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 朱玉 隋笑飞 叶建平 党文伯
四川话把食堂叫做“伙食团”。
道孚县的乡镇政府,都有一个统一开伙的小伙食团。伙食团的作用不限于吃饭。因为有热乎气,乡里很多的非正式会议,接待客人,都在伙食团。
其他的房间冷如冰窖,即使在零下二十七八摄氏度的天气下,也没有取暖设备。
龙灯乡伙食团的钢炉边,有个位置是他的。曾经的同事们形容他——嘭!把输液的袋子往伙食团藏式房屋木墙的钉子上一挂,伸出两个手指,捻捻眉间……
他,菊美多吉,他们曾经的乡长,就着伙食团的炉火,开始开会啦!
过后,同事们说,能偎在炉火边输着液开着会,对菊美多吉来说,真是少见的舒服时光。
这个身体并不好的乡长,长年基本都奔波在山上。
从成都平原出发,翻过二郎山,就一脚踩上了青藏高原的边缘。道孚县正在这个边缘,高原,高寒,平均海拔3600米。
全县90%的人口都是藏族。菊美多吉更是别人眼中典型的康巴汉子:剽悍,壮实,走起路来威风八面。
一上任,菊美就遇到了难题。
藏区游牧民传统的生产方式是逐水草而居。天冷时回到能够避风、海拔低的冬草场,夏季举家迁移到高原草场去放牧。
牧民的生活方式已经延续千年。但游牧的生活,让老人无法看病,孩子没法上学,牧民们很难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
政府决定设立牧民定居点,这是个浩大的民生工程,是件大事。但牧民们过惯了从这个草场到那个草场的生活,生活习惯让他们不太接受定居,哪怕是有每户补贴两三万元的优惠条件。
菊美多吉把政府的大工程拆分成了一个个执行的小环节。他开始上山。
甘孜州的面积,相当于山东全省那样大。仅道孚县一个龙灯乡就有380平方公里的面积。菊美多吉坐汽车,汽车走不了骑摩托车,摩托车上不去就骑马,马累得走不动,他就牵着马走,一户户地劝说:下山吧,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多好的政策!
只有细心的同行者会发现,刚刚30岁的菊美多吉似乎爬山很吃力。有时,他会向牧民们要去痛片吃,说自己头疼。
牧民们被迎到了新居。屋里已搬进了家具,装好了环保厕所,忙着搬家具的菊美多吉一脸的汗。
传统藏式民居窗户开口都较小,牧民定居点扩大了窗户,绿草原,蓝天空,白云彩,风景从明亮的窗子上一股脑冲进来,成为家里的壁画。住进新居的牧民,一下子喜欢上了崭新的生活。
因为有不少孩子下山上学,乡里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直线上升,增加了近百个学生。
高原,一个山头连着另一个山头,放牧的牧民散落在各个山头。牧区学校想开个家长会都不容易,校长找到菊美多吉。
干部的口头信就是通知书。一周后,乡中心小学召开史无前例的最大规模家长会,所有牧民家长全部到齐。
牧民转草场必须要过一条河。河宽十五六米,但汛期水很急,牧民们曾眼睁睁地看着马在河里倒下,马上的孩子也被冲走。
于是,菊美多吉修桥。
桥修好了,人从桥上走,牲畜也懂得过河危险而桥上安全,自动选择走桥面。
如今,很多人回忆起菊美多吉,说,他做的看上去都是些小事,但对一家一户的老百姓来说,都是顶天的大事。
他一共在三个乡工作过,无论是老百姓还是身边的同事,都这么说。
对于牧民,草场就是命,是自己的命和牲畜的命。因为占草场,牧民之间时有冲突。有时,半夜里一个电话打过来,从睡梦中惊醒的乡干部就得往现场冲,晚一点,脾气火爆的牧民们就可能酿出治安事件甚至刑事案件。
明明知道危险,乡干部也得伸手一把架住砍过来的刀——不能退缩,更不能转身就跑,在藏区,出现这样的行为,乡干部再也不会赢得尊敬。
还是为了草场。
有人把草场圈起来,甚至把别人的地盘也圈到自己的铁丝网里。
菊美多吉劝说,设限。告诉大家,一个月后拆除。
一个月到了,有人没有理会。
乡长又出现了。骑着马,手里抓着把老虎钳,用来剪乱圈地的铁丝网。那次,他们整整用了一周,清理了全乡范围的乱圈草场现象。
背着帐篷的乡干部们,七天时间中天天骑马,把腿都磨破了。
菊美多吉累。他皱着眉头,经常不经意地说自己“脑壳痛”。同事们也习惯了他闹些“小”毛病,只有乡医院的医生,偶然为他量血压时吓了一跳:高压220!这么高的血压,还在这么高的海拔工作,你不要命啦?!
妻子不在身边。菊美多吉和妻子,分头在不同的乡镇工作,两个人经常隔了几十公里山路。遥远的路程,意味着不可能经常见面,这种情况在高海拔的藏区十分常见。
他打电话告诉妻子自己身体不舒服。妻子吼他:“不吃药,对我说有什么用?”但还是心疼他,请了假陪他去成都看病。
医生留他住院,菊美多吉没空,几天后又赶回。
两个人抽空去逛了街,在成都的繁华中留下两张照片,妻子把它过塑保存下来。
每张照片,菊美多吉都是一样的姿势:把妻子搂在怀里,冲着镜头乐。妻子说,那是他们俩一生在一起相守最长的时间,一共十几天。
在道孚乡下的父母想他。趁他回家时抱怨:父母这么老了,你也不回来看看我们。菊美瘫在父母面前,说了实话:工作忙,我好累。
乡镇,是国家最基层的政府,是国家肌体上最为末端的毛细血管。藏区的基层干部要把政策的营养送达每个细胞,似乎也要比内地干部管理更多非常琐碎的小事。
证件是重要的身份证明,可是很多藏族老乡并不知道这些,有的证件就随手一丢,还有的,根本不知道要去办。
于是,菊美多吉就要去操心,准生证、结婚证、身份证、户口簿……办好了,骑着摩托车送到牧民手上,还要嘱咐他们不能丢。
至今还有人记得菊美多吉用围巾缠着脸,在高原的风中骑行十几公里,从怀里掏出户口簿的情景:那户口簿用塑料袋包着,掏出来还带着体温,是滚烫的。
乡长要管种子,乡长要管化肥,乡长要把国家发下来的补贴挨家挨户送到百姓手里,乡长要不怕脏臭亲手抓猪仔给农户家;乡长要去县里为农民修路争取水泥,不多,一共12吨,但是,要跑五次;乡长要教从牧区移民到农区的牧民们种蔬菜和庄稼,帮助调教从没有耕过地的牧区牲口耕地;乡长还要当翻译——菊美多吉掌握道孚当地的藏语,会藏区通行的“牧场话”,还有熟练的汉语,三种语言自由转换。
消防安全很重要,意味着几百平方公里的森林和草原不能出现火灾;平安交通,就要把那帮买了摩托车就在山道上风快骑行的小伙子们吼住,“你们懂不懂三快?学得快,骑得快,死得快!小心骑!”有孩子不上学,乡长要满山去逮淘气的学生;抽空还要跟派出所民警巡逻,专抓偷牛盗马的毛贼……
这一切都是乡长菊美多吉的工作范围。
他一天到晚地忙,被褥随身带,走到哪儿可以睡在哪儿。闷一高压锅饭,一下吃三天。中午,米饭拌豆瓣;晚上,米饭拌酥油。
路过家,菊美多吉下车几分钟,在路边抱起个鼻涕娃娃狠命亲——那是他儿子,当爸爸的顾不得陪儿子玩。
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藏区的乡干部,就是要把千根线,纫到那一根针的针鼻里去的人。
甚至有时,还要放下自己的尊严。
修通村公路,要拆多家村民的围墙,人家不肯:凭什么给别的村修路,拆我们家的围墙?他三番五次地去劝:路我们背不走,是为了大家以后生活方便。甚至要搬出宗教来说服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群众:宗教让大家修来世,党和政府是让大家现世过得好。
毕竟是血气方刚的康巴汉子,他也急,气得直骂,骂两句,又说软话来劝。
还是有人坚决不同意。菊美多吉没有办法,使出了最后一招:竖起两个大拇指。
此招一出,四座皆惊。修路的计划成功实施。
后来,他的同事们想了半天,想用适当的词汇来形容这个动作在藏族男人心中意味着什么——相当于汉族人的跪拜磕头,是最重的礼节,表示为“我求求你”。
菊美多吉经常头疼。他失眠,抽屉里柜子里墙上挂的全是治疗高血压的药。
高血压不适合在高海拔的地方工作。领导照顾他的身体,把他从高海拔的龙灯乡,调到低海拔的瓦日乡——所谓低海拔,也近三千米。但这已经是道孚境内最低的海拔。
菊美多吉有工作日记,上面也记着一些别人看来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3月1日
今日备忘:翁姆家的小娃儿需要一本新华字典。
4月11日
今日备忘:仁孜家的医保本户名需到县户籍办重新核实。
5月16日
今日备忘:尧日村村支部的图书架差两枚螺丝……
还有一些纸片,菊美多吉有随手在纸片上记事的习惯,上面也是别人看起来可能不值得一记的小事:谁家在修房子却没有钱,哪个有糖尿病……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每一件小事,涉及的,都是乡里的老百姓。
工作强度大,但他用四川话说工作强度“不存在”——工作强度不算什么的意思。
终于有一天,他说,今天的脑壳痛得不一样。那天,菊美多吉从早晨八点,一直忙到夜里十二点多,就在自己的车里躺下了。
第二天早晨被人发现时,这个康巴汉子的手已经凉了。
2012年5月19日,菊美多吉死于突发脑溢血。
听说乡长去世,他工作过的乡里,老百姓成群结队地去往他家里探望。陡峭的山路上,有人走着,有人骑摩托车,还有拖拉机,上面载满了哭泣的人。
那天晚上,瓦日乡的百姓,为这个爱做小事的乡长,家家点起了酥油灯。有人说,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个好干部,但我们知道他是个好人,是我们心里的菩萨。
没有人敢向他三岁多的儿子解释。
于是,在满屋悲痛的人群中,孩子欢快地穿梭,指着照片和打火机,“我阿爸的!”一会儿又指向带着一群小狗的两只大狗,“它们有阿爸!”
菊美多吉离开人世大半年后,一个远看上去很像他的人走过他曾工作过的地方,正在修路的老百姓都停下了手里的活:“我们乡长回来啦!”
菊美多吉殁年仅33岁,还是个年轻人。他爱穿红色,也喜欢黄色,这两种颜色都是在高原上很醒目跳跃的色彩。
他身后,留下了四位需要他赡养的老人和刚刚33岁的妻子,一双年幼的儿女——去世七个月后,菊美多吉的遗腹女呱呱坠地。
女儿生下很爱笑,很像她爸爸。
(新华社成都3月26日电)
新闻推荐
四川经济日报甘孜讯(道宣记者杨琦)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省委藏区工作会议精神,4月6日,道孚县举办了为期一天的“依法常态化治理示范县寺庙及信教...
道孚新闻,有家乡事,还有故乡情!连家乡都没有了,我们跟野人也没什么区别。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道孚县一直在这里为你守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