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学陵：革命精神长留大庆

蓝天白云下的大庆油田。（资料图片）

1960年4月29日，大庆石油大会战万人誓师大会在萨尔图广场召开。（资料图片）

大庆油田历史陈列馆的建设者群像雕塑。（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胡佐斌

原国务院副总理、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创建者余秋里对其高度评价，称他是“大庆石油会战中科技人员的杰出代表”，做到了“生命不息，为祖国的石油事业奋斗不止”——

在武胜县街子镇出生的优秀儿女里，有一个名垂大庆油田史册的人物——谭学陵。

1964年，中共中央向全国党政军转发了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号召全国人民向先进人物学习，《报告》里，有谭学陵的先进事迹。

在原国务院副总理、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创建者余秋里撰写的《余秋里回忆录》里，谭学陵的事迹历历在目。

在《大庆油田志》《黑龙江省志》的“人物传记”栏中，谭学陵的生平事迹被单独收录。

总之，谭学陵是武胜县的骄傲，更是大庆油田永远没法忘记的人。

5月26日，记者再到街子镇补充采访，借机走访了留住在街子镇的谭学陵的亲人，并查阅了关于谭学陵的大量资料，特整理成篇，与读者共享。

献身石油事业，参工后只回过一次故乡

1931年2月7日，谭学陵出生于武胜县街子场。父亲谭世能，有街坊一通，另在场外长滩寺河的张家滩中坝上有粮田4亩。谭世能为人公正，乐善好施，解放前曾任街子第一保（街子场）保长、国民党街子乡公所调解员，解放后定为开明士绅，并于解放初期任武胜县解放委员会人大主席。

谭学陵共4兄妹，他排行老二。老大谭学家，解放初任小学教师，1956年考入四川师范学院，1960年分配至乐至县师范学校任教，后被批斗致精神失常，送返老家。老三谭学秀，女，南充师专毕业后，先后在烈面中学、广安中学任教。老四谭学光，甘肃师范毕业后分配到兰州炼油厂教育处。

解放前夕，谭学陵从武胜中学（今中心中学）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石油干部学校（解放后更名为北京石油工业专科学校），1953年8月，谭学陵大学毕业，分配到燃料工业部石油设计局工作。

1956年，谭学陵参加海军工程部非金属油罐防渗研究，并任项目组长。他带领组员系统地研究防渗规律，提出十余种防渗配方,总结出经验公式，指导了非金属油罐的建造，受到海军工程部和石油工业部的嘉奖。

1958年11月，谭学陵出席第二届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获得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奖章。同年调北京石油勘察设计院任技术员。1959年1月，谭学陵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5月，他从北京调大庆油田参加石油大会战。

在谭学陵的侄子谭彦精的心目中，谭学陵几乎是把所有精力都扑在事业上，至少有两点可以证明：一是他全身心地投入事业，直到34岁时才结婚。二是参加工作后的几十年里，谭学陵只在1965年上半年回过一次老家，在家时间也不长，不到一周。

这次回老家，其实也与他的婚姻有关。当时，谭学陵已经34岁，却依然单身，父母很是着急，便委托媒人看好了一位本地的农村姑娘，要求谭学陵回老家与姑娘见面。

此时的谭学陵，是大庆油田又红又专的科研人才，同时也是管理型人才。1961—1963年，他连续三年被评为油田标兵；1964年，他是大庆油田自动化所组建工作的主要牵头人之一，并任副所长（后转任所长）。按理，他要在大庆油田找个理想的人生伴侣丝毫不成问题，但事实正如其侄子谭彦精所言：“他太投入事业，根本没有时间谈恋爱。”

谭学陵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遵循传统的人，父母要为其婚事做主，他竟无违抗之意，只得挤出宝贵时间回到老家，并在父母的要求下，与女方订了婚约。

1965年下半年，谭学陵以油田自动化技术考察团副团长身份赴罗马尼亚考察之际，母亲突然在家病逝，这让他悲痛欲绝。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谭学陵也未能在母亲的坟前敬上一炷香——自上半年回老家订婚之后，他再也没有回过故乡。

考察回国后，谭学陵赓即带领团队，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油田自动化集中控制的研究工作中。但他没有忘记父母之命，回国不久便通知老家的亲人将已定婚约的妻子送到了大庆。“本该自己亲自回来接新娘的，却叫家里人送过去，可想而知，他是多么的忙！”谭彦精说。

尽管谭学陵几十年不回老家，但他一直与老家的亲人保持着书信联系，并长期资助谭彦精读书。谭彦精是谭学陵大哥谭学家之子，谭学家因精神失常从乐至师范送返老家后，家里没有了收入来源，全靠谭学陵救济。谭彦精说：“父亲回来那年，我刚上初中，从那时起，我二爸（谭学陵）就一直给我寄学费和生活费，直到我参加工作。如果不是他，我肯定初中都念不完。”

1983年，谭学陵因胃癌在大庆油田病逝，其在老家一向乐观的父亲从此变得十分忧郁，仅一年后就去世了。

破解原油集输难题，他立下汗马功劳

1960年7月，到大庆油田才两个月的谭学陵便投入到紧张的“单管密闭油气集输流程”设计工作。这是大庆油田原油开发的核心工程，因为原油的管道运输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余秋里回忆录》介绍，大庆的原油含蜡高、黏度高、凝固点高，这“三高”给原油集输和油井清蜡以及注水造成了很大困难——原油温度只要低于28℃，就不流动了。

大庆油田地处东北，地表年平均气温比原油凝固点低20℃左右，即便是最热的7月，平均气温也比原油的凝固点低5℃左右。在这种气候条件下，原油从地下流到地面后，如何让它在井口、集油站、输送站、管道等环节不凝固，成了油田开发建设中的一大难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油田开发就无法正常进行，即使原油从地下采出来，也输不出去，弄不好，凝固或冻结在管线内，就会使油田生产瘫痪。

大庆这样的“三高”原油，世界上很少有，只有印度尼西亚的一个油田，原油凝固点与之相近。可印度尼西亚位于赤道附近，属于热带气候，一年四季气温都很高。因此，大庆油田开发之初，在解决管道运输这一问题上，是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的，再加上投入开发的试验区是大排距、大井距的井网，使油气集输管网的加热保温工作更是难上加难。同时，既要给管网加热，又要有效防火，这也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起初，经过众多专家们的反复分析、比较，初步选定了“井场三把火”的原油加热保温方案：“一把火”是井口保温房“热风吹”——通过烟道往保温房送热风；“一把火”是盘管炉加热原油；“一把火”是值班房采暖炉。但这“三把火”始终存在火灾隐患。为此，时任石油部部长的余秋里明确提出，要继续努力，把“三把火”尽可能变成“两把火”“一把火”，并要求隔离井场火源，把明火变成暗火。

为达到这一目标，专家们又反复研究，提出了“水套加热炉”理论：利用油井生产中伴生的天然气做燃料，加热炉体水套中的水，再用热水加热经过炉体水套的管线中的原油，提高油温；水套中的一部分热水经管线进入值班房和井口房散热器，向室内供热；各散热器中流出来的已降温的水，利用位差和比重差重新回到水套中再加热，实现采暖水的循环。

1961年，谭学陵任大庆油田设计院工艺实验研究室副主任，便组织领导了这种新技术的研究工作，试验最终获得成功，把井口的“三把火”改成了“一把火”，减轻了工人劳动强度，节约了燃料，并于1964年荣获国家创造发明奖。

然而，这只是闯过了第一道技术难关，还有第二道难关在等着他们，那就是集油流程关。按理，在原油管道上再套蒸汽管加热伴送即可解决原油管道输送问题，但当时中国严重缺钱、缺钢材，根本没有那么多管子搞蒸气伴送。

于是，专家们又反复探讨，提出了“挂灯笼”方案，即沿井排铺设一条集油管线，把油井一口一口串联起来，各井出来的油在井场加热计量之后，通过这条管线输到转油站。但在设计和试验过程中，又遇到了不少问题，如原油加热温度多高合适，集油管口径多大为好，管线埋多深为宜，这些问题都涉及一个关键数据——K值，即不同口径的管道在不同自然条件下、不同敷设方式下的总传热系数。K值选得过大，有可能造成浪费，多花很多钱，多用很多钢材，管线也要埋得深；选得过小，就有可能使原油在管道里凝固，给油田生产带来损失。因此，K值必须定得准确，才能掌握好输油温度，合理布局加热点，科学确定管径和埋管深度。

测定K值的重任再次落在了谭学陵身上。他带领4名同志，冒着零下40℃的严寒，深夜蜷伏在冰冷的草原上，每隔两分钟测一次温度。当时，正值经济困难时期，生活条件很差，他却毫无怨言。在10多个月的测温中，历经了严冬和盛夏，观测了1600多个点，行程6000多公里，取得了25万多个数据。经过1100多次分析对比，终于得出了大庆地区的K值为3的数据，为“挂灯笼”方案的设计提供了可靠依据，进而为高速度、高水平建设大庆油田作出了贡献。这次调查活动，被大庆油田命名为“万点调查”，并名垂大庆油田会战史册。不久，谭学陵又在从事单管密闭油气混输研究工作中，纠正了苏联油气混输公式中的系数错误，使单管密闭混输流程的设计符合实际。他的这一研究成果，在1964年获国家科委一等发明奖。

油井计量关则是原油集输上的第三道难关。时间进入上世纪70年代，大庆油田已成批生产，但当时设计需要的计量仪表奇缺，若没有准确计量的仪表，油田的后期开发和管理就会出现问题。1974年，已任大庆油田科学研究设计院自动化研究所所长的谭学陵，便承担起了我国第一套原油计量仪表的组织研制任务。在气候炎热的上海，他日夜奔跑在十几个协作厂家，讨论落实研制方案，解决技术难题。由于天气炎热和过度劳累，他病倒了。恰在此时，大庆发来电报，要他马上回去汇报工作。他不顾病体，毅然启程北上。这套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仪表，在他的精心组织研制下，终于按期完成并投入生产，填补了我国成套原油计量仪表的空白。同时，该项成果还获得了国家科委及全国科学大会奖。

一生为公，余秋里给予他高度评价

长期在大庆油田科研部门的领导岗位上，谭学陵总是率先垂范，亲力亲为，并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所学所悟传授给年轻人。

1965年，谭学陵从罗马尼亚考察回国后，大庆油田科学研究设计院自动化研究所正式成立，始为副所长的他，亲手编写讲义，亲自讲课，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

1979年，谭学陵担任大庆油田科学研究设计院副总工程师，负责地面一路科研工作的组织和领导。为掌握微电子技术，以适应形势发展，他废寝忘食地学习无线电中子学、晶体管线路、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程序设计、布尔代数等，并且自编教材和讲义，给大庆领导和自动化所的同志讲微机课。他还利用业余时间写了《微电子技术在工业自动化中的运用》长篇论文，在《油田计量与自动化》杂志上陆续发表，供更多的技术人员学习和掌握微机技术。

在谭学陵的人生字典里，没有“私”字。他在罗马尼亚考察的一个月里，为国家节省外汇2000多元，全部上交国家。一次，他听说单位一个同志生活上有困难，便拿出70多元相送。又一次，他在火车站看到一位乡下人无钱买车票，便掏出40元送给这位素不相识的人。

最让谭学陵的众多亲人不理解的是，妻子没有工作，在那个年代，谭学陵凭其地位和影响，要解决妻子的工作问题，可谓是举手之劳。妻子也多次向谭学陵提出这一要求，但谭学陵总是推脱：“这样不好得，要被别人说。”就为了不被别人说，到谭学陵去世，妻子也没有一个正式工作，只在收发室当了一个临时工。谭学陵去世后，组织上出于照顾，才给谭学陵的妻子转正。

谭学陵是因胃癌晚期医治无效，于1983年11月22日去世。早在一年前，他的胃疼就发作频繁，经常捂着肚子上班，同志们劝他休息，他却不肯。1983年7月，当他得知自己患了胃癌，决心利用生命的最后一刻为党的石油事业尽力。手术后的第六天，他写了一首题为《言志》的诗：“甘为工农有所为，鞠躬尽瘁生所追。奋与病魔争日月，留得一吸尽残辉。”从此，他开始在病床上整理他的一本专著《油气管线输送与计量的基本理论》，全书23万字。他还编写了《井口储能单管间输工艺》和《物量辩证法》两本书的提纲。在生命垂危的时候，他告诉妻子，他死后丧事从简，把骨灰撒在大庆的土地上。并嘱咐妻子在今后的生活中，勤俭节约，不要给组织添麻烦。

在《余秋里回忆录》里，余秋里对谭学陵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谭学陵同志是大庆石油会战中科技人员的杰出代表，他一生为我国的石油工业而奋斗，在原油集输工作中屡有建树，把自己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大庆。1983年7月，由于积劳成疾，他患了胃癌，发现时已是晚期。当他得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时候，坚持着在病床上整理自己推导出来的关于油气管线集输和计量的160多个公式并加以论证。谭学陵同志做到了生命不息，为祖国的石油事业奋斗不止。他不但把很多珍贵的资料留给了后人，而且也把自己的革命精神长留在油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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