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勉为政的刘大瑄

刘大瑄（1764-1818），字崑田，广安州人，生于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十二月十四日。嘉庆七年（1802）与浙江学政李宗昉一同中进士，初任浙江绍兴府上虞县（今绍兴市上虞区）主事。

李宗昉任浙江督学时，巡视宁波，经过上虞县，刘大瑄到船上拜见。李宗昉见刘大瑄面容憔悴，鬓发斑白，感到很是奇怪，便问其缘由。刘大瑄说：“我明天要巡查曹娥江，江的东边离余姚县界只有百余里，如果海潮泛涨，则有被淹没的危险。余姚县有白马湖、上妃湖和夏盖湖，这三个湖的湖堤只要一松弛、泄漏，那么周边地区就会遭受灾难。所以曹娥江的江岸需要修筑江堤来抵御海水涨潮，也要修筑这三个湖的湖堤，以准备蓄水灌溉。但每到需要修筑堤坝的时候，圩长（管理堤坝修理的官员）跟乡亲讲这个道理，围堵着去找人，但因没有持久的财力，不能将

民众发动起来。所以导致那些有田产的富豪，倚仗着有钱有势，高卧闲观。那些贫苦民众，空着肚子只是虚口答应着。发公文派出公差去催促找人，最终也只是一纸空文，结果一到春夏旱季干涸，都束手无策。我在上游捐献俸禄来扩建堤坝，希望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然海岸、江边的堤坝每年都要修筑，我已竭尽全力，陷入困顿了。”

在京师时，刘大瑄完全是一个读书人的样子，鬓髯俊美寡言笑，真挚恳切。在上虞县任职时，却能真心实意为民分忧，为政施策，民众盛赞。有官员、绅士了解他的为政理念，都评价说：刘大瑄办案不分大小，都会细心裁决，不轻易用刑。也有人说刘大瑄过于仁慈。刘大瑄回答道：“我读东汉酷吏的传记时，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我平常在家里从未鞭打过一个下人。现在虽然在官府做官，为朝廷执法，我便想到鞭打加给他们

的羞辱，原本是为了表示要惩罚罪过。即便因为无知而犯了法，也应该给予同情、保全他们，逼不得已才给他们加上枷锁。这样，我的心也就没有什么可悔恨的了。到这里做官已有数年，我从未行政严苛来博一个断案敏锐快捷的名声。”

刘大瑄为官数年，经常告诫下属和子弟，要革除浮华，勤勉为政。所入廉俸，都悉数资助了贫困者。他在职时不为谋一钱私利，从来没有以苛刻来博取名利，人品高尚，理解百姓之苦、鞭笞之痛，乡里人都为此称道，赞颂他的为政之道。刘大瑄一心为群众着想，因积劳致疾，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四月初二日死于任上，享年55岁。当地百姓听闻他去世的消息后，便把他的棺柩移到佛寺里，当地数以万计的达官贵人和普通老百姓前来焚香吊唁，为之落泪。后归葬于家乡。浙江学政李宗昉为他撰写墓志铭：“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三世为官，不改儒素。反葬家江，清德永慕。里人称之三循吏之墓。”

刘大瑄的曾祖父刘慎，以贡生的身份官居会理州的训导，祖父刘元圭以举人的身份官居贵州印江县的知县，父亲刘彦以举人的身份官居江西会昌县和湖北黄梅县的知县。刘大瑄有三子，长子名学厚，嘉庆十八年（1813）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山西道监察御史、福建邵武府（今邵武县）知府等。因父丧回居广安乡里时，受广安知州吴栻之请，与州人共同纂辑嘉庆《广安州志》。

（市地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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