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口普查员 挨家挨户“一个都不能少”绘图、培训、入户、登记，北京11.5万名普查员事无巨细开展工作，只为保证数据精确

东湖湾社区社工段艳莉敲门入户进行登记工作。受访者供图广安门外街道统计调查队员朱艳萍为准确划分普查区域，从6月开始，就拿着纸笔走遍了辖区的每一个角落，和同事一起手绘了35张社区地图。受访者供图广外街道统计调查员朱艳萍（右）和居民讲解人口普查知识并登记。受访者供图

“您好，我是人口普查员，现在进行第七次人口普查。”

2020年11月1日零时零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正式进入登记阶段。北京11.5万名普查员走进千家万户，逐人逐项登记普查信息。

为了准确划分普查区域，从6月开始，朱艳萍就拿着纸笔走遍了辖区的每一个角落，和同事一起手绘了35张社区地图。张远超在8月底到10月初，组织了大大小小20多场普查员培训，甚至模拟演练了入户登记过程。

10月11日，普查员开始入户摸底。性格内向的郭泰为了锻炼自己主动报名成为了一名普查志愿者，第一次敲响陌生人家门的他还有些忐忑，但很快他就发现要比想象中顺利许多，“前期的宣传到位了，大家都知道普查员要上门。”

普查员们的装备在升级，“只要是签过保密协议的普查员、指导员，都可以用智能手机或者PAD数据采集设备来上传数据了。”经历过三次人口普查的吴国娟觉得她从人口普查工具的变迁上见证了中国科技的发展。

人口普查是繁琐又精细的工作。负责登记2019年11月1日零时到2020年11月1日零时之间出生婴儿的魏建都不允许自己在数字上出一点错，“我们街道有35个社区，一个社区漏掉一个小孩的话，那就是35个，三年后，这就是幼儿园的一个班，六年后就是小学的一个班。”

在魏建都眼里，这个工作看起来平凡，但却是关系到国家大政方针和发展规划制定的大事。每次从人海里“捞”上一个人，她都有一种成就感。

走遍每栋建筑画出手绘地图

“她就像测绘师一样，脑子里有活地图，她画得可比网上那些地图精确、细致多了。”同事都这样评价朱艳萍。

朱艳萍是广安门外街道（以下简称“广外街道”）统计调查队的一名队员，早在今年6月底，她就开始为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忙活，带着纸笔走街串巷地对辖区内建筑进行摸底、绘图。

“以房查人”是世界通用的人口普查方法，要想查清人口，首先要对所有可能有人居住的楼宇及建筑物进行摸查。

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今年绘图全部电子化，交给专门的数据组去处理。”在电脑操作上，朱艳萍比不过数据组高学历的年轻人，但要论对各个社区实际情况的了解程度，她当仁不让。在2010年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朱艳萍确定了广外街道的边界，画出了一张张手工地图。

“比起十年前，楼宇和建筑物都有变化，街巷整治中有拆除、有新建，这个需要我们去核实，边边角角都要走到。”朱艳萍和队员们跑遍了广外街道的每栋楼、每个车棚，甚至每个电闸箱。

6月底到7月中旬那段时间，她边实地考察，边画草图、做笔记。三义东里小区有很多上世纪50年代的老旧平房，都“藏”在楼房的后面，一不小心就会被遗漏。朱艳萍带着社区工作者和数据组的年轻人，前前后后、从外到内最少走了四趟，把每幢平房的走向、出口朝向、房间数量都核查得清清楚楚。

奔波一天回到家，她打开台灯，在桌上铺一张8开白纸，把一沓草图和笔记誊上去，“每个社区都得有一张完整清晰的地图，有的一晚上能画完，不好画的就得两晚上。”图画完了，她才能踏实。

广外街道一共有35个社区，朱艳萍和队员们就手工画了35张地图，草图更是数不清的厚厚一摞。“每个建筑物都有编号，一个门、一个单元、一个传达室、一个公厕都不能丢了。”

数据组把这些手工地图誊到电脑上时，朱艳萍就在旁边盯着，一发现错误立马改正。朱艳萍知道，只有前期的建筑画图准确了，才能合理划分普查区域，才有利于普查员入户摸底。

资料像雪花一样进行模拟入户演练

“想问问人口普查员什么时候到我家？”今年9月，三里屯街道人口普查办公室接到了居民打来的电话。

10月11日，普查员开始入户摸底。在这之前，三里屯街道人口普查办公室副主任张远超正在忙着给普查指导员们做业务培训，“普查指导员都在街道统一开培训会，然后他们组织各社区的普查员进行培训。”

据张远超统计，从8月底到10月初，各类培训加起来有20多场。大到整个普查工作方案和流程，包括摸底、短表登记、后期的抽样长表登记，小到每一张表该如何填写、手机终端平台如何操作，培训都要涉及，“也要告诉大家一些入户技巧，比如怎么沟通更容易赢得信任，还有数据保密相关规定。”

培训是所有普查员必经的环节。今年，东湖街道远洋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张雪接到通知，她将参与负责远洋万和公馆小区的人口普查工作。

“这个小区是封闭式管理，我们平时就在小区里面办公，而且业主比较信任物业工作人员”，张雪觉得物业跟社区不分家，“能做的事情就要承担起来。”

这是她第一次参与人口普查工作，生怕自己漏掉任何一个环节，导致在普查过程中出错。每次到社区和街道接受培训，面对着雪花似的PPT，她拿着笔“唰唰”地做着笔记，“后来，我也不记了，就把手机立着录像，因为我真的觉得每一页都特别重要。”

张远超还组织了实地演练。“我们找了一些志愿者家庭，模拟演练入户登记的过程。街道带着指导员入户，他们熟悉了过程之后，指导员再带着各社区的普查员进行演练。”

他要保证，每个正式入户登记的普查员，都参加过这样的实操训练，面临各种情况时才能不慌，填表时才不会出错。

统一发放敲门专用手套现实比想象顺利

“您好，我是人口普查员，现在进行第七次人口普查。”从没敲开过陌生人门的郭泰有点忐忑。

他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白领，而现在，又多了一个身份——北七家镇冠华苑小区的人口普查员志愿者。此前，他看到党支部招募，立即便报了名。

“一是因为这段时间我相对有时间和精力，二是因为工作原因，我和社会外界的交流不算多，对人口普查的了解也仅仅局限在文字描述上。再一个，我个性上不是很喜欢跟陌生人交流。”郭泰想做出一点改变。

在北七家镇冠华苑小区的人口普查员中，志愿者占多数，一共有50人左右。入户前，每个人都收到了一个背包，里面有手电、手套、衣服、鞋套和普查员证件。

那双抓绒的厚手套在指关节处有加厚层，郭泰看到后心里突然涌上一股暖流，“这是敲门专用的手套，保护普查员的手不受伤。”

10月11日，入户工作开始了。郭泰负责一个半单元的88户居民，他有些顾虑，人口普查需要询问身份证号、户籍、学历、人口数等隐私信息，“我们做的事情究竟能不能得到别人的理解和配合？”

现实比想象中顺利，入户第一天，郭泰敲了十几户的门，“大家还是挺配合的，我觉得是前期的宣传到位了，大家都知道普查员要上门。”

有的居民很热情，看郭泰趴在墙上记录信息，便邀请他进去填写；也有独居的女生或老人比较警惕，门只开一个小缝，或者干脆隔着门跟郭泰说“现在不太方便”，郭泰很理解，“如果这次人家不方便，我就多跑几次嘛。”

“总体还是挺开心的。”郭泰笑着说。

普查外国人聚居区小语种社工派上用场

电话终于打通了，听筒里传来的语言有些陌生，工作人员皱了皱眉。

东湖湾社区社工段艳莉的日语终于派上了用场，她接过电话开始用日语询问对方的名字、住址和学历，她能感觉到电话那头的中年男子很紧张，“他问我们是什么组织，我就说我们是政府下边的组织，然后我觉得他好像就很踏实了，如释重负。”

几分钟后，她把这位居民的基本信息登记在了外籍人士专用的表上。这是段艳莉工作两年来第一次用到日语，她也有点紧张。

东湖湾社区居住着至少几百位外籍人士，以韩国人为主，也有一些日本人和其他国家的人。而同在朝阳区的三里屯街道也是外国居民的聚集地。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开始，在中国长期居住的外籍人士也被纳入了普查范围。

三里屯街道人口普查办公室副主任张远超特意加印了多国语言的宣传折页，“普查员拿着这些宣传折页给外国居民介绍，涉及外国人比较多的小区，我们就派英语能力强一点的普查员入户，实在不行就用手机上的翻译软件。”

张远超还想了一招，他把普查员必备的自我介绍、人口普查工作介绍用英文打印出来，让普查员拿着纸入户。

“因为牵涉到个人隐私，而且很多外国人对中国的这项工作不太了解，有一些极个别的外国人不太配合，直接就关门。”但通过向物业、管家寻求帮助，反复沟通，外籍人士的登记工作一般都会顺利推行下去。

“这部分如果不登记上来，人口普查不是缺一大块吗。”段艳莉说道。

普查同时更新空巢老人数据

袁岐注意到，面前的两位老人有点耳背，说话也不是很清晰。

她是望湖社区党委书记，这是她第二次参与人口普查，已入户321户。多年的社区工作让她对老人和小孩格外关注，“一碰到他们，我就会不由自主地多做一些工作。”

袁岐问，“你们是空巢老人吗？”两位老人似乎有点害怕，也有些防备心。袁岐解释，“我们也是为了您自己在家的时候能保证安全，后期我们可能会免费给你们安装按铃、煤气报警器之类的。”

对面的两位老人放下了戒备，袁岐做好记录，方便之后进行服务。早前，袁岐就对普查员们提了要求，“人口普查期间也要收集空巢和独居老人的信息，随时更新数据。”

“因为老龄化越来越严重，社区里空巢或独居老人也越来越多，我就想着，能装上一些配套设施的话就装上。”袁岐带领社区工作者，每周或每两周进行一次回访，“别让老人在家出现意外的时候都没人知道。”

袁岐总是想得很周到。人口普查期间，如果是在工作日入户，她一般会在晚上6点到9点之间，“这个时间段家里一般都有人。”周末的时候，因为怕打扰居民睡懒觉，她不会去太早；午饭时段，袁岐就不再入户了；考虑到很多人有睡午觉的习惯，她会在下午3点后再上门。“得考虑到人家的作息，敲门不能让人讨厌呀。”袁岐笑道。

周到也体现在对普查员的关心上，工作日的白天，袁岐会让普查员们回家休息一两个小时，为晚上的爬楼入户保存体力，“晚上入户都要到9点多，白天再盯一天，人是顶不住的。”

袁岐的贴心被小区居民看在眼里。入户的时候，常有认识她的居民热情地把袁岐拉进家里，给她倒水，让她坐下休息，不让她走。袁岐又感动又无奈，“我说不行啊，我晚上时间就这么点儿，老坐这休息都没时间做入户工作了！”

有位近90岁的老人拄着拐杖来居委会办事，对袁岐说，“你别去我们家了，怪辛苦的，我们家一共两套房子，我都帮你核完了！”

每次遇到这种情景，袁岐都觉得，自己的心和居民们紧紧连在一起。

不允许有任何一个新生儿被落下

“我父母给我起名‘建都’，就是希望我能建设好首都。”魏建都笑起来，非常爽朗。

广外街道的调查员队伍里，65岁的魏建都是年纪最大的一位，大家都称她为“老大姐”。她退休前曾在企业做统计工作，还曾参与过三次经济普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

今年，一接到第七次人口普查的工作，她笑称自己“就和打了鸡血似的，赶紧地干”。

魏建都负责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新生儿的统计，“这次人口普查要求把2019年11月1日零时到2020年11月1日零时之间出生的小孩都登记好。”由于人口流动性大，登记时常常遇到很复杂的情况。

“比如一年前，妈妈生小孩的时候在我们这的社区租房住着，但她和孩子爸爸的户口都不在我们这。现在，这家人搬走了，但之前的一些资料都在我们这边，我们就得打电话过去问问具体情况，孩子户口落在哪里了。如果户口在我们这，我们就得登记。”

登记的数量会和派出所提供的行政资料作比对，如果有出入，魏建都就要反复核实，这个过程繁琐细碎又磨人，但魏建都总能从中找到乐趣和满足感。

对魏建都来说，每次从人海里“捞”上一个人，把他登记在案，都是一种成就，她不允许有任何一个新生儿被落下。“我们都是上世纪50年代的人，可能现在赶不上潮流了，但我们这一代人有一种精神在，工作上坚决不能落后。我的工作，不管谁来查验，都经得住。”

“这个意义是很重大的。”魏建都有着她的理解，“我们街道有35个社区，一个社区漏掉一个小孩的话，那就是35个，三年后，这就是幼儿园的一个班，六年后就是小学的一个班。那你想想，全北京、全国得漏多少个？”

“从宏观上来说，国家要培养多少幼教、多少小学教师，如何制定政策，都和我们现在统计的数字息息相关，这个数字是有指导意义的。”在魏建都眼里，这个工作看起来平凡，但却是关系到国家大政方针和发展规划制定的大事。

从技术设备上见证中国科技发展

前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别在1953年、1964年、1982年和1990年进行。1990年以后，每10年，国家都要给全国的人口来一次清点。奥运村街道总装社区书记吴国娟先后参与了千禧年（2000年）、2010年和2020年的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是人口普查一线的“老人”了。

从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算盘到第七次人口普查的计算机，人口普查工具使用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科技发展史。“五人普的时候，还没有电子方法，全靠手工填表、抄录。六人普的时候，每个社区只有一台电脑可以录入信息，一般就找一个专人来负责。”

今年，通讯设备的发展给人口普查带来了新方法，“只要是签过保密协议的普查员、指导员，都可以用智能手机或者PAD数据采集设备来上传数据了。”

数据平台的校验功能也使人口普查的效率和数据的准确度大大提高，“有逻辑关系不对的，平台会马上提示你，比如子女和父母的民族不一致；有的夫妻离异，男方再婚的妻子可能年龄偏小，和他子女年龄差不太多，系统也会提示再次确认年龄。”

通过后期全国各省市上传数据的比对，也不会出现一个人重复在两个地方登记的情况，“我国人口流动性很大，人口数量也多，人户分离的情况很多，通过系统校验就不会出现登记重复的情况。”

吴国娟今年56岁，一直都在社区做书记。三次人口普查期间，她的人生走过二十年，“这份工作确实比较辛苦，披星戴月，天天走访住户，但是累并快乐着。”

“全国人口普查，能帮助国家掌握过去十年来人口的分布情况、受教育程度、老龄化程度、流动人口状况、常住人口状况、婚姻生育情况，还能知道哪些人从哪里走出来、奔去了哪个城市，哪些城市需要再投入发展。”想到自己在为国家掌握人口大数据做贡献，吴国娟感到自豪和荣幸。

“数据要精确，一个都不能少。”

新京报记者彭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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