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为民族大业兴学育才

自小深知求学难

1885年，伯母房氏和舅父把7岁的于右任（原名于伯循）送到村中马王庙学堂的私塾里上学。师从旬邑老儒第五先生。初学识字，即习毛笔字。房氏常以古代读书人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教育小伯循，要他更加勤奋努力。房氏对于右任要求严格。后来，于右任在《怀恩记》中说：“伯母督课每夜必至三鼓，我偶有过失，或听到我在学校嬉戏，常数日不欢。”

每年清明节，房氏都要带着于右任回祖籍泾阳县斗口于家坟茔扫墓，在生母墓前，伯母房氏总是哭着说，儿今年几岁了，读了什么书。于右任闻声悲痛，读书不敢不勤。后来，在其诗中回忆：“水环三面白公渠，垂老重来醒故居，尤记阿娘哭阿母，报儿今岁读何书。”

一日，于右任旷课。房氏拉着于右任进到老师书屋，说：“娃娃今早旷学，是我家教不严，请先生用戒尺罚我。”随即跪下，伸出右手。先生动容地说：“快起来，快起来！房氏说：“先生要是不罚，我就自罚。”说着取过戒尺，就要自打。跪在一旁的于右任再也忍不住，哇地一声哭了：“先生啊，不是我故意旷课，昨天回家，见家里吃盐都十分困难，才这样做的。您别怪娘、罚娘。都是我的错，您就用戒尺罚我吧！”先生面冷心热，暗暗赞叹：“家有如此良母，实为学子之大幸啊！”

舅父家里和房氏家里一样贫穷，连买盐的钱都凑不齐，学费成了大问题。于右任只好利用学塾课余，到制作鞭炮的乡间作坊打短工，小手弄得黑乎乎的，小脸也弄得像小花猫，拿到挣下的小钱，满面笑容。他把钱拿回家，交给伯母房氏，房氏一边给他擦脸擦手，一边怜爱地说：“你拿去买点好吃的吧！”于右任说：“不，这是交伯母贴补家用的！”房氏轻轻地叹息，自言自语：“娃娃慢慢长大了！”正因为于右任对上学的艰难有切肤之痛，所以走上社会后才十分重视兴学育才。

培养民族复兴才

1904年（光绪三十年），于右任因编写《半哭半笑楼诗草》反清被人告发，又因倡导革命言论遭清廷通缉。清廷密令逮捕拿办于右任。于右任的乡友、三原义商李雨田先生闻讯，以重金雇用快差日夜兼程，奔赴开封，向正在那里参加礼部会试的于右任报信。恰在这时，西安的电报局和路驿站均发生故障，致使清廷缉捕于右任的公文延迟。

于右任逃离开封，逃亡上海，化名刘学裕，入马相伯创办的震旦学院读书。在恩师马相伯鼎力相助下，一面求学，一面结交志同道合的同学。翻书看报，对孙中山百折不挠的革命事迹、政治主张及伟大的人格日益敬重。他夜以继日，博览群书，广泛研读西方哲学，包括托尔斯泰、卢梭、黑格尔等，渐渐萌生出民族主义及爱国思想的幼苗，创作出大量悲壮、可歌可泣的优秀爱国诗篇。

于右任入学不久，震旦学院主管教务的法籍神甫乘院长马相伯生病之机，企图使震旦为教会所把持。马相伯愤而辞职，学生相随离校。为解决离校学生的求学问题，于右任找关系、筹资金，并于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聘用马相伯、叶仲裕、邵力子等共同另行筹组复旦公学，即今上海复旦大学，同年中秋节正式开学。

于右任在震旦学院肄业后，赴日本求学。

1905年，大批中国留日学生聚集在日本文部省，反对日本文部省对中国留学生的活动进行无理限制，无果，愤然回国。于右任随同返回上海，为使这些留日归国的学生能继续攻读，于右任与王敬方等人继创办复旦公学之后，又创办中国公学。这两所学校，为反对清朝、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造就了大批人才。

自1907年募集资金创办《神州日报》起，于右任每年都要同时筹款，给家乡学校购买寄赠图书、文具，设立奖学金，接济奖励贫困和优秀学生。

于右任深切体察到“民穷先废学”“庙破竟无僧”。倡导“以百年树人之计，植民族复兴之基”。1918年，于右任统领靖国军，兵戎倥偬之机，部署成立教育处，大兴教育。他率先在三原县创办渭北中学、渭北师范、三原县中、三原西关民治学校，恢复三原工职学校，后又陆续兴办三原女中。特别是他一手兴办的西关民治学校，此后三十多年间，选建校舍、购置设备、聘请老师、筹措经费，辛苦备尝但从不言及，也不许大家以自己姓名命学校名称。于右任在辖区20多县大举兴办教学，泾阳、富平、淳化、凤翔、蒲城、临潼北部相继办学成风；辅仁、立诚、尧山、咸林等一批名校应运而立。

联合各界同办学

1922年，东南高等师范学校引发学潮，驱逐了不称职的原校长，要求改组校务，学生代表拟邀请陈独秀、章太炎、于右任三人中的一位出任校长。由于陈独秀行踪不定，政治色彩太浓；章太炎隐居苏州，闭门不出；最终在邵力子先生的帮助下，于右任被学生代表的殷切恳求所感动，同意接受邀请，建议把校名改为上海大学，并亲自题写了校牌。

1922年10月23日，在中共的积极参与下，上海大学师生为于右任举行了欢迎大会。大会上，教工代表称赞于校长为“革命伟人，共和元勋，言论界之前驱，教育界之先进”，对于校长到任表示热烈欢迎。于右任谦和答词：“予乃愿为小学生以研究教育，非好为人师。”“予实不敢担任校长，但诸君如此诚意……何况吾辈为有文化之人，自当尽力之所能，辅助诸君，力谋学校发展。”

于右任讲话激昂慷慨，纵横捭阖，莘莘学子顿觉耳目一新。

邵力子以来宾身份发言：“于先生谦言愿为小学生以研究教育，余望诸君亦本此精神，切切实实地多求几年学问。”于是，上海大学成立，于右任宣布就职。

1923年4月，李大钊到上海，被聘任为上海大学教授。在李大钊推荐下，于右任邀请邓中夏、瞿秋白到上海大学分别担任教务长和社会系主任，实行国共合作办校。办校期间，于右任放手起用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又先后聘请蔡和森、恽代英、沈雁冰、肖楚女、张太雷等到校任职任教。在于右任和邓中夏、瞿秋白、叶楚伧、邵力子、刘觉民等人的努力下，上海大学很快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国内很有影响的一所大学。上海大学由开办到国共分裂后解散，为黄埔军校输送了一大批学员，在大革命时期起了重要作用。

于右任执掌上海大学后，虽没有长期坐阵学校，但为上海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付出了不少心血。一是延聘管理人才；二是规划学科发展；三是完善管理体制；四是制定学校章程。

于右任主持拟定上海大学章程，并亲笔为章程题签，从而明确了“以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的办学宗旨。

孙中山对于右任兴办教育，十分赞赏，当众称赞说：“方眼远大，深为根本。”

于右任不仅鼎力办学，对学生的活动和诉求也十分关注。1926年，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于右任对爱国学生的遇难十分痛心，亲自筹款，帮助陕西旅京学生会安葬死难和抚恤受伤的陕籍学生。

1927年2月，于右任根据驻陕联军总司令部的决定，将西北大学改建为西安中山学院，校长刘会初、副校长李志洲均为中共党员，培养军政党务、农运妇运骨干；还创办了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委派史可轩任校长、李林任副校长、邓希贤（邓小平）任政治处长，为革命培养人才。

1932年，于右任和杨虎城联手，奔走呼号，为改造落后农业，亲自勘察选址，在关中的先农后稷故里阳陵（今杨凌区）筹备建成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并亲自担任校长。1939年，将其扩建为西北农学院，填补了西北地区一直无大专农校的空白。

1933年，于右任又在三原县城北丰原东段村购地四百余亩，创办东段教育林场，引进培育速生用材林和核桃林，以便速见成效，为民治学校提供经费。

1935年，于右任特邀上海建业公司，为三原县民治学校修建教学大楼，并陆续扩建校园，在校学生达1000多人，成为渭北各县规模最大、设施最好的学校。盖楼使用至今，毅然挺立。

岳池校训显抱负

清朝末年，很多陕西人士纷纷南下四川经商，于右任先生的父亲于宝文（又名于新三）也随乡人前往四川，选中了民风淳朴的岳池县城经商，其父亲曾与人在岳池县城开当铺近二十年。于右任先生也就在岳池度过了他的童年，对岳池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1939年，于右任斥资3500银元，在岳池县城西门外土观寺选中地块修建一所中学，并以父名“新三”作校名，自己任该校董事长。友人问：“为啥叫新三中学？”于右任答：“父亲名新三，叫新三中学，既有对父亲的敬意，还希望莘莘学子成为“三民主义之战士、顶天立地之完人”。”

于右任为新三中学题写的校训是“以学报国”。

儿子留学靠借款

1964年11月10日晚上8：08，于右任与世长辞，终年86岁。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人们便把他的《望大陆》一诗，当作他的遗嘱。

于老去世后，其亲友及长子于望德等共同开启了于右任身后留下的保险柜，希望能找到秘藏的遗嘱。谁料，开柜之后，展现于众人眼前的，竟是于右任生前的日记以及为三子出国留学筹集旅费学费而向他人借款未及偿还完的三万多元借条，除此之外无任何珍贵物品及财产契券。在场人士目睹遗物，无不心酸，皆感叹、钦佩、敬仰不已！□吴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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