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阳整治书市 对雕版产生浓厚兴趣

雕版印刷是中国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雕版印刷技艺入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四川本是雕版刻书的发源地之一，但因战乱等原因，到明代时市面上再难见到蜀刊本。

杨瑞，岳池县镇龙人，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中进士，任行人司行人，嘉靖二年选授云南道监察御史，嘉靖七年被贬为随州判官，不久辞归。辞官归里后，杨瑞立志复兴四川雕版刻书，为岳池雕版印刷业之后的兴起和繁荣奠定了基础。

嘉靖初年，明世宗下令整顿学风，对在校生员进行考汰，黜退顽劣。因为阻力太大，朝廷派巡按御史杨瑞等人分赴各地巡查。巡查中不断有地方学官反映，生员使用的建阳版图书错字、讹字多，影响正常教授学业，因此杨瑞又被钦派到福建建阳整治书版市场。

建阳刻书历史悠久，宋代就是中国三大刻书中心之一，被誉为“图书之府”。明代建阳刻书业进一步发展，各地教学用书多用建版。但由于一些书坊主受利欲驱使，重量轻质，粗制滥造；加之建阳书坊数量庞大，多数工匠属于下层劳动者，刻艺虽好但文化素质较低，刻印中鲁鱼帝虎在所难免，屡屡出现问题，为学者所诟病。

杨瑞到建阳后，惩戒不法书商，清理登记照牌，销毁劣质书版，严控市场准入。杜绝讹错多、无牌号和质量低劣的书籍流入市场，图书质量很快有了改观。

为使市场监管常态化，解决书坊校勘能力不足的问题。嘉靖五年，杨瑞上奏朝廷，建议在建阳设立专门的官署，由朝廷派员监校书版把关质量，明世宗准奏。不久，朝廷派遣翰林侍读官汪佃到建阳校勘书版。

建阳书版市场经过整顿规范，又得到朝廷派员监校把关，刻书质量有了保障，种种非议遂绝。杨瑞不仅圆满完成了使命，还得到意外收获：通过深入了解和熟悉雕版印刷流程、技艺和经营方式，他对雕版产生了浓厚兴趣，萌生了在家乡刻书兴业的想法。杨瑞离开建阳前，还特意学习了建阳雕版印刷。

辞官归故里 立志复兴四川刻书业

因为卷入政治争议，嘉靖七年杨瑞被贬为随州（今湖北随州）判官。仕途受挫后，杨瑞已无意于官场，不久就辞官归里，去追求他人生的又一目标——复兴四川刻书业。

四川本是雕版刻书的发源地之一，早在唐代就已出现雕版印刷，两宋时期四川成都与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并称中国三大刻书中心。明代，由于战乱等原因，四川刻书业已经衰落，市面上再难见到蜀刊本，人们使用的书籍多为江浙本、福建本和湖广本，这成为蜀中文士的心结。杨瑞早有改变这种局面的志向，因此毅然作出辞归的抉择。

杨瑞回到故乡，断绝与官府往来，谢绝文人们的交游唱和，潜心于雕版印刷的创业。他把兴业地选在家乡镇龙，这里山多土瘠，有富余劳动力而缺少经济来源，发展雕版可以使父老乡亲摆脱贫困。经过精心谋划，杨瑞开始了艰辛的创业历程。

雕版需要原材料，而雕版在岳池是前所未有的行当。没有原材料市场，书版、纸张、印墨等无法从近处取得。为了降低营运成本，杨瑞邀约宗亲乡邻走深沟翻山脊，伐竹制浆造纸，燃木作灰制墨，利用镇龙本土资源自办作坊解决了雕版印刷的原材料来源问题。

“杨家纸场沟”，位于现岳池县镇龙乡大峰山村一组，群山中的狭沟自古多竹，是明代杨氏砍伐竹子、收购竹木和加工纸张的遗址，后来成为地名沿用至今。纸场沟上接莫家沟，有满足造纸用水的山流；下临艾家桥（今红星水库），有采伐运输竹木的便利。早前曾发现旧时造纸用的石臼和石磨，也可以印证这段史事。

“杨家作坊”，也称作坊院子，位于现岳池县镇龙乡平原村七组，是明代杨氏加工书版、制作印墨、从事雕版印刷的场所。作坊院子地处浅丘平坝，又临近旧时官道，便于货物集散。在清朝早期，作坊院子周围是镇龙刻工最集中的地方。

这些遗迹的存在，见证了杨瑞创业的那段历史，从中能够感受到创业的艰辛和不易。

雕版印刷的技术和经验不可或缺，需要引进和借鉴。

杨瑞事先已有充分准备，巡视建阳时他特意对雕版的制作和经营进行了深入考察学习，谙熟雕版的制作流程和经营方法。他还与建阳书坊主建立了交情，方便获取技术。在他的奔波和协调下，建阳雕版技术顺利引入岳池。通过师徒帮带和实践磨砺，杨瑞在族亲、姻亲及乡邻中培训出一批成熟的刻印艺人，完成了雕版印刷力量的积蓄。

杨瑞具体如何引入技术，是派子侄到建阳学艺还是请刻师到岳池传艺，如今已难以考究，但岳池雕版师承建阳却为学者所证实。

美国学者包筠雅，考察四堡（清代福建刻书中心从建阳转移到四堡）和岳池两地书版多年。她从雕版技法、风格和特点以及经营方式等方面作比较，发现了两者之间的渊源，在其著述《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一书中专章介绍岳池雕版，肯定了岳池雕版与建阳雕版的联系。

建阳雕版技术引入岳池后，岳池最早的刻书作坊随之在镇龙营业。由于建阳和岳池雕版印刷条件类似，建阳图书品类多、价格低廉的特点也非常适应川东民众的需求，所以建阳雕版模式在岳池如鱼得水运营良好，杨氏刻书作坊日渐兴旺起来，后来从乡村作坊发展为闹市书坊。据传，杨瑞不但主持书坊经营，还参与编辑和把关刻印，孜孜不倦，直到终老。

岳池成为西南刻书中心 夙愿终成现实

明代中后期是岳池雕版的奠定时代。经历嘉靖至崇祯百余年的发展，岳池雕版积累了丰富的刻印、经营经验，完成了由技术成熟向风格定型的转换，刻印业在县内蓬勃发展，书坊和刻书作坊遍布城乡，成为岳池的重要产业。杨瑞的刻书愿景渐行渐近。

明崇祯十三年张献忠入川，川东“姚黄”农民武装为乱，瘟疫及天灾接踵而至。岳池陷入数十年的动荡混乱之中，刻书业遭受重挫，发展陷入低谷。

这期间民间书籍需求仍然存在，部分雕版从业者迁避到偏远的地方，仍小规模、间歇性刻印书本，赓续雕版技艺，维持岳池雕版的星火。

清康熙中期后，四海安定，岳池雕版开始复苏。随着“湖广填四川”移民潮的到来，物资源源不断输往川内。岳池镇龙王氏发现了商机，遂重理旧业，在重庆朝天门开设“飞鸿堂”书坊，为办货入川的江淮商人代刻图书，成为清代川内已知最早的书坊。

此时，岳池县境并入广安州，集镇尚未恢复，掌握刻艺的土著居民，仍延续战乱时期形成的家庭生产方式，为本地和外地书商刻制图书。这种生产方式不断向新来移民传播，在镇龙及周边形成庞大的刻工群体，为书坊的再次兴起准备了条件。

到了清乾隆早期，四川市镇功能恢复，人口急剧增长，民间读书之风渐浓，书坊应时而生并不断发展壮大，岳池雕版迎来了鼎盛时期。

清乾隆至民国，县内有据可考的书坊有学盛堂、文盛堂、文成堂、学文堂、述古堂、荣森堂、清荣堂、竹素轩、至宝堂等三十多肆。并实现外向发展，省内的重庆（现重庆直辖市）、成都、自贡、泸州、南充、广安、达县（现达州市）等地，省外的云南昆明、贵州贵阳甚至新疆奎屯都有岳池人开办的书坊。

同时，“刻书家帮”也在县内陆续兴起，著名的有杨氏家帮、何氏家帮、郑氏家帮等。这些以血亲和姻亲关系为纽带结成的刻印团队，游走城乡，以流动作业方式从事刻书活动，足迹遍及西南各地，成为声名远扬的“岳池帮”。

清代和民国，岳池人刻的图书占据了云贵川地区图书市场的很大份额。西南地区的官家、私家大量刻书，刻书地点大都选在岳池，如清光绪《续云南通志》为岳池学文堂刊印，清道光《富顺县志》为岳池述古堂刊印，清代医家王世钟编纂的《家藏蒙荃》由岳池文盛堂刻印，清代合州刘善述撰写的《本草便方》由岳池学文堂刻印。

省内外的著名书坊、藏书楼召雇岳池刻工也很普遍，如成都知名书坊志古堂刊《华阳国志》为岳池人何青亭、何绍恩刻锓，成都爱智庐刊《秋水集》为岳池人杨泽写刻，成都知名藏书楼严氏“渭源书藏”则长期聘用岳池刻师陆吉夫等人。岳池成为公认与成都比肩的西南刻书中心，杨瑞当年的夙愿终成现实。

1954年，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撰写的《岳池木刻业情况调查报告》中说：“清朝的封建教育，木刻板书有较广市场，各县都有卖四书五经的书店，刻书版都是去岳池制，因此该县刻字业兴旺。” 由此可见岳池雕版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岳池雕版师承于建阳，肇始于明朝嘉靖，成熟于明末，隆盛于清代中后期，延续至上世纪五十年代，历经四百余年风雨，为无数父老乡亲提供了衣食之源，更为文化的传播和保存作出了巨大贡献。杨瑞对岳池雕版的产生和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先导开创之功。

雕版印刷简介：

雕版印刷是在一定厚度的平滑的木板上，粘贴上抄写工整的书稿，薄而近乎透明的稿纸正面和木板相贴，字就成了反体，笔画清晰可辨。雕刻工人用刻刀把版面没有字迹的部分削去，就成了字体凸出的阳文，和字体凹入的碑石阴文截然不同。印刷的时候，在凸起的字体上涂上墨汁，然后把纸覆在上面，轻轻拂拭纸背，字迹就留在纸上了。

■杨 林

岳池雕版印刷鼻祖——杨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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