开拓精神和业绩，得到了党和人民的认可和赞扬。但一些对新事物左右看不惯的人，对这些在改革开放前沿奋斗的人“鸡蛋里挑骨头”，专抓他们的“短处”和失误，打击他们的积极性。我又在《右江日报》发表了《话说枪打出头鸟》《别做事后诸葛亮》等维护改革开放“弄潮儿”的文章，得到了时任县长在县“三干”会上宣讲。彭志规同志（时任隆林各族自治县县委副书记、后任右江日报社总编）也在一次会议上表扬了我的社会责任心，使我受到了鼓舞，也增强了我利用文学展示人生价值、为社会多作贡献的决心，从此笔耕不辍，与《右江日报》的彭志规、陈耀龙，周广生、岑运权、黄国锋、樊金梅等编辑结成了亲密的师生和文友，经常得到他们的指导和帮助，使我在文学路上越走越远。我与《右江日报》诸位编辑老师的关系也日益密切，每次出差途经百色，我都会到报社向诸位编辑老师请教学习，他们也鼓励我在文学路上加强学习与实践，使文学创作再上新台阶。

在《右江日报》诸位编辑老师的指导和鼓励下，我的文学理论和创作水平逐步长进，作品也开始走向区内外。我在工作之余，还到河北省杂文创作学院学习，钻研杂文及其他文学作品，写评论文章。

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的稿件上稿率有了更大提高，与《右江日报》的编辑老师关系更密切，也得到了他们更多的鼓励和帮助，我的作品在县、市内都有些影响，被隆林文友选为县文学组织的负责人。从此，我对自己提出了更高要求：除了写出更多的文章外，还要带好我身边的文友。

2008年，我从政协退休。2010年，由于县文联领导的信任和文友的厚爱，我被选为隆林作家协会第一任会长，为发展隆林文学事业担当更重的担子。我带领文友下基层，接地气，先后为县离退休协会、县残联、县政协、学校出版了六本文学或史料专集，本人任主编。至2018年，鼓励12位作协会员出版了个人文学专集，有7位文友加入了广西作协。这一时期，创造了隆林短时期内出版个人文集最多和加入广西作协人数最多两个成果，得到县领导的首肯和赞扬。

我今生的文学缘，是在《右江日报》的肥田沃土中发芽、生根、开花、结果的，四十年来，我由一个无知的苗冲孩子成长为作家，一路走来，与《右江日报》的编辑老师的栽培是分不开的。

今生，我与《右江日报》不舍不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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