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猎”者以利猎权、借权生利,被“围猎”者以权谋私、自甘堕落。面对形形色色的“围猎”招数,意志薄弱的党员干部很容易放松警惕、迷失方向。从为了满足虚荣心,穿戴必讲名牌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原党委委员、副厅长任杰灵,到帮助老朋友“特事特办”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厅原副巡视员蒋勇,再到对现金红包、购物卡、储值卡、健身卡来者不拒的河南省新郑市委原常委、宣传部长王保军,纵观十八大以来落马的党员干部,甘于被“围猎”者不在少数。那么,他们为什么甘于被“围猎”,又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呢?记者日前采访了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宋伟、湖南省廉政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邓联繁。
甘于被“围猎”看似被动腐败,实质却是主动的利益交换
记者: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作出““围猎”和甘于被“围猎”交织等问题依然突出”的论断。如何理解甘于被“围猎”?
邓联繁:甘于被“围猎”,侧重点在“甘于”两个字。甘于,顾名思义就是甘心于、心甘情愿,不是被迫的,甚至是乐于被“围猎”。
记者:“围猎”者和甘于被“围猎”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宋伟:“围猎”者的目的是通过党员干部获取不合法、不合规的利益。而被“围猎”者则通过运用手中的权力或者影响力帮助“围猎”者实现非法目的,从而谋求自身的好处。甘于被“围猎”看似被动腐败,实质上却是被动掩饰下的主动利益交换。
甘于被“围猎”源于虚荣心、贪婪心和侥幸心
记者:被“围猎”者为什么会甘于、乐于甚至主动被“围猎”?
宋伟:一个人一旦思想上的“总开关”失灵,那么面对诱惑,特别是面对欲望、爱好、小恩小惠时就容易缺乏自控力,进而导致行为无原则和无底线。
邓联繁:甘于被“围猎”的原因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首先,是精神利益层面的虚荣心。有些党员干部存在“官本位”思想,觉得掌权者就应该被簇拥、被众星捧月,否则就显得没能力、没市场、没权威。他们乐于享受那些“抬轿子”人营造的优越感。
其次,是物质利益层面的贪婪心。党员干部在被“围猎”时尝到甜头、得到好处,往往愈陷愈深,欲罢不能。如果他们自身能够控制贪欲、严格自律,就不会给“围猎”者“钻空子”的机会。
最后,是侥幸心的问题。很多甘于被“围猎”者其实内心是有权衡的。侥幸心让他们认为腐败的方式很隐蔽,有人情、感情等幌子,不是赤裸裸的权钱交易,被查处的可能性低。因此,往往选择自欺欺人,甘于接受、乐于接受被“围猎”。
“围猎”和甘于被“围猎”问题交织体现出反腐败斗争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
记者:从党员干部自身来说,如何反“围猎”呢?
邓联繁:一方面要守住底线。用党纪国法去衡量和约束自己的言行,时刻提高警惕,慎欲、慎权、慎微。另一方面要以高标准要求自己。提高党性修养,不断净化灵魂、培养高尚情操。通过提高生活情趣,摒弃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发自内心地不屑于被“围猎”,主动净化生活圈、朋友圈。
记者:从外部监督来看,党组织应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解决党员干部甘于被“围猎”的问题?
宋伟:“围猎”和甘于被“围猎”问题交织,反映了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这种状态对政治生态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我们看到,少数党员干部原来是有一定的纪律意识,但因为没有坚守住纪律底线,逐渐被拉入腐败的泥潭中。所以,党员干部、党组织、社会层面各个维度都应当以“亲”“清”政商关系的标准来划清界限。
对党组织来说,要加强廉洁教育、理想信念教育,让党员干部自觉反“围猎”,更不能堕落到甘于被“围猎”。同时,要发挥监督作用,比如强化行贿受贿一起抓,对被“围猎”者,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对“围猎”者,在依纪依法追究责任的同时,还要让其“吐出”所有的非法获利。
邓联繁:要抓早抓小,坚决防止“温水煮青蛙”。这里面要把握好尺度的问题。究竟是“亲”“清”的政商关系,还是甘于被“围猎”,其实很容易区分。比如,商人和官员钓鱼,偶尔出去钓鱼可能是君子之交,但如果经常出去钓鱼,车接车送,勾肩搭背,吃吃喝喝,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有猫腻。所以,对于发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还是要尽早纠正。
此外,要营造崇尚廉洁的政治氛围与社会环境。比如,加强党务政务公开、坚持行贿受贿一起查、畅通群众监督举报渠道等。这些措施可以压缩权力寻租空间,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崇尚廉洁的氛围环境形成,有助于潜移默化地转变甘于被“围猎”者以权谋私的想法,改变“围猎”者依附权力的心理,从而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
(原题为《关注“围猎”和甘于被“围猎”交织问题 香饵有毒切莫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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