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贤在家乡

《东门惜别》作者：张豪辰（北京）

□夏孟珏

四十多年前的拨乱反正之后，邓小平成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我们广安人扬眉吐气，为家乡出了这样的伟人而骄傲自豪。改革开放，祖国迅速走向繁荣富强，人民生活越来越好，人们由衷地感谢我们这位好老乡。

参天的巨木，必定扎根于深厚的土壤之中，圣哲贤人不可能出现在文化沙漠之地。一个人的少儿阶段，家乡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个人家庭境况，以及地方文化的滋养和熏陶等等，必定会在其思想上打下深刻的烙印，对其产生巨大的影响，奠定其最初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笔者爱好历史，喜欢探寻旧事，不禁想到：邓小平在广安生活了十几年，他当时的生活境况怎样？他成长的人文土壤如何？从他在家乡求学的经历可以窥见他少年时代的思想、志向吗？笔者多次参观小平故居、故居陈列馆，又向当地一些老人了解，还从史志等各种资料中搜寻，终于对有关情况有了大致了解，遂撰写成文，与读者共享。

幼年生活

一百余年前，广安是川东北重镇，有着厚重的历史底蕴，教育文化较为发达。邓小平家住广安城北面的协兴，离城十几里。当时的协兴场虽不大，但却是广安城北的重要门户，又扼守北面的交通要道——北驿道。这里民风淳朴，士绅开明。据传，历史上这里的场镇集市曾多次变化。原本这里叫姚坪里，清中期时，一些富豪大户为争夺利益，这块小小的地面曾同时出现三个集市，场期不一，集贸各行其是，使得民众和商贩无所适从，十分为难。后来大家合议协商，三市合一，统一场期，齐心协力共同兴市，于是把这里更名为“协兴场”。协兴场名称的由来，想必邓小平从小就听说，也深明其中的含义。

邓氏家族在广安属名门望族，从明洪武年间兵部员外郎邓鹤轩来广安定居，到清朝末年，整个家族中进士的有10人，当朝为官者数十人。特别是邓氏家族“修身立品，以勤宜德”的家风，对家族子孙的成长和发展起到了良好作用。小平的父亲邓绍昌毕业于成都法政学校，接受过新式教育，在乡间教过书，加入过袍哥组织。辛亥革命前后，广安建立革命军，邓绍昌加入革命军，当过新兵训练营营长，率部参加了地方的武装暴动，后来还当过广安县的警卫总办（又称团练局长）。邓绍昌是个见过世面的人，思想开明，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管教督促甚严。

1904年秋，正是稻谷金黄的时节，8月22日，邓绍昌的长子诞生于邓家老院子的北厢房，起名“先圣”。这老院子距协兴场约两公里，是一座传统农家三合院，坐东朝西，大小房屋17间，穿斗木结构平房，房顶小青瓦，下面白粉壁。这座院子是典型的川东普通民居，质朴无华是其最大特点。

以前的邓家老院子与现在不大相同，那时院子的四周全是连片的庄稼地。夏天，田里种水稻，土里种玉米；冬天，田里种小麦或蓄水成冬水田，土里种胡豆或小麦。从邓先圣晓事起，一直到他15岁离开家乡，年年眼见春种、夏耘、秋收就在院子周围的田地里进行着。虽然邓家也算乡村中较为殷实的人家，可也不是富豪大户，所以家里的人也都还要参加一些生产劳动，一般农户那样的耕作经营种种活计都会做到，先圣也不例外。院子里面，虽然房屋不是很多，可除了堂屋、多间住房和厨房以外，还有猪圈、牛圈和作坊。院子东南转角处是作坊屋，很宽大，可用石磨加工豌豆、胡豆制作粉条，也可用高粱、玉米等发酵酿酒。先圣从小就生长在这样的农耕环境之中，他深知农民艰辛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最理解农民通过辛勤耕耘吃饱饭的期盼，所以“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他才能立即契合农民的心愿，力主改变农村政策，使农民迅速解决温饱奔小康。

离邓家老院子不足两里，有一座气派的四合院，人称“翰林院子”。这院子坐西朝东，穿斗木结构建筑，由朝门、戏楼、厅堂和厢房组成。建筑十分精美，木制雕刻颇具特色，朝门口一对大石狮子蹲立两侧，更使院子显得气派而庄严，其规模和布局充分体现了这座院子早年主人的身份。当年这里办有一所私塾，1909年，5岁的邓先圣在这里发蒙，开始读书。私塾先生认为“先圣”这名字对圣人不敬，就将其改名为“希贤”。这里整天的功课就是读书、背书和习字。运用毛笔的童子功训练，成就了希贤日后俊美飘逸的书法。这院子的前主人邓时敏（1710年—1775年）系希贤先祖，字逊斋，号梦岩，乾隆元年（1736年）中进士，入翰林院授以编修，升为侍讲学士，后任大理寺正卿，位列九卿。他是那时邓家最显赫的人物，人品学识出类拔萃，又是希贤的先祖，理所当然地成为小希贤心目中的偶像。

清宣统二年（1910年），在各地办新学热潮的影响下，由一位刘姓绅士与邓希贤的父亲邓绍昌等开明人士共同发起，创办了协兴场第一所新式小学——北山小学堂。学堂位于协兴场街上，占地面积6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300多平方米，系穿斗木结构房屋。

1911年，邓希贤按照父亲安排，从翰林院子私塾转入北山小学堂，一直到1915年，都在此接受初步的新式教育。北山小学堂是川东北乡镇中开办最早的新式小学之一，当时有学生百余人，分甲、乙、丙、丁四班，邓小平分在丁班，课程完全不同于私塾，既有白话文的国文，还新增了算术、修身、体育、图画等课程。在北山小学堂求学的5年里，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酷暑严寒，邓希贤都坚持上学，从未缺过一天课程，从而磨炼了他吃苦耐劳和坚定顽强的性格。他天资聪颖，老师讲过的功课很快就能记住，学过的课文能倒背如流，毛笔字也写得很好，始终是班上的尖子生，在几年的考试中，除因病有一次考得第二名外，其余都是第一名，深得老师和同学的赞赏与佩服。

早期在校任教的有刘星一、邓绍昌等几位老师，他们都接受过新式教育，不满封建礼教，了解时代潮流，都是有着较为开明和激进思想的“新派”人物。除了传授新学，他们还给学生讲授祖国的历史以及近代中国的苦难，对少年希贤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拯救民族于水火的爱国主义思想在此悄然萌芽。

县城求学

1915年下半年，邓希贤从协兴北山小学堂考入广安县城的县立高等小学堂，被分在12班。这所学堂创办于1904年，是广安有史以来第一所新式高等小学堂，也是整个川东北开办最早的小学堂之一。希贤入校时，这所学堂位于广安老城的考棚巷，规模比较大，正面礼堂左右各有一排一楼一底的穿斗式瓦房，每排各6间，楼下是教室，楼上为学生宿舍。现在的广安区政府大院靠考棚巷一侧，作为文物还保留有当年这所学堂的一幢一楼一底的建筑。10多岁的邓希贤在这里度过了3年的学习生活，进一步丰富了他的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并开始接触一些进步思想。

1918年夏，14岁的邓希贤以优异成绩考入广安县立中学，分在第十班读书。当时的学校在银顶山下州坡之上的原州署衙门的后半部分（即后来的老广二中），校长为郑咏菊。这所学校创办于1912年，是川东北开办最早的新式中学之一。学校的创办者之一、首任校长王宣彝系日本留学归国人士，他为人正直，胸襟开阔，不图名利，疾恶如仇。王宣彝在外接受了新思想新观念，回家乡后大力宣传和推行，使初创的这所中学形成了良好的校风和学风。希贤在这里学习的课程有修身、国文、英文、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博物等，他学习刻苦，对每门学科都十分认真，考试成绩都是优秀。他还经常借书阅读，拓展知识，喜欢向老师请教解惑。

在县城读书的4年时间里，学校周围和广安城区的人文环境对希贤有很大影响。这两所学校附近，有前清县学的考场——考棚，有读书人景仰的文庙以及武庙；县立中学后面的翠屏山上，有颜真卿、文天祥等名人的题刻，渠江对岸巍然耸立有主文运昌盛的奎阁……这些历史文物所蕴含的文化信息，会激发读书人的求知欲、上进心，鼓励他们奋发努力、认真求学。广安城内及附近，还有不少名人先贤的遗迹，如南宋大学士、四川宣抚使、少师安丙留下的白塔、文笔星，明朝户部尚书王德完曾经的故宅和园林，等等。喜欢探究的希贤想必会前去探访，这些广安名人先贤为国为民的事迹和精神必定会对他产生正确的指引和巨大的激励。

小小年纪的希贤过着集体寄宿制生活，只有周六下午才能从城北的石板路步行十几里回家，星期天下午又步行返校。那时广安还没有一条公路，从广安城至协兴是古老的北驿道——四五尺宽的石板路。希贤出北门，过洗脚溪，走九石坎，爬谏议坡，上车婆岩，穿过保安场小街（后来的金广），过八角庙，再走几里平路，就到达协兴场旁边的邓家老院子。谏议坡是一段高高的石板路陡坡，爬坡经过时，人们一般都会在此小憩。这里是因纪念北宋的谏议大夫张庭坚而得名，旁边还有他的坟墓。宋史载，张庭坚不计个人得失，一心为国，直言敢谏，名满天下。南宋陆游从此路过，在张庭坚墓前哭拜，写下《过广安吊张才叔谏议》一诗：“春风疋马遇孤城，欲吊先贤涕已倾。许国肺肝知激烈，照人眉宇尚峥嵘。中原成败宁非数，后世忠邪自有评。叹息知人真未易，流芳遗臭尽书生。”广安民众也非常崇敬这位了不起的家乡人，他的事迹广为流传。希贤无数次走在这条石板路上，还在这里停下歇息，这个特殊的地名定会引起他的探究，张庭坚为国为民仗义执言的精神定会激起他的敬佩和效仿之情。

青少年时期的同伴也会对人产生较大影响。据当年县立中学的同学回忆，小小年纪的邓希贤活泼聪颖，说话风趣幽默，与同学们相处十分融洽，大家都喜欢与他交朋友。他有两个特别要好的同学——胡伦和邓绍圣，从进入北山小学堂，他们三人就一起同学，又一起到县立高等小学堂，一起到县立中学读书，接着又一道赴法国勤工俭学，投身革命，从事为国为民的正义事业，真可谓志同道合。后来，胡伦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为革命出生入死，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一些重要的党政职务；邓绍圣比希贤年长三岁，是其远房叔父，后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牺牲。

当时国家正处于“五四”运动之前，军阀混战，政局风云变幻，列强虎视眈眈，加紧瓜分中国。国内各种新的思潮兴起，新文化运动也在全国开展得轰轰烈烈，如“德先生”和“赛先生”之类的进步思想，也传到了广安这个川东北小城。县立中学里也充满了各种进步的声音，很多师生都在探求和思索。邓希贤虽年龄不大，可好学善思，目睹社会的腐败和落后、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和掠夺，他也对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非常关心。在进步老师的引导下，他开始接触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之类的进步书刊，不但如饥似渴地阅读，而且常和同学们一起探讨国家的出路、个人的抱负等话题，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爱国思想在他心中慢慢形成。

正因为此，希贤积极参加学校师生开展的各种进步活动。旧时代，教师队伍良莠不齐，对于不称职或有恶行的教师，那时的学生会采取请愿甚至罢课的办法来“吆先生”，即将其撵走。希贤刚进入县立中学不久，监学陆晓东等人简单粗暴、极不公正地对待学生，激起学生公愤，吆撵监学。县府派兵弹压，激起学生更强烈的反抗，全面罢课。希贤积极地参加了这场斗争，也感受到了集体的力量。1919年5月中旬，“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广安，广安各界积极响应，反侵略、反卖国的激情高涨。月底，县立中学学生成立了广安学生爱国分会，并致函县内各高初小学，号召大家发动群众，奋起救国。整个广安群情激奋，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爱国运动轰轰烈烈。希贤也加入到这场斗争之中，他积极投入爱国分会组织的活动，参加集会，上街游行，参与宣传，激励群众，还与同学到一些小学进行发动。这场有明确政治目的的斗争，使他受到了最初的政治锻炼，更加坚定了他初步形成的爱国主义思想。罢课持续到期末，希贤离校回家，从此结束了在广安的学生生涯。

告别家乡

凭借父亲在教育子女方面的远见卓识和邓希贤自己的努力，从小学到中学，他接受了当年广安乃至整个川东北最优质的教育。小学、中学的学习生活，不但丰富了他的各方面知识，更大大拓展了他的视野。但是，父亲邓绍昌认识到，中国人要想出头，必须学习西方之长，他想要把希贤“送到大地方的学堂去”。恰逢在乡里受人尊敬且刚直不阿的邓绍昌不愿与本地一些势力同流合污，受到排挤，县团练局局长的职务也被撤掉，甚至不得不跑到重庆避祸。其间，他知道了重庆开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事，毅然决定把希贤送进这所学校读书，以后出国求学。15岁的希贤求知欲正旺，也正不满足于广安的学习生活，想要看看外面的世界，到大地方更好的学校读书学习，学好本事报效国家，于是不顾母亲的挽留，欣然同意父亲的决定，远赴重庆读书。

1919年9月，希贤收拾简单的行囊，在渠江码头登上一艘货运木船，顺流而下去往重庆。一年后，他在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结业，回到广安稍事停留，告别故乡的亲人，又一次乘木船去往重庆，随后踏上去往法国的旅程，从此走上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从事革命活动后，他改名为邓小平。希贤属龙，广安人说，他是“龙游大海不回头”，这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回过桑梓故土。

邓希贤在家乡生活了15个春秋。家乡，赋予他经历风雨的坚强体魄，给了他人生最初的人文洗礼和熏陶，初练了他刚毅顽强、绵里藏针的性格。父亲与各方面势力周旋和斗争，让他见识了社会的复杂、江湖的险恶，也为他在以后的种种政治斗争中巧妙运筹、化险为夷打下初步的基础。从家乡起步，他迈开稳健的步伐，踏上革命征程，最终成为一代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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