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丁肇中先生身边工作的日子

史海钩沉

郑志鹏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我们在丁肇中先生领导的MarkJ探测器上学习、工作至今已有40年了。那一年多紧张而有意义的经历令人难忘，对我们以后的工作和生活影响深远。为了纪念这段不平凡的生活，我记录下几件印象深刻的往事。

1975年，丁肇中先生到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作报告，受到了热烈欢迎，听众挤满了讲堂。我也去听了，对其发现的新粒子感到十分好奇，被他准备在德国汉堡新建的大型探测器及其物理目标深深吸引。

1977年，丁肇中先生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之后不久再次访问中国，受到邓小平同志接见。在接见时，邓小平提出希望他为中国培养科学人才，并提出培养100人的要求。丁先生回答说：“可以培养，但第一批先送10人来我的实验室工作、学习吧。”

邓小平同意了丁先生的考虑，并对他的许诺表示感谢。于是国内有关部门按此做出安排，准备从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挑选8人，从中国科技大学挑选2人，共10人到丁肇中实验室学习、工作。

在经过严格的考核后，我有幸成为这10人之一，心中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能得到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培养；紧张的是，听说丁肇中先生要求极为严格，担忧能否胜任。

因为是“文革”以后第一批出国学习，国家特别重视。出国前，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到高能物理所接见了我们第一批先行的6人。他一一询问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后对我们说：“你们是‘文革\’后第一批派出国外的访问学者，要带好头，做出榜样。要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学成回国，为祖国的科学事业服务。”

1978年元旦刚过，我们头一批6人：唐孝威、郑志鹏、马基茂、郁忠强、童国梁和张长春，便乘飞机从北京飞往巴黎，再换乘火车到波恩。在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住了一天，受到了张大使的接见。第二天乘火车抵达汉堡，丁肇中先生已在火车站接我们，热情地和每一位握手，表示欢迎。接着带我们来到了他所工作的德国电子同步加速器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研究中心）。安排好我们的住宿后，他对我们说：“明天上午9时，在会议室见面。”

第二天开的是全组大会，小组人不多，约30人左右，是以麻省理工学院为主，有美国人、德国人等组成的国际合作小组。丁先生首先对我们新来的6人表示欢迎，把我们介绍给大家。然后报告了我们即将建造的MarkJ探测器的结构，建造时间表以及近期的工作安排和分工。他讲话后进行了讨论。会上大家都讲英语，我和大多数中国去的同事能听懂一些，但总觉得讲得太快，尚不能准确理解确切的意思。

到研究中心的第二天，紧张的工作就开始了。为了赶在PETRA加速器出来前造好MarkJ探测器，只剩下一年多的时间，因此不得不日以继夜地工作。丁先生带头，大家每天从早上9时一直干到次日零时，除了睡觉、吃饭以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周末和节假日也不例外。因为当时年轻，想多学些东西，早日完成自己承担的任务，也就很快适应下来了。

我们6人分到了不同的小组，我参加大面积闪烁计数器的制备以及数千个光电倍增管性能的测试。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方面的工作，没有经验，但又不可能系统地学习后再干，只好边干边学，不懂就问同一个课题组的两个美国人和一个德国人。他们都很热情，有问必答。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很快就熟悉了环境，投入紧张的工作。

当年3月，中国科技大学的许咨宗、杨保忠和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的朱永生、吴坚武也来了，10人都到齐了。

丁先生分配给我们10人的工作，几乎涵盖了MarkJ探测器的主要方面，包括几个主要的子探测器以及电子学触发系统、在线数据获取和离线分析系统。其实，这是丁先生有意全面培养我们，让我们积累经验，以便回国后能胜任大型探测器的建造。

为了提高我们的理论水平，丁先生请了几位研究中心的理论家给我们讲粒子物理进展。为了提高我们的英语听说能力，请了他的秘书和他的两个女儿利用业余时间给我们上英语课。

在MarkJ组，每周开一次例会，由丁先生主持，内容是检查工作进展，讨论遇到的问题，布置下一阶段的工作。会议一般在下午临下班前的一个小时召开，时间控制在一个半小时以内，效率很高。随着我们听力的提高，我们逐渐地融入了组会，耳朵顺了，也敢在会上发言了，可以自如汇报工作进展并参加讨论，并从组会中了解到整个探测器的概貌，还可学到丁先生严谨的作风和果断的能力。

一次丁先生请我们吃饭，逐一询问每个人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我们都一一作答。他统计后发现我们10人中有5人是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的，即朱永生、许咨宗、杨保忠、吴坚武和我，于是对中国科技大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向我们询问大学的详细情况。

我们向他介绍说中国科技大学是1958年成立的，首任校长是郭沫若。该校是由中国科学院与教育部联合办的，充分利用中国科学院及下属研究所的资源优势，形成科学院办校，研究所与相应院系紧密结合，高年级学生在研究所做论文的特色。办校目的旨在培养高端科学技术人才，教师中有吴有训、严济慈、华罗庚、钱学森等著名科学家。我们5位都是从科大原子核物理及工程系（后改为近代物理系）毕业，在校时系主任是赵忠尧，教师有张文裕、关肇直、梅镇岳、彭桓武、朱洪元、李整武等知名学者。丁先生说，赵忠尧是正电子湮灭现象的发现者，对正电子发现有重要贡献。张文裕在高能实验物理方面成果卓著，他们二人都令他十分尊重。以后他多次向我们打听在大学里都学了哪些课程。当我告诉他，我们学过原子核物理课，是梅镇岳教的。正好当时我手头上有一本梅先生编的原子核物理教科书，就拿给他看。他仔细翻阅后说，内容很新、很全，相当于美国研究生的教材。

丁先生于1982年访问了中国科技大学。不久后我们见面时，他对我说起他访问科大后的感想。他对学校环境、校风及办学理念还有少年班都赞不绝口，并称科大是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以后又在1984年、1992年重访科大，并从优秀本科生中挑选研究生，对科大、科大学子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1978年10月，已成为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访问西德，到汉堡看望我们10人，与我们谈话并共进早餐。当他知道我们工作比较辛苦，丁先生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时说：“科学研究要取得成果必须付出。要求严格好，严师出高徒。”他再次勉励我们要刻苦学习和工作，我们都牢记于心。

丁先生对赵忠尧先生是非常尊重的。1979年研究中心所长朔佩尔邀请赵忠尧先生参加庆典活动期间，丁先生热情安排赵先生访问他的实验室，并举行了一个小型的欢迎仪式。丁先生向大家介绍了赵先生的科学活动简历，重点讲了他发现正电子过程所作的贡献。丁先生总结说，没有赵忠尧及前辈的贡献，就没有我们现在从事的正负电子物理。在赵先生访问期间，丁先生抽空相陪，并让我照顾年已77岁高龄的赵先生的饮食、起居，充分体现了他对老一辈物理学家的尊敬和爱戴。

在工作中有一件印象很深的事，至今难忘。一天，丁先生布置给我一个任务，让我按他给出的线路图制备出供量能器使用的光电倍增管的分压器。在进行了认真调研和计算之后，我发现该线路设计不尽合理，可能会对能量线性范围有影响。在经过小型模拟实验并考虑再三后，我如实向丁先生说出了我的不同想法。他说：“你可按你的想法重新设计一个新的分压器，然后再带上原先设计的分压器到实验中去比较。”

我很快完成了任务。丁先生就拿着这两个分压器以及光电倍增管，和我一起来到实验室大厅测试。测试从晚上10时开始，到凌晨结果才出来。数据显示出我设计的那个分压器具有更大的线性范围。他看到实验结果后非常高兴，对我说：“量能器所需的几百个光电倍增管分压器都按你设计的做。”他又说：“天亮了，今天是星期日，一会我带你和中国同事去逛著名的汉堡鱼市场。”那天他兴致很高，从鱼市上买了许多刚打捞上来的鱼送给大家。我们拿回去烹饪，连着几天都品尝这些味道鲜美的海鱼。

还有一件值得回忆的事情。一次在实验之后的闲谈中，丁先生谈到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黄克孙教授。我说黄克孙是我的表兄，但他从小随父亲到菲律宾后又到美国，因而一直没见过面。他听后很惊讶地说：“知道你们都是广西人，但不知你们还是亲戚。”他问我：“你想见黄克孙吗？”我说当然。不久，丁先生请黄克孙到研究中心考核他的几位学生，我因此见到向往已久的表兄。见面时彼此都十分兴奋。丁先生设宴招待黄克孙，让我作陪。在那里我第一次从黄克孙谈话中听到他的传奇经历，还听到他说起他于1973年访问广西，访问我父亲的经过（事先我已听父亲谈过此事）。他还问到我的情况，我都一一告之。黄克孙临走前还对我说：“丁先生对你们这一批10人都很满意，认为你们基础好，很刻苦，能够独立完成他所交予的任务。”他勉励我在这里好好学习和工作，他说丁先生工作抓得紧是他一贯作风。我说，在这里虽然辛苦一点，但的确能学到东西。

1979年，经丁肇中推荐，应张文裕所长邀请，黄克孙访问了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我们再次见面、畅谈，并聆听了他讲授的粒子物理引论课程，受益匪浅。从几次谈话中，我知道黄克孙不但在物理领域卓有成就，而且爱好写诗，曾翻译过世界经典诗集《鲁拜集》，因此对他十分钦佩。访问期间，丁肇中和黄克孙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2002年，我和黄克孙又一次在北京见面，相谈甚欢。2016年，当我听闻黄克孙去世的消息后，不胜唏嘘，不禁想起1978年丁先生安排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感慨良多。

一年多的时间，一个性能良好的庞然大物——MarkJ探测器矗立在谱仪大厅里，这是MarkJ小组全体同事汗水的结晶，其中也有我们中国同事的贡献。我们都很好地完成了各自的任务，丁先生对我们的工作给予肯定和赞赏。

我们回国前，朔佩尔所长和丁先生考虑到中国学者一年多时间里工作劳顿，便安排我们到德国几个著名城市进行为时10天的访问、游览。我们从汉堡往南，途经汉诺威、科隆、波恩、美因兹、曼海姆、海德堡和慕尼黑等城市，参观了著名的波恩大学、海德堡大学和洪堡基金会及几个著名的企业，游览了科隆大教堂及白天鹅城堡。第一次领略到了德国先进的科学、繁荣的经济、悠久的文化及美丽的山河，对德国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

不久，就在这台MarkJ探测器上取得了胶子喷注发现的出色成果。大家辛苦了一年多，在实践中学习到了许多高能探测器的前沿知识，提高了我们的动手能力。同时，从丁肇中先生身上学习到了对待科学执着的精神和严谨的作风，对以后回国参加北京谱仪的建造大有裨益。

后记

经邓小平同志批准，1984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工程启动了。我参加了北京谱仪的工作。最初负责飞行时间计数器的制备，得益于在MarkJ上获得的经验，我的工作得心应手。我后期负责北京谱仪的工作，需要了解各子探测器的性能以及电子学、数据获取和物理分析等多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这也从MarkJ那里的全面训练中受益。在北京谱仪工作的好几位骨干，都是第一批到丁先生那里工作过的，我们都为北京谱仪的建造作出了贡献。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造前后，丁先生数次访问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我们得以见面。他对北京谱仪的建设非常关心，亲临谱仪工程现场进行指导，提出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对谱仪建设十分重要。北京谱仪运行不久，就取得了τ轻子质量精确测量的成果。

2014年，在J/ψ粒子发现40周年之际，丁先生应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之邀，访问了中科院，并分别在中科院和中科院大学做了精彩报告。在中科院的报告中回顾了J/ψ粒子的发现过程及深远影响，还回顾了第一批中国学者到他实验室访问的情景，并给予了高度评价。见到30多年前的老照片，看到年轻时的我们，回忆起逝去的岁月，大家都很激动。

在报告中丁先生还介绍了他领导的AMS空间探测器取得的成就。我们十分钦佩他对科学的执着精神，在接近80岁高龄时还工作在科研第一线。作完报告后，他邀请第一批在他那里工作的几位同事与他合影留念。

我还聆听了丁先生在中科院大学做的报告。报告结束后，大学校领导会见了他。我和在中科院大学工作的儿子郑阳恒也参加了会见。当校领导介绍郑阳恒也从事于高能物理研究时，丁先生非常高兴，并邀请我们父子与他合影留念。

回顾我的人生轨迹，在MarkJ学习、工作的这段时间是我重要的一段经历，40年过去了，至今难忘，写下来作为历史留存。

（本文作者郑志鹏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原所长、广西大学原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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