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景英呐?知道。就是当年那个从江由师专毕业后回到大宝哨教书的小姑娘。这女娃子不容易,一教就是十几年。”
“分到那里的老师,因为语言不通,环境差,吃不下那个苦,走了一批又一批,没一个留下的。”
“现在这年代,要找像她那样的人难了,她的故事真的很感人,你们应该好好写写。”
9月6日,记者在前往大宝哨小学的采访途中问起汤景英时,路边的村民们这样回答。
顺着村民的指引,我们经108国道,来到了位于大龙潭彝族乡大山深处的干坝子村大宝哨小学。
大宝哨是一个具有文化意味的地方,因为它是苴却砚石材产地,但即便是这样,处于深山里的它依然不能通信件。
一棵参天大树旁,一个看似农家小院的二层小楼就是我们要找的大宝哨小学。
铁门忽然开了,一位40多岁,身着粉红色短袖T恤、蓝色牛仔裤的中年妇女出现在了我们面前。她就是汤景英。村民口中的小姑娘早已不复存在,有的只是饱经岁月的黝黑面容和一脸的灿烂笑容。
听说我们要采访她,汤景英腼腆地摇手:“我没啥写的,就是一个普通人,说不好。”
2间教室、2个年级2个班,2个老师、1个办公室,24个学生,生绣的铁门铁窗……这就是大宝哨村小。
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有限的。二层小楼、桌椅都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上海汇丰银行前几年援建的。狭小的办公室放着一书柜,可供学生阅读的书籍很少,但摆放很整齐。汤说:“这是她和学生们的宝贝。”
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村小,汤景英负责了全部的工作,风雨无阻默默坚守了二十一年。
说起学校和学生,她用“家和自己的孩子”作比喻。
汤是大龙潭乡干坝子村的土著后代,是当时村上为数不多的高中毕业生。
“走出大山,到城里去,哪怕是在中心校教书也好”是她刻苦读书的梦想。
但事与愿违。1989年,师专毕业后她得知父亲病重,急匆匆赶回了家,从病重的父亲手中接过教鞭的那一刻起,21岁的汤景英明白了,自己以后的人生就是这里了。“如果自己不接手,这个学校也就没有了老师,孩子也就没有书读了。”汤景英回忆起那一刻眼睛有些湿润。
3个月后,父亲去世了,一心想去城里教书的汤景英看着山外,继续留在了大宝哨小学,这一留就是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没想到都这么久了。”坐在有些潮湿的办公室里,汤叹了口气。她突然表情很认真地对记者说:“我教过的学生中,包括今年考上甘孜师院的我的儿子,已经有4个高中毕业生了。”
“4个?”
“嗯,具体是哪些学校我记不清了,但是有4个。我真的很满足!我们这里是一个彝族村,村民世代以种植包谷为生,这两年地里也种些烤烟。辛苦忙活一年,扣除家里自己吃的,喂养家畜的,也就有个千把来块钱的收入。要供养孩子读书,太不容易了。”
看着记者惊讶的样子,汤说:“大龙潭乡干坝子村大宝哨村民小组,有80多户,500多人。虽说‘普九\’,但这里的孩子大多都只能读完小学,因为家里很穷,没钱上学。我现在每月工资有2400元,加上老公每月100元的收入,在村里算好的了,可儿子读高中都捉襟见肘,你想想他们。”
“老师,自习上完了,接下来可以休息不?”10岁读二年级的班长问道。
“可以,你在坝子上玩会吧,等下上语文课。”
看着陌生人来访,下课的孩子们很好奇,瞪着大眼睛挤在办公室门口不走。
“你们怕汤老师吗?她严不严格?”
“不怕,上课的时候老师很严格,但我们爱汤老师,她就像妈妈。”
“那是妈妈好,还是汤老师好呢?”
“汤老师好。”孩子们异口同声回答道。
一年级的毛建红贴着记者耳朵悄悄说:“汤老师可好了,下雨了,她就陪我们等爸妈,爸妈忙不能来接我们,她就把我们送回家;还和我们一起做游戏,教我们刷牙,洗脸,讲卫生。”
正说着,几位同学簇拥着一个年幼的小女孩来到汤景英面前。小女孩脸上挂着两行泪水。“怎么啦?”汤拉过女孩,用手擦干孩子的眼泪。
“刚才男生推她,把她推绊倒了,腿上都红了。”一旁的女生争着说。
“噢,不哭了,绊倒了爬起来就好,还疼了吗?”
“不疼了。”小女孩在老师的安抚下,笑着跑开了。
“你看看,他们就是一群孩子,很纯朴,就像一张白纸,需要你去呵护。这些娃其实都是些小大人,在家里做饭、洗衣服,帮父母干农活都会,可在学校里他(她)就想让你去理理他(她),安慰安慰他(她),就像自己的孩子跟妈妈撒娇一样。”
汤景英很忙。一楼墙壁的黑板上是学生们的课程表,一天6堂课,一周密密麻麻安排了30节课程,包含语文、数学、美术、音乐、劳动、体育、思想品德等在内的近10门课。
她的堂哥——今年才又回来的老师,因为弄蜂蜜,脸被蜜蜂蛰了肿得很高。她只得一人跑上跑下。“她呀,来来回回几十趟,一天下来就想把屁股粘在凳子,去年她一个人硬撑了一年。”
用作业本做成信封,画上心型图案,到外面读书的学生写给她的信整齐地放在书桌上。“这是我收到的最感动的礼物。”
信中这样写道:亲爱的汤老师,你身体好吗?我回想在大宝哨小学读书的时候,你是多么的对我们好!我真想你能来给我们上课,我和毛建友、毛从菊、张兴东等等同学都好想你噢。我们爱你,老师。
手工做的信封与城里孩子动辙上百元的礼物相比,显得十分的寒酸,但那信封里饱含的师生情让汤景英看着信哭了。
她说:“老师的责任就是教书育人。我这个村小老师的责任就是督促并帮助孩子学习提高,取得成绩,但是,这不是我的主要责任。我经常给学生说,你们要明白,今天坐在这里学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考上大学,也不是每一个学生都能成为人才,但是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这里的每一个适龄的孩子都能有学上,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让他们长大了可以做一个好人,一个正直而健康的好人。
汤顿了一下说:“二十一年了,早就习惯呆在这里了,自己的朋友同学全都在外面教书,我也不羡慕了,我会继续教下去。我相信这里会越来越好。这不,村里有了广播电视,家电下乡,村民们有了电视,现在讲课也不像以前那么难了,把汉语先翻译成彝语,再找一些实物告诉他们,一个数字、一个发音要讲无数遍。大家现在说话语速较慢,但理解能力强了。
“下一步,我准备去孩子们家做做工作,让更多的孩子能够读完初中。”汤说。“我懂得不多,好多该让他们晓得的东西,都没法让他们明白。”
看着记者手中的相机,汤景英诚恳地请求:“如果在不给你们添麻烦的情况下,能不能给孩子们合个影,他们从来没见过相机,出门照过相。”
快门按下,汤景英与孩子们有了第一张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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