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公祠背后的官民深情

根据清嘉庆年间定远县城图，胡公祠就在县署北。

古树参天，见证了中心人民对历史人物的敬仰。唐明摄

胡濂迁县时所筑城墙，宽2米有余。

□本报记者 胡佐斌 文/图

在武胜县中心镇，但凡问起胡公祠，人们大多不会陌生，上了年纪的人还能说出它的具体位置——尽管如今早已不见胡公祠的踪影。

可又有多少人知道，胡公祠从始建之日算起，距今已快400年了？又有多少人知道，胡公是指历史上的哪一个人物？又有多少人知道，在这胡公祠的背后，藏着可歌可泣的官民深情？

这里的“胡公”，实指明代嘉靖年间的定远县令胡濂，他在作定远县令期间，与定远人民结下深厚情缘，以至于客死于蜀地，遗言要葬身在定远。而定远人民对他的敬仰，几乎达到了敬神的地步。

作定远县令，让百姓摆脱苦难之城

胡濂，湖广崇阳（今湖北省崇阳县）人，于明嘉靖乙酉年（1525）考中进士，始任定远县令的具体时间不详。

胡濂初任定远县令时，定远县治在飞龙山下（今武胜县旧县乡），后倚危岩，前临大江，城内年年遭遇石坠水淹之灾，百姓苦不堪言。于是他下定决心迁城，后在多方努力下，最终如愿，并在迁入新城后，继续作了几年县令。加之胡濂为政清廉，爱民如子，故备受县民尊敬和崇拜，其逝后，县民集资为其建修胡公祠，以表示对他永远的纪念。

历代迁城，都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必须得到朝廷的书面批准方可进行。据清嘉庆版《定远县志》收录的《剑泉鄢公生祠记》一文可知，在胡濂作定远县令之前，定远县城的百姓便几番议论迁城之事，但不是被阻于郡这一级，就是被阻于监司这一级，或者就是阻于朝廷派访的御史。不是他们反对迁城，相反，都认为该迁，但正准备向朝廷写奏书时，他们却一个个都离任了，于是上奏迁城之事被一搁再搁。

嘉靖己酉年冬，御史鄢剑泉（又名鄢懋卿）察蜀来到定远县，其时，胡濂已作定远县令，他便再次就迁城之事向鄢汇报，鄢对此十分重视。鄢骑马在县城查巡了一遍后，当即带着陪同他的监司、郡、县三级官员以及定远县一些德高望重的贤达，一起前往县民所期望的迁城之地——庙坝察看，当场就把迁城的事确定了下来，并连夜写好了迁城的奏书以带回朝廷。但御史出访一次，要走很多地方，若不是特别的急奏，一般由御史完成巡访任务后再带回朝廷。故定远县迁城之事要得到朝廷的批准，也需要较长时间。

就在等待朝廷批准的这期间，即嘉靖庚戌年（1550），有一位刚中进士而新任的小官路过定远县，他就是后来官至兵部尚书的张佳印（又名张佳胤），他与胡濂有了亲密的接触，结成故交。若干年后，张佳印撰写了《胡公祠堂碑》一文，回忆胡濂作定远县令期间时与他的几次交集，详细表述了胡濂在定远县迁城前后的所思所想，以及胡濂的相关生平。文章流传至今，才使我们有机会对胡濂有了真切的认识。

时张佳印官职虽小，其辖权也与定远县无关，但胡濂依然是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邀他在城郊饮酒。尽管当时迁城之事正待朝廷的批准，但在饮酒间，胡濂仍然表达出对迁城的渴望，他惋叹道：“眼下的这座县城，实在是太凋敝，住户寥寥，只当是元代的一个残垒罢了。元代帝王当年竟选择在这如此苛刻的地方立个县城，不知他们到底为老百姓想过没有？我准备新找一块地另建县城，以安定一方百姓。”

六年后，张佳印已升职为曹郎，再次路过定远县。此时，定远县已完成迁城大业，但胡濂仍为定远县令，于是两人再次相聚，胡濂留请张佳印连住两夜，白天就带着张佳印游览新城。看到焕然一新、欣欣向荣的新城，张佳印盛赞道：“您竭尽全力，为定远县立下了千秋不拔之业，真可谓是造福一方啊！”胡濂则说：“他日定远人民真能富足而幸福，那我死可瞑目了，但愿这话真能早日实现。”

治政安民有方，病逝前遗言葬定远

张佳印在文中进一步介绍，胡濂刚作定远县令时，县内狡诈刁顽之人颇多，诉讼也多，豪霸欺民也常见之。胡濂完善法律，并广而告之，同时梳理民俗，限定捐赠财物的额度，在征用劳役上做到均等，弘扬谦恭节俭的美德，减少苛捐杂税，对损公肥私之人坚决严肃查处，绝不宽容。渐渐地，那些顽劣之人纷纷遁形，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为所欲为了。每年春节前后的农闲时节，胡濂常常行于乡间民院，劝农耕，教积贮，禁止在婚姻、丧葬或举办其他宴会时铺张浪费，做到习俗仅“示其礼而去其奢”。另外，每月宣讲一次明太祖大训，接见一次德高望重的长者，一有空就去拜访先生和文人，向他们讨教治政安民之方。

在胡濂的悉心治理下，定远县渐渐民风和畅，民心归一。后来迁县建新城时，需大兴土木，更耗大量人力，老百姓不论远近，只要身体康壮者，争相献劳。那些原在县内颇有影响的大家族，在迁入新城后，影响力已不如前，但也没有一户回迁，也少牢骚之语。而为了征集足够的材料，保证建城的进度，胡濂也是整日忙碌，常常忘记休息。

对于新城的兴旺，张佳印如此叹道：“城成，四民之接毂摩肩，出藏于途市者，挥汗可以为雨，其人士之举于乡若春官者，云蒸飚发，视旧邑之兴衰，相去又何千万已哉！”其意是说，新城建成后，城内的人特别多，路上、街上，可谓是车接着车、人挨着人，同时县内人才辈出，所出秀才、举人、进士等，如同云雾蒸腾，势不可挡，这哪里是旧县所能比拟的呢？

胡濂不仅勤于政务，更精通天文地理。嘉靖甲寅年（1554），定远县因天旱而闹饥荒，胡濂想方设法从邻县买回粮食来救济灾民，但灾民们还是动荡难安。为此，胡濂设坛祭天，在举行祈天仪式时，他忽然对台下的众人说：“尔等莫要喧哗，我昨夜观天象，水汽制火，雨在眉睫。”当天果然是大雨倾盆。

嘉靖丁巳年（1557），京城里的奉天、谨身、华盖三大殿再次遭遇火灾，这次比永乐十九年（1421）的“三殿灾”的损失还要大，几乎把整个外朝都烧光了。为此，皇上决定在四川大量征集上等木材，以重建三大殿。运往京城的路线主要是走水路，先通过川内各河流汇集于长江，再走京杭运河到京城。朝廷下令紧急，时胡濂受召督促四川各州县征材之事，他拄着藤杖、披着雨具、穿着草鞋，奔忙于大山江河之间。由于长期在丛林瘴气中穿行，加之劳累过度，他最终病卧不起。临终前，他告诉身边随从官员，哪座山上的木材应走哪条水路，哪条水路较为艰险，应该选择在什么时段运输，“我死后，你们要继续做好督促之事，不能让这事停下来。”继而又说：“我死后，一定要把我葬在定远县，以便我的子子孙孙都能永远记住定远县这个地方。”说完就去世了。

百姓建祠塑像，县令化作佑民之神

胡濂在定远县共作了9年县令，起止时间不详。

在一个县作县令连续9年，职位未得到调整，这在当时也是极为少见的。但这9年间，他却毫无牢骚之语，更无烦躁之心，相反，他早已把定远县当作了自己的家乡，县署就是他的家。

为官一方，胡濂爱民如子。张佳印在文中如此写道：“公一官九载不得调，公亦以官为家，邑民无遁形，亦无遁情。有所事事，仅以颐气指使，刑罚案牍几不复用。”其意是说，胡濂对县民并无威严之姿，百姓见了他也不躲，有什么想法也不向他隐瞒。而胡濂在处理民间事务时，极少动用刑罚，连审案的案桌也很少使用。言下之意，胡濂在任期间，百姓触犯法律的次数很少，即使有一些民事纠纷，胡濂很多时候在现场就处理了，而不是一定要带进衙门来审理。

定远人民对胡濂的爱戴之情，超乎寻常。胡濂去世的消息传到定远县后，全县人民如同死了亲生父母一般，纷纷罢市吊丧，家家户户塑起胡濂像，祭祀于神台。不久，人们又纷纷捐资，在县署的北面建起了胡公祠。县民们还遵从胡濂的遗嘱，将他的尸身迎回定远县下葬。但之后不久，胡濂的长子来到定远县，将装有胡濂尸身的棺材运回老家安葬。最终，定远县人民只得年年对着胡公祠内的塑像祭拜，而每次都是泣不成声。

胡濂还有一子，取名胡定，在胡濂去世多年后也考中进士，并在四川作按察使，其在道德与文学方面也有较高的造诣，完全继承了胡濂的遗风，似有更甚之势。从胡定的名字，我们或许也可看出胡濂对定远人民的深情。

在定远县连任9年县令的胡濂在全县人民心中的地位之崇高，远非常人所能比拟。随着人们对胡濂的年年瞻拜，胡濂在定远人民的心目中逐渐化作了佑民之神，人们无论是出门在外还是在家，每天就餐时，必默告胡濂，乞求胡濂在天之灵给予保佑。张佳印在文中记载了两次关于胡濂的灵异事件。

一是嘉靖乙丑年（1565），定远城被“妖贼”所陷，胡濂托梦于民间余紞说：“从前我如此艰辛，创下定远新城，然而今天守城的人不忠，鄙视我县民，将城交与妖贼，若你们尽快烧掉数千个草筐，我将会灭掉妖贼。”此言很快传开，仅过了两天，全县各地的人民纷纷云集于定远城下，很快平定了妖娀。

二是民间一张氏，爬上树梢与临时占得县城的妖贼战斗，忽然不慎坠于山谷，但一点事也没有，旁人问他，他回答说：“幸好有我胡公保佑啊！”

故，张佳印在文中叹曰：“呜呼，公而生也，其神运于人；公而殁也，其人依神。公真神君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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