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祖籍源流初探

现存的《邓氏宗谱》。  马福 摄

邓小平的12世祖邓时敏官至大理寺正卿，死后嘉庆皇帝赐建神道碑。马福 摄

□钟再原

下篇（下）

邓鹤轩在广安考证

由于今广安市内乃至周边市、县，明代编纂的地方志几乎荡然无存，邓鹤轩后人在明代修纂的邓氏家谱也已散失，因而查找不到邓鹤轩在广安工作、生活及家庭等方面的详述史料。2015年，市地志办找到一部清代首修于雍正年间的《广安州志》（国家图书馆和台湾故宫各藏1部），在“墓志铭”中首次出现了有关邓鹤轩家族历史的内容，记述的是他第八代后人邓士昌的情况。邓士昌（1521—1573），明进士、中宪大夫、湖广按察副使、前南京户部郎中，累官二品，于明万历癸酉年九月，52岁谢世。他的生前好友冯从龙（四川邻水县关河乡人，进士，九任兵部、吏部武选，陕西、山东按擦司，湖广布政司，吏部天官等职），为其撰写了墓碑文。2010年，在广安区苏溪乡发现了邓士昌的残缺墓碑，很多文字不可辨认。这是首次官方志书记载了邓鹤轩的祖籍、入川、家庭等情况。这也是目前能查到广安邓氏先祖（邓士昌）最早记载的生卒年代，邓士昌谢世距今已440多年。

400多年前墓志铭的物证，以及清代雍正年间修纂的地方志，都非常清楚地记载邓鹤轩祖籍是江西庐陵县，这是没有疑问和歧义的，“祖籍地在安微泗县、系邓愈的第8个儿子”之说有误。再者，查阅广安《邓氏家谱》，邓士昌是邓鹤轩这一支派的，其世袭表排列是：鹤轩→梅庄→司训→邦直→荣→瑛→自得→士昌，即邓士昌是邓鹤轩的第八代后人。

当然，这仅限于邓鹤轩后人的墓志铭和旧志记载，我们再从历史大背景和大环境来分析邓鹤轩当时在广安的情况。邓鹤轩到广安的时候，因朱元璋全国性的大变革，从元朝以来历时88年的广安府改为广安州，隶属顺庆府（府治今南充市，此时的府管州），广安州领今岳池、渠县、大竹县。原领渠江县废，境地由广安州直辖。邻水县仍为元初并入大竹县，降设为邻水镇，其境地仍属广安州辖；武胜县（定远具）隶属合州（今重庆市合川区）。随着省一级的“三司”建立，原有的府、州、县也相应进行了大调整。邓鹤轩到广安州具体在什么机构供职，以及官位等，是我们考究的重要内容。

根据邓鹤轩原供职于兵部和军事体制变革诸多因素来看，他到四川广安州，依然应该是从事军务工作。当时新设立省一级都指挥使司后，在全省各地的军队实行卫所制，即设置卫（卫指挥使司）、所（所指挥使司）两级军事机构。每个都司根据防卫、战略需要和便于管理的实际情况，设卫、所不等，或数府一卫，或一府数卫，或一府、一州一个千户所。今岳池县中和镇，因地理位置特殊，历史上也曾设置过卫（黎梓卫）的军事机关。卫设指挥使1人（正三品），设副职指挥同知（从三品）2人，同时内设若干四至九品的机构和官位。通常情况下，一个卫统辖五个所，兵员5600名。由此可见，卫的驻军之地不一定在府、州、县城区。

卫下面设若干个千户所（简称所），千户所又下辖百户所若干，百户所下辖总旗，总旗下辖小旗，小旗是最基本的作战单位。千户所的长官名正千户（正五品）1人，副千户（从五品）2人，镇抚（从六品，是专管军纪的官员，如百户缺员时可代百户行使职权）2人。每个千户所辖百户所10个，共有百户10人（正六品）。百户所下设总旗20人，小旗100人。刑狱则归镇抚掌管。每个千户所总兵员1120名。一般是每个府、州设1个千户所。由此可见，明初的军队，从省级都指挥司，自上而下设置卫、所、百户、总旗、小旗等，如现在军队的军、师、团、营、连、排、班一样的建制。根据邓鹤轩原为兵部员外郎（从五品）和当时广安州境内军队设防情况看，他应是正千户（正五品）的军官，驻防在广安州城郊。史籍记载，在明初全国正规军的394个卫所中，有65个守御千户所是独立建制不受卫的约束，它们一般都分布在要害地区或两卫之间无法衔接的部位。根据当时广安州的特殊情况看，邓鹤轩执掌的千户所是一个独立于卫的军队建制，驻防广安州境内。

史籍记载：“……卫所遍布全省各地，指挥和镇抚大都驻在城里。近城的坝区分千户、百户、总旗、小旗，屯戍垦殖。散为村落，交通沿线也有军户屯田，在驿站冲要之地，设堡军屯田。而哨戍大都在山区，拨军驻守。”这就是那个时代，四川各地军队驻防情况的真实写照。

朱元璋还亲手创造了奇特的军事制度，即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中只有明朝有世袭军官制度。邓鹤轩在广安州境内执掌的驻军，就是按照这一制度，将军和民分籍，即把老百姓分为两种，一种是“军”，每家世世代代要有一个人当兵或军官；另一种是“民”，世世代代均免除兵役(除非是志愿投军的)。因此，广安州掌管的户籍也有两套，一套是军户，一套是民户。特别是明初，全国当时有200多万的兵员，大规模的战争结束了，其中有大批军人需要转业安置。面对这一棘手难题，朝廷对兵士安置，每人赏官田50亩，条件是当兵要当至60岁，老了或死了以后，由儿子孙子一代一代地继承下去。每代只须长子1人服役，次子以下作为“余丁”，也就是补缺的兵。这50亩田土，也要纳税(称做粮)，每亩二斗四升，不运到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而单独集中储藏起来，作为军粮军饷专用。这种兵役制度的好处，一是战时去打仗，战后就回军籍地耕田和练兵，这就稳定了军队，防止出现兵变等事件。二是世袭军官和继承官田，极大地调动了军队的积极性。如官职是团长的军人，继承他的儿子哪怕只有十七八岁，也不管他适不适合，就可以世袭父辈当团长，掌管上千人的兵。三是推动了军地经济发展，朱元璋曾自豪地说：“朕养兵百万，不费国家一钱。”可见，当时广安州城附近有数万亩良田系军队耕种。

清雍正和乾隆年间编修的两部《广安州志》均分别在“兵制”中记载：“前代无考。宋为广安军，设兵无可考。明洪武中，设守卫千户所，官一员，兵一千一百一十二名。宣德中，改设行都司……”这就铁证了在明洪武年间，位于广安州近城的平坝地区，崇义乡（今广安区协兴镇）一带，设有千户所驻军。之后，千户所又改升为行都司。这个行都司是明朝在陕西、山西、湖广、福建、四川五省省城的都司之外，补充增设的行都司，以辅都司之不及，驻军规模和军权相当大。当时广安州所辖各县，以及今广安市周边县里驻军，皆归广安行都司管辖，行都司又直属朝廷五军管理。由此可见，明代的广安州，处于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驻有重兵把守。这个时代的大背景和大环境，也足以说明邓鹤轩缘何来广安州了。

我们查阅广安旧志和邓氏家谱时，反复出现邓鹤轩“遂家广安”，邓姓人袓籍地在“姚坪里”、“牌坊”、“邓家上湾、下湾”，以及相邻的“邓家码头”等，以邓姓而取的地名有很多处，这些都与邓鹤轩在广安州供职的地方有关系。清雍正版《广安州志·志乡里》记载，明代广安州曾辖望溪乡、荣禄乡、崇义乡、明月乡4个乡20个里，姚坪里归崇义乡（今广安区协兴镇）管辖。后来修志修谱记述为望溪乡，显然是误记。邓鹤轩率领的军队当时驻防在崇义乡姚坪里这一带，那些带邓字的小地名也缘于此。

明代在各府、州、县境内驻扎的军队，与当地政府官署无隶属关系。知府（正四品）、知州（从五品）的官位，分别都比境内驻防的卫、所低一级。由此可见，邓鹤轩的级别比广安知州高一级，这也说明他从兵部员外郎的从五品，赴广安戍边时升了一级。那个时代，军队与地方自上而下呈各自独立的体系状态。据考证，历史上编纂的地方志，主体内容为府、州、县的政务和地情等，境内驻军的历史记得非常简要，皆因涉及军事机密，故而修志从略，这或许就是现在很难寻找到邓鹤轩生平史料的原因吧。

最后，我们对邓小平家族一世祖邓鹤轩的家庭及后裔的情况进行考证。邓鹤轩刚到广安时年龄多少、在何处完婚、生育子女等人们关心的问题，在旧志、家谱中也无详细记载。查阅到民国时期续修的《广安州新志》，在《望溪乡姚平（坪）邓氏》中记载：“明洪武中，有鹤轩者以荐举南京兵部员外（郎）入川，遂籍广安州北姚平（坪）家焉。”经考证，如前所述，邓鹤轩在明代安家之地应为崇义乡姚坪里。这是自乾隆年间地方志首次出现记载邓鹤轩情况之后，时隔150多年，续志记载邓鹤轩家史文字较多的官方志书。古往今来，比较一致的意见是邓鹤轩“遂家广安”。古人对“举家”和“遂家”的概念含义是有区别的，前者常用于因封官、经商、移民、天灾人祸等，将一家老小向异地迁徙，后者是因某种原因，在异地安家。“遂”者之意为“就”或“于是”也。由此可见，邓鹤轩入川时没有完婚，更没有携带家眷，估计年龄在25岁左右。

2015年，续修出版的广安《邓姓家族史谱》中记载：“鹤轩，字也。原籍江西，吉安府庐陵县人，娶妣曾氏，洪武十三年以兵部员外郎入蜀。遂家广安，卒葬于石嘴老（今四九滩电站水塔处）邓家湾，祖上大坟坝。”立的墓碑碑文曰：“万历十五年（1587）十月辛未启立”，至少是邓鹤轩谢世100多年后，其后人才立碑刻字的。这些家谱、墓碑文字内容应该是真实可信的，恐怕也是成千上万居住各地的邓鹤轩后裔一致赞同的。虽然邓鹤轩具体的生卒年代等情况不详，但公认他是广安邓姓人入川一世祖，祖籍江西吉安府庐陵县。我们从河南省新野县编修的《邓氏族谱》中发现，提及到邓鹤轩取当地少数民族之女曾氏，“遂家”广安州。这可能就是笔者撰写《探秘广安土著人》专论中，考证的广安少数民族板楯蛮（别名賨人）曾姓的后裔，这也佐证了邓鹤轩是未婚成家入蜀到广安的。

关于广安《邓姓家族史谱》中排列的世系代数，尤其是在明代以及邓鹤轩之前的祖传世袭代数，虽然尚存一些疑惑，但是近10年来，广安邓氏家族两次编修出版的家谱，堪称广安姓氏文化的一面旗帜。我们从中梳理看到，比较详细地记载了邓鹤轩的儿子邓显，字梅庄，以“文行冠蜀，蜀王屡聘不仕”；孙子邓司训，明进士。邓司训生育邓邦直、邓邦奇两个儿子，俗称长房和二房。从此到今，广安邓姓以这两房为分界线，各自传承下来相对独立的一大支派和众多分支。

据2015年出版的广安《邓姓家族史谱》世系表记载，邓小平这一支派是由邓邦直这一房传邓荣→邓瑛→邓自德→邓士廉→邓昉→邓嗣祖（系清代始祖）→邓琳和邓琰。邓琳生了6个儿子（俗称长六房），邓时敏系邓琳的幺儿，也就是他首次编拟了邓氏字派（俗称字辈），但这也只限于邓邦直这一支派后人取名用之。邓琰生了4个儿子（俗称二四房）。邓小平属于这一房人，邓琰→邓德溥→邓以俭→邓仁滶→邓存厚→邓心泰→邓克达→邓绍昌→邓先圣（邓小平，系第十九代）。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我家属‘二四房\’，不是嫡传，乃系旁支，据说爷爷是三代单传……”从邓鹤轩“遂家广安”至今，630多年中共传了20多代人。

我们从世传表和族规家训等史料中看到，邓鹤轩的后裔，从明代开始，家族兴旺，人才辈出。但是，到了明末，天下大乱，川东北地区出现了长达20多年的战乱，这也给广安邓姓人带来了一场大劫难。邓鹤轩的第九代后人邓昉，携带邓嗣祖、邓绍祖两个儿子及家眷，去广东海阳（今地级市潮州）为官的父亲邓士廉处避难，当舟行广东高要县（今肇庆市高要区）境内的三岔河时，遭遇海贼劫夺，举家船翻溺水。幸好盗贼之中有人动了恻隐之心，认为不可无家无后，传宗接代，遂将邓昉的两个儿子（一个7岁，一个4岁）拖置岸上而去，其余家人遇难。

邓嗣祖携弟弟一路乞讨，流落到一个叫伍家村的地方，有个伍员外收留了兄弟二人。邓嗣祖从小发奋读书，深受伍员外赏识，于是，把女儿许配给他。后来，邓嗣祖参加科举考试，偶遇其祖父邓士廉故交之子、督考钦差李仙根（邓士廉与李仙根之父李定国，随南明永历帝朱由榔入缅甸国同时殉难）时，得知其爷爷邓士廉早已殉难。邓士廉，崇祯十六年（1643）为进士，授官广东海阳（今广东省潮州市）令，累官至吏部侍郎、尚书（正二品），兼大学士（给皇帝起诏书、批奏折等，位望益尊，事实上的宰相）。当明崇祯政权被李自成起义军推翻后，南方的明朝旧臣打着匡汉复明的旗帜“勤王”。邓士廉和一批旧臣随永历帝朱由榔逃至缅甸国后，继续举起南明流亡政权旗帜，企图东山再起，历经千难险阻，后来于1661年，邓士廉等40多名旧臣死于缅甸“咒水之难”。

邓嗣祖得知苦苦寻找的爷爷殉难和蜀已太平的消息之后，两兄弟萌生了回川之心。邓嗣祖和邓绍祖在广东生活了28年，邓嗣祖与伍氏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邓琳，这就是邓时敏的父亲。到清康熙十年（1671），归心似箭的两兄弟携带家人，辗转数千里，终于回到祖籍地广安，承继家业。这个邓嗣祖，就是邓氏家族到清代的一世祖。由此可见，从邓鹤轩传至明末清初，邓嗣祖为第十代后裔。相传邓绍祖被老虎食害。邓昉随身携带的明代编修的《邓氏家谱》在高要劫难中遗失，这就是“谱碟损矣”，以至后人“弗可考”的由来。经过那场近乎毁灭性的灾难后，广安邓姓家族又一代又一代地传下来了。

据《邓姓家族史谱》记载，在明代，姚坪邓氏繁衍九代，除第二、四世祖外，三、五、六、七世祖均有考取进士之人，第六、七、八世祖中有15人是士大夫，分别出任明朝的户部郎中、监察御史、按察副使、吏部侍郎和尚书、府教授、官兵马指挥使司等职。特别是邓士廉，是广安邓氏在明代最后一名权位最显赫、学位最高的名人。加上早于他去世的堂兄邓士昌，可以说这是广安邓氏家族，在明代最为鼎盛辉煌的时期。

广安邓氏传承至清代，仍然人才辈出，最为杰出的当属邓时敏，系大理寺正卿，官至二品。在明清两朝，广安邓姓一直为名门望族，出了10名进士、数十名高官，到了当代，更是灿烂辉煌，出了个世纪伟人邓小平。600多年来，邓鹤轩的子孙后代及家族，如风四扬，如种四播，脉及华夏，远至海外。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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