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人眼中的杨益言

杨益言（右）采访地下党员罗纯一。（陈天宁供图）

杨益言现场为武胜题词。（陈天宁供图）

杨益言在武胜笔会上讲课。（高其友供图）

杨益言接受本报记者采访。（付晓敏供图）

杨益言与青年诗人冯林交谈。（冯林供图）

□本报记者胡佐斌

杨益言生前表示，愿把部分用品捐给家乡

【讲述人】陈天宁（原武胜县副县长）

1998年，我任武胜县副县长，分管文教工作。当时，县政府正在乐善镇水洞湾村的杨奚勤牺牲地修建“青少年德育教育基地”，这项工作持续了几年。

2001年秋，基地的纪念馆和纪念碑均已完成主体工程，我便带着县上相关部门的同志前往重庆拜访杨益言先生，想请他为纪念馆和纪念碑题词。当我们把这一想法说出来后，杨益言先生欣然应允，当即就准备好纸墨，为我们题词三幅，一是“华蓥山起义烈士纪念馆”，二是纪念碑正面的“武岳起义革命烈士纪念碑”，三是纪念碑背面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2002年和2003年，我又两次带着县上相关同志前去拜访杨益言先生，并把他请回武胜，在全县中小学校巡回作报告，给青少年讲革命故事。期间，杨益言先生曾说，《红岩》主要写的是狱内斗争，他还想续写狱外斗争，从而把解放前夕的地下斗争更加丰富地呈现给后人。为此，我还推荐了武胜县多位当时在世的地下党员接受他的采访，其中就有我的岳父罗纯一。杨益言先生同时还多次表示，愿把自己的一些生活用品在逝后捐给家乡，包括创作《红岩》时所用的座椅。

2012年，我再次去重庆拜访杨益言先生。这时候的他，已患病多年，身体非常虚弱，说话也十分困难。不曾想，这竟是我与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我们的这位武胜老乡，真的是家乡人民的骄傲。

一字之差，足见杨益言生活与工作的严谨

【讲述人】李学渊（市人大城环资委原副主任委员）

我与杨益言先生见过两次面。第一次是2001年，我当时任武胜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益言先生受邀回到武胜，我陪了他两天。第一天，我带他到长安（今白坪乡）参观了他的旧居。杨益言先生在旧居生活的时间极短，而且还是他两岁那年，后来到了县城（今中心镇），此后再未回来过。但让我吃惊的是，他居然对老家还有一些模糊的记忆，尤其记得堂屋和碉楼。之后，我又将他带到中心镇，他对这里的印象特别深，能准确地找到儿时租住的地方，还给我们讲了他当年在县城的一些生活片段。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二天，我陪他去水洞湾杨奚勤牺牲地。当时，县上已在那里建起了纪念馆与纪念碑，而且县上事先也派人前往重庆拜访他，请他题词，但当时还没把这些字镌刻到建筑上去。杨益言先生在参观时告诉我，他在平时写文章或为别人题字时，若内容可能存在争议，他就署名“杨一言”，表示这只是他的一家之言；如果没有争议，或者他有足够的依据支持他的观点，就署名“杨益言”。他对水洞湾处所题的“华蓥山起义烈士纪念馆”这一名称的准确性不好把握，便写了两幅，一幅署名“杨一言”，一幅署名“杨益言”，具体用哪幅，由武胜县来定。仅从这一点，我就感觉到，杨益言先生平时在生活与工作中的态度是多么的严谨。

第二次见杨益言先生是2007年，那时我任武胜县副县长。得知杨益言先生生病的消息，我便带着相关部门的同志到重庆去看望他。但我们还是晚了一步，我们见到杨益言先生时，他已经出院在家休养了。他当时说话很缓慢，也不方便站立，但听说家乡来人了，特别高兴，言谈中，还向我们展示了一张从中南海寄来的贺年卡，上面写着：杨老，我是读着你的书长大的……

虽然说话吃力，但杨益言先生仍然很关心家乡的发展，希望家乡能发挥好《红岩》的影响力，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业。诚如杨益言先生所希望的那样，如今，杨益言旧居陈列馆和红岩英雄文化陈列馆已成为白坪—飞龙乡村旅游度假区的红色旅游景点，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参观、学习。

杨益言虽为名人，但一点都不摆架子

【讲述人】高其友（武胜县作家协会主席）

杨益言先生的老家在今武胜县白坪—飞龙乡村旅游度假区的红梅新村，父亲叫杨育之，民国时是重庆中国银行的会计，母亲叫刘清光，父母都是武胜人。杨益言的哥哥叫杨本泉，比杨益言大两岁。

1925年，杨益言出生于重庆朝天门，但两岁时，父亲就生病去世了，孤儿寡母无法再留在重庆，只好回到武胜老家。不久，母亲又托人用竹筐将年幼的杨益言兄弟二人挑进县城（今中心镇）租房居住，以便二人上学。兄弟二人先后考上了北碚的兼善中学，后又分别考上了大学。

我和杨益言先生第一次见面是1983年国庆节后。当时，武胜县举办了一场大规模的笔会，前后有20来天，邀请了很多知名作家来讲课，其中就有杨益言先生。我在县文化馆工作，直接参与了接待工作。杨益言先生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他的名气很大，但一点都不摆架子，文质彬彬的，说话细声细气的，对人很和蔼。

那一次，杨益言先生在武胜住了5天，前后开了三堂讲座，来听课的年轻人很多，座无虚席。课后，杨益言先生回到县招待所的房间里，还有不少文艺青年围着他，请他看稿子，他很热心，从没推辞过。他非常关心家乡武胜的文学事业，特别注重对青年作家的培养，专门为武胜作家协会题词“文苑新军，前赴后继”。

第二次见到杨益言先生，是2002年，当时他在县文化馆附近的含江剧场签名售书。按理，要现场买了《红岩》的人才去找他签名，但我是在之前就买好了的，当我捧着《红岩》过去时，杨益言也非常乐意地给我签了名。

杨益言先生去世了，我的心情十分沉重，特撰挽联一副，以寄哀思：“守德操以成伟业，铁窗不改青云志；扬正气而树丰碑，丹心永系红岩魂。”

不解之缘，杨益言五上华蓥山

【讲述人】付晓敏（广安日报社总编辑助理）

2001年，我在《广安日报》文艺副刊《川东周末》作记者。当年，杨益言先生受华蓥市邀请，前来为“打造华蓥山”献计献策，我以采访之名见到杨老，并听他讲述了与华蓥山的不解之缘。

当时，杨老已76岁高龄，但仍精神矍铄，言谈中流露出浓浓的桑梓情。他告诉我，他已是第五次上华蓥山了。让我惊讶的是，每一次上山是在哪年、来干什么，其中有些什么细节，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如数家珍。

杨老第一次上华蓥山是1956年的冬天，他和罗广斌一起来的。打从渣滓洞出来，二人就一直想上山看看。那时，小车很少，山上不通客车，他们就拦了一辆卡车进山，一大早颠簸到傍晚才到了邻水。老人印象中，那时山上植被很好，空气清新，天池的湖光山色格外迷人。特别难忘的是在罗渡溪坐木船沿渠江经合川回重庆途中，沿河两岸野鸭黑压压的一片，船一靠近，成千上万只一起飞向天空。整个华蓥山给他们的印象是“神秘”。

第二次上山是在1964年。当时，小说《红岩》已经出版，为拍摄由小说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选外景地，杨老和剧组重上华蓥山。那时，因大炼钢铁，山上树木被大量砍伐，植被破坏很严重。

第三次是1965年，抱着政治使命而来。1964年，江青开始插手《红岩》，想把自己与小说中的“江姐”对上号，要求文艺界做好“四件事”——搞一个京剧《红岩》，改编歌剧《江姐》，拍一部彩色影片《红岩》，改写小说《红岩》。她要求在各种艺术形式中将“江姐”改成她为自己设计的模样，并亲自向罗、杨二人强调了她的意图。于是，1965年春天，江青在全国挑了40个京剧演员交给罗、杨，带到重庆体验生活，包括到华蓥山“打游击”。

第四次是1995年，华蓥市建市10周年，请杨老回家乡看看。见到在这块英雄土地上崛起的华蓥新城，杨老甚感欣慰。

最高兴的还是2001年，第五次上华蓥山。这年正是《红岩》出版40周年的日子，中青社重新出版了《红岩》的纪念版，而《红岩》的手稿也找到了很好的归宿——中国现代文学博物馆。四十年来，这本书被翻译成10多种文字译本，发行了千万册，影响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更可喜的是，在这块英雄的土地上，人们正用“红岩精神”打造华蓥山，谋求新的跨越。对此，杨益言先生深情地说：“广安已把‘红岩精神\’带到了二十一世纪，正开启一片新的天地。作为一名广安人，我为家乡感到骄傲。”

两见杨益言，他的乡情特别浓

【讲述人】冯林(原武胜县电视台记者)

杨益言先生虽是武胜人，但在学生时代就离开了武胜，此后回武胜的次数也不多。尽管如此，但杨益言先生对武胜的那份家乡情结却特别浓，我从两次与他的相遇便能感受得到。

第一次相遇是在1983年10月，我和另一位文学爱好者得知县上在开笔会，来了许多著名作家、诗人，我们便怀着满腔热情，想去见识一下这些在我们心中十分神圣和神秘的“大家”们。那时交通极不方便，没有班车，我们就从中心镇东门码头过河，沿着公路走了30里路来到县城。经打听，得知笔会在县政协会议室举行，并且已经召开几天了。我们找到县政协三楼会议室，悄悄地走了进去，坐在后面不显眼的地方，认真聆听。

当时，正值一个个子不高、十分清瘦、大约五十多岁的作家在发言，他谈的是《红岩》的创作过程和体会，我和同伴这才得知，他就是我们十分敬仰的著名作家杨益言。但我们当时还不知道他是我们武胜人，直到第二天，全体参会人员到老县城中心镇参观访问时，一下渡船，杨益言先生便十分感慨地说：“这个地方对我来说非常的亲切和熟悉，几十年没来了，老县城还是那个小山城呵！”当时我就惊讶，难道杨益言先生来过中心镇？接着他说，解放前，是他母亲请人用竹筐把他从长安（今白坪）挑到中心读书的，住在无逸街25号。听罢此言，我才知道杨益言先生是我们家乡人。

第二次相遇是2012年5月，县上准备将位于白坪（长安）乡的杨益言旧居改造成“杨益言旧居陈列馆”，县上派工作组到重庆杨益言先生的家里，看望并征询杨老的意见，我随行担任摄像，得以再次见到杨益言先生。当时杨老已患病多年，行动不便，说话困难，他几乎不接见外人，但听说是家乡党委政府派人来看望他，显得非常高兴，执意要护理人员把他扶到家门口来迎接我们。杨老颤颤巍巍地站在门口的形象，我一直难以忘怀，他对家乡和家乡人的情感一直感动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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