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上新闻道

县革委副主任的一句话，把我“逼”上了新闻的道路，改变了我的一生。

1970年伊始，我在来宾县迁江公社担任代理秘书。一天下午四点多钟，县里通知，要公社准备一份紧急的重要材料，次日上午九点钟，交给来公社检查工作的县领导带回县里。接到任务后，我放下手中所有的工作，投入了写作。当时，我从事秘书工作才三个多月，虽然掌握有不少现实资料，但对许多历史资料还不了解。当我把所需的资料全部收集到手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写完初稿，已是次日凌晨一点。天亮后，领导审查通过，我重抄一遍，正好九点钟。县领导如时来到公社。来检查工作的领导是县革委副主任黎榜升。他看完材料，随口问道：“这个材料谁写的？”公社领导说出了我的名字。他说：“写得又快又好。”

三个月后，柳州地区举办文革后第一期新闻报道学习班。来宾县分得两个名额，一个给县报道组，另一个给迁江公社。公社领导给县里回电话说：“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人才，派不出。”主管此项工作的黎榜升说：“怎么没有呢？罗人伟不是吗？”就这样，我参加了这一期学习班。

半个多月的学习，激发了我对新闻工作的浓厚兴趣。回到公社不久，恰逢每个公社都要配备一名新闻干事。我被县人事部门任命为迁江公社新闻干事。可是，接到这个任命时，我顿时觉得眼前一片白茫茫的，肩上沉甸甸的，不知如何是好。我原来只是一个中专毕业生，学的是畜牧兽医专业。从技术岗位上临时抽来公社代理秘书工作，已经是很大的挑战。现在要正式从事完全陌生的新闻工作，简直是逼牛上坡啊！为此，我陷入了几天茶饭不思的艰难思索。后来，我又慢慢走出了迷茫的心境。认为既然自己有这个兴趣，又是组织需要，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硬着头皮干下去。

当时，柳州地委有一个工作组在迁江蹲点。工作组中，有一位地区报道组的同志。他多次启发、指导我如何开展工作。县报道组每个月都要召开一至两次业务工作会，布置报道任务。并以会代训，请自治区级新闻单位的行家来面对面指导。经过一连串的业务活动，我逐渐悟出了一些门道，工作的信心与决心更加坚定了。担任新闻干事后两个多月，我于当年6月在《广西日报》上发表了第一篇新闻作品《智勇救火事》，大受鼓舞。

1971年，柳州地区的个别县，在缺水的乡村，在旱地里，不用育秧、移栽，直接播种水稻，获得成功。1972年天大旱，给粮食种植带来了极大困难。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地、县、乡各级领导普遍采取“一刀切”做法，强行全面推广水稻“旱直播”的经验，造成了大范围大幅度的减产。而迁江公社的领导认为“旱直播”不适合迁江的实际，拒绝推广。他们从实际出发，在本公社范围内，对水利基本过关、半过关、未过关三种不同地区的三种不同情况，采取了三种不同的种植模式，分类指导，协调指挥。结果，取得了上半年增产250多万公斤粮食的好成绩。根据上级的要求，我把迁江的事迹写成了题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的工作通讯。当年十一月，分别在《广西日报》《人民日报》的一、二版上发表了，反响热烈。

1973年8月，我被调到柳州地委宣传部新闻科工作。许多亲朋和同事都为我高兴。我却高兴不起来。新闻科原有11人，加上我一共12人。在12个人中，除了我，包括科长在内个个都是大学毕业生。要在业务上赶上他们，站稳脚跟，我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很明显，摆在我面前的，又是一场绕不开的背水之战。唯一的选择，就是一步一步地走，一篇稿一篇稿地写。科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无论是谁，写好稿后，如自己觉得有把握见报，直接寄给当时全广西仅有的《广西日报》、广西人民广播电台两家媒体。如觉得没有把握，则由写稿人把稿子送到这两家媒体，交给相关编辑，按照编辑的修改意见，改好了才回来。如果编辑认为需要换角度重写，或需要补充自己尚未掌握的素材，还要回到原被采访的单位，重新采访，重新写作，直至通过。这种经过编辑提意见进行修改的稿子，见报率是很高的。我就是利用这种机会，虚心向编辑请教。对他们提出的每一条意见，都要问个为什么，仔细琢磨，慢慢消化。许多编辑见我虚心，都很耐心地指导我。有的编辑还一字一句地教过我。如此三番五次之后，我顺利地掌握了新闻写作的基本方法与技巧。几年下来，在我手上，该见报的稿子见报了，该完成的任务完成了。脚跟逐渐站稳，业务日趋成熟。

但是，这种成熟只是实践上的成熟，而非全面的成熟。一个全面成熟的新闻记者，不仅要有较高的政策水平、社会认知水平，还需要有扎实的新闻理论基础、深厚的文学素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些都是我的短板。当我知道自己缺什么、需要什么之后，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便对古代汉语、古代文学等相关的古文知识，以及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大学新闻系的专业课程开展了系统的、艰苦的自学。在古文自学中，备有字典词典，不懂的古字古词，遇到一个查阅一个，写下了大量的学习笔记。在这期间，我有幸参加广西师范大学中文专业的自学考试并取得毕业文凭，前后参加了两期哲学专业学习班。在那段时间里，我除了完成写稿和其他相关的工作任务外，所有业余时间都用于看书学习。晚上常常12点以后才休息。出差在外，一有空闲就看书。参加会议或学习班，住集体宿舍，半夜利用走廊灯光也要看书学习。经过十一年的坚持，我终于完成了自定的学习计划。

此外，我还注意对各方面知识的积累。诸如历史、地理、社会知识、书报精华、民间民俗、古今中外、天上人间、生活常识等方面，只要是知识的东西，我都会认真地观察、收集，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深度和广度，直到今日。在长年的修炼中，我到底学过、学到了多少知识，自己也不清楚。这些知识，虽然不能马上用得着，但它像地窖里的酒，陈放的时间越久，就越发香醇。待这些知识在脑子里慢慢地消化吸收后，我不知不觉地发现自己不知是在哪一天，突然感到心胸舒畅、脑子充实、眼界宽阔了起来，变成了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另外一个人。从此，我把写稿当成乐趣，把新闻融入了自己的生活。在新闻的道路上，从实践到理论，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到创新，我一步步地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走出了自己的路。

新闻记者的生活，是一种勤苦的生活。勤学习、勤观察、勤思考、勤写作，吃得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寂寞委屈的苦。新闻记者的生活，又是一种舒情而幸福的生活。每当作品发表时、受到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时，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无可比拟的幸福感。

新闻之道，其路漫漫。唯有持久地上下求索，方可明道义，知践行。□罗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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