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安丙的勤政仁民

安丙（1148年—1221年），字子文，号皛然山叟，南宋四川广安军甘溪场（今华蓥市永兴镇）人。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年），获得四川省考试第八名的成绩。第二年春，朝廷在临安举行考试，安丙中进士，自此步入仕途，历任大足主簿、文州漕官兼利西安抚司干办公事、曲水县丞、成都新繁知县、端明殿学士、中大夫兼兴州知府、安抚使兼四川宣抚副使、四川宣抚使、谭州知府、资政殿大学士、四川制置大使兼兴元知府、湖南安抚使、保宁军节度使兼兴元知府、利东安抚使等。先后平定四川的吴曦叛乱、红巾叛乱，受到朝廷褒奖，钦赐昭勋寺、褒先寺。其勤政清廉之风、忠贞报国之志，深为士庶爱戴，生祠遍于蜀中。

安丙出任四川宣抚使时，正值溃军之乱，民不聊生，后世多关注其平定叛乱之功，而忽视其治蜀镇巴之举。报奏朝廷，勤政为民整顿财政，统一军政镇抚蛮夷等措施对于稳定四川、巩固赵氏半壁江山产生重大影响。时人宇文绍节、许奕、魏了翁、李心传等皆充分肯定安丙的平定叛乱和稳定巴蜀的功劳。魏了翁（南宋著名理学家、大臣）所著《鹤山全集》中有不少与安丙有关的诗文，不仅肯定安丙治蜀的措施和成效，而且以光复中原相期，所谓“北征西略公余事，应念同胞百万生”。

安丙从走上仕途以来，步履所至，深受百姓拥戴。在任大足县主簿的时候，亲自到临安去，向朝廷陈述有关四川利弊的十五件事，语言十分恳切，且事实也与朝廷所掌握的相符。

在文州曲水县做县丞的时候，他巡察了辖区内的每个地方，在和隆庆通判一同巡察中，发现县城发大水，灾民流离，生计难为。安丙发令把仓库里的储备粮拿出来救济灾民，决定以改变河道、修筑堤坎的办法来治理水患。后又在巡察大安的时候，遇到了旱灾，仓库的粮食十分紧缺，远远不能满足受灾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他毅然从自己家中拿钱出来买粮赈济灾民。此举深受百姓爱戴，利州西路安抚使吴挺非常看重他的才能。朝廷为表彰他的善举，下令加官一等。

安丙受任四川时，以川西平原为代表的巴蜀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仅次于江浙区域，地方财政收入不仅独立支付着川陕十万宋军供给，也为南宋中央政府财政提供了重要保障。但“武兴之乱”后，四川财政急转直下，因为朝廷给予平叛有功之人的大宗赏赐，大部分都分摊到四川宣抚司与总领所，“诛曦犒赐共用金七千两，金盘盏一副，金带五条，金束带一条”全由宣抚司支给，“银六十一万七千七百七十两”，其中六千一百七十五两由宣抚司支，六十一万二千五百五十五两由总领所支。史称“自诸军喝报功赏之后，岁增支总领所钱物约七百八十万缗（货币单位），而喝犒不预焉”。可见，“武兴之乱”耗费了四川多年的积蓄，破坏了经济，大宗赏赐的支出使财政入不敷出。

嘉定初，驾部员外郎李鸣复上奏朝廷指出，四川岁入约二千二百余万缗，但支出却是二千九百余万缗。因此，安丙虽然做四川军政长官，但对百姓疾苦明察秋毫，立即提出整顿财政的建议。

第一，控扼财源。首先，安丙派遣属下的所有官员“划刷四路钱物及诸司羡余”，统一管理支配。这次行动收集到提刑司余羡四十万，划刷四路钱物五百万缗，并将这五百万缗用于资助总领所赡军。其次，安丙为减少财政支出，提出了“汰弱兵二万余”的建议。他评述说，安丙为总领所“移屯、减戍、运粟、括财，有以翼蔽而扶掖之”。在安丙的扶持下，总领所的运作逐渐步入正常，史称“军兴增支之数八千七百五十余万，皆不取于民。实际上，这全赖宣抚副使之力”。

第二，在南宋时期，整个四川地区在财政经济方面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川陕地区为宋金西北交兵前线，十万左右的大军军需也就落在了四川地区的头上。主管四川地区财赋的四川总领除本路和上述大军外，还要供应部分四川外军队的军需和上贡朝廷。南宋初年，整个四川每岁大约要出二千六百万缗。货币不足时，便以实物抵充。绍兴末年更是高到了四千万缗左右。此后在孝宗时期略有减少，但到了开禧北伐时期，四川安抚使吴曦叛乱，开支又重新回到了四千万缗。四川的财政收支在绍兴初就达到了顶点，此后收入不增加，支出却增加，收不抵支情况越来越严重，在政府方面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一个——增印纸币。整个南宋时期四川地区主要流通的是钱引。钱引不像会子有定期的收兑换界制度，它到期只能用新引兑换，因此日积月累，发行量不断增加。南宋初到开禧年前，钱引为两界并行，开禧北伐失利，为缓解财政危机，增发一界，形成三界并行的局面，总数也达到了八千万缗。大量发行的必然结果是贬值。嘉定初（1208年），每缗只值铁钱四百以下，但在宣抚副司安丙的支持下，总领所仍决定按时收兑，以维持钱引的信用。只收回了半界，剩余半界允许继续流通使用。收兑后，每引值铁钱五百文，而在关外等流通铜钱的地方，则每引只值百七十钱而已。可见，引值提高不磊，“自元年、三年两收旧引，凡二千五百万缗有奇，而引直复如故”。

第三，安丙曾为随军转运使的时候，通过巡察深知百姓转输粮饷的“飞刍挽粟”之劳。嘉定十年（1217年），金人再次进犯蜀口边境，战火波及整个蜀地，并且一直持续到嘉定十二年（1219年），州县残创，民生凋敝，疮痍满目，造成了大批的流民存在，既不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也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重要隐患。

嘉定八年（1215年）八月，兰州以程彦晖为代表的大批流民请求入住四川内。嘉定九年（1216年）夏四月戊戌，秦州人唐进和他的徒弟何进等带领十万流民来归，四川制置使董居谊坚持拒绝入住。只有安丙坚持采取安抚的措施，使其能在一地自食其力，不再迁徙流动。安丙大胆提出了屯田、营田的最好办法，这样既可以增强兵力、满足生活、资助军费、巩固边境，还可以减轻蜀地百姓负担，安置流民。

嘉定十三年（1220年），安丙和任处厚一同上奏朝廷，希望能趁“豪强移徙，田土荒闲”，而又“正当拘收耕种之秋”，先于金州及梁、洋等九州系官营田。即将抛荒无主之田，照吴璘、郑刚中体例，分拨官兵，各选部下辎重、火头不入队人，随分屯地分，官给牛、种耕种。俟收割了当，除元下种子外，计亩所收之数高下分给。安丙还提出，“修复营田讲求之初，必须专置属官，乃克有济”，宋朝朝廷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增加设置宣抚司干办营田公事一人。这时不仅在沿边进行屯田、营田，而且使内地屯田、营田也走上规范化，确实起到了恢复生产和稳定四川的作用。

(蒋佰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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