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川之战与驿道新生（下）

乾隆御碑由高大的护亭罩着。

丹巴碉楼。

藏军堡垒。

金川大渡河两岸也是当年激战的地方。

碉楼左边灰色石块就是被炮击后新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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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金川之战后，让乾隆皇帝睡了几年安稳觉，其间仍有零星冲突，但规模不大。十多年后战云又起，枪炮声、杀伐声再次响彻在迤逦山谷。

乾隆三十六年（1771）四月，大金川土司索诺木（莎罗奔的侄孙）与小金川土司僧格桑，联手再次发动反清战争。乾隆帝获悉，命温福、桂林二将军分别自汶川及打箭炉（康定）攻击小金川。清军一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索诺木忙派兵去助僧格桑抗击清军，双方又打得难解难分。

乾隆三十七年（1772）五月，大将军桂林兵败被黜，乾隆帝以阿桂替代桂林指挥。是年十二月，清军攻占了小金川美诺官寨。僧格桑回军奔袭大金川。次年六月底，小金川藏军反攻清军，收复美诺官寨，大败清军。清军死3000余人，主帅温福将军在懋功（今小金县）沃日河畔战死。

乾隆闻报大怒，急加派健锐营、火器营兵2000人、黑龙江及吉林兵2000人紧急入川增援。乾隆三十七年（1772）十月，清军又攻占美诺。

壹

西洋人傅作霖

成为扭转战局的锁钥

清军第二次征伐金川以来，深陷重围，屡遭失败。乾隆恼羞成怒，一再增兵，令阿桂、阿尔泰全力征伐，拿下金川。

最激烈的战事，均发生在碉楼最密集、最诡异的地方如勒乌围、噶拉依、咯尔等。勒乌围是小金川土司的主要官寨，它前阻大金川河，后负高磡山，地势险要，墙垣坚固。官寨四周建有战碉，最高的战碉达24层，碉寨之间，勾连相通，防御密不透风，且粮草充足，士气高昂，他们决心狠狠教训乾隆派来的清军，也报首次金川之战失利的一箭之仇。

黑云压城，箭镞横飞，战事越来越酷烈。

为了攻破藏军土司的防线，阿尔泰派出测量技术精熟的西洋人傅作霖，奔赴小金川实地测核，配置物料，很快制造出当时在国内较先进的火炮——冲天炮。有了这样的大杀器，清军对准碉楼要塞一阵狂轰。立时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力助金川战事得胜。

架不住没日没夜的狂轰滥炸，金川各碉楼、关隘出现了坍塌，堡垒出现了缺口。呛人的硝烟中，双方又纠缠厮杀。数千清军也在一次次的进攻中不断倒下。滔滔河水血污横流，山野里洋溢着死亡的气息，河谷成了饿狼和鹰隼的饕餮之地。

贰

鸩杀僧格桑

索诺木献尸请降未准

《清实录·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五载：乾隆四十一年（1776）七月，索诺木眼看战事不利，决定讨好清军，他鸩杀僧格桑，献尸请降，未准。八月，清军一鼓作气，攻破了大金川勒乌围官寨。次年正月，复攻破索诺木最后据守的堡寨噶尔崖官寨，索诺木长叹一声，再也无力支撑，举白旗投降。

至此，历时5年多、死伤2.7万人、耗银7000万两的第二次金川之役，在血色硝烟中惨烈落幕。金川河水，又渐渐恢复美丽的青绿色。

事后，清朝中央政府在大小金川设立懋功、章谷、抚边、绥靖、崇化五屯，驻军屯垦，加强警戒，以防再次发生反抗事件。这一举措，客观上也巩固了西南地区自雍正以来实施的“改土归流”成果，加强了边疆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大小金川之役，从1747年夏到1776年初，清军耗资上亿银两，损亡达3万余人，仅当时清军在四川的总兵力就消耗近三分之一，损失十分惨重，被史家认为多少有些得不偿失。其根本原因，除了碉楼工事坚固难啃，也因乾隆皇帝自己的失策。

乾隆失误何在？

失策之一，是乾隆过于依赖“以蕃治蕃”政策。以蕃治蕃的前提是，只有利用大土司治小土司才可能有效；殊不知川西北藏民血浓于水，抱团取暖，清廷很难取得真正实效。一看“治”不了，朝廷就仓促出兵，加之地理不熟，北人不服水土，很难占到便宜。

失策之二，是乾隆自己不懂军事，遥控谋划，首鼠两端，临阵换将，造成军心涣散，无所适从，导致战争拉长，取胜时间也大大延长。

从实际军事战果看，大小金川之战，很难说是乾隆皇帝真正胜利；而装备落后、因地制宜、不屈御敌的藏族土司军队，未必就是输家。

封面新闻记者 李贵平 摄影报道

大小金川之役

大小金川之役是清朝乾隆皇帝的十大武功之二。与乾隆其他八大武功相比，偏居川西一隅、仅有弹丸之地、数万人口的大小金川，却致清王朝先后共投入了近60万人力、7000万帑币，其代价远远超过乾隆的其他任何一次武功。

乾隆初，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夺取小金川泽旺印信，“意欲并吞诸蕃”，又攻明正土司（今康定）。1747年，清军3万人分两路进讨，久而无功，川陕总督张广泗被清廷处死，改派岳钟琪为总兵，刻期进讨。1749年，莎罗奔请降，大金川事件初告平息。

以后，大小金川之间常有冲突。到18世纪60年代，金川局势再度紧张，又一次引起清王朝的关注。1766年，清廷派四川总督阿尔泰联合9家土司会攻大金川，小金川土司僧格桑（泽旺子）却与大金川土司索诺木（莎罗奔侄孙）联合反清。1771年清军败绩，清廷又将阿尔泰革职，派温福入川督师，向金川进兵，第二次金川之役由此开始。1773年，温福战死，清廷又派阿桂为将军，增兵金川。经多次血战，清军死伤众多，终于于1776年初取胜。历时五年、死伤逾万人、耗银7000万两的第二次金川之役至此结束。

战后，清朝在大小金川分置阿尔古、美诺两直隶厅。

茶马古道获“新生”

金川，素有“塞上江南”、嘉绒故土、“东女故国”之美誉。这里有高耸入云的大雪山，有广阔的大草原，有茂密的森林，有河水汹涌的山间峡谷。世代居住的藏民族，根据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自然条件，创造了相对较富裕的生活。金川自古处在“藏彝走廊”的重要位置。提出藏彝走廊这一理论的，是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

懋芦线驿道

刺激了茶马互市

费孝通指出，在涵盖阿坝州金川、小金，甘孜州丹巴、泸定，雅安石棉，凉山州冕宁、西昌等地的这条走廊上，峰峦重叠，河谷深邃，群山峡谷中不仅居住着汉、彝、藏、羌等民族，还保存着即将消失的被某一民族语言淹没的基层土语，并积淀着许多至今仍起作用的历史文化遗存。在费孝通的学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保亚看来，这些历史文化遗存，也深藏着茶马古道文化的不朽痕迹。

平定大小金川后，乾隆继续实行“改土归流”政策，派任流官，设镇安营，派兵驻防，金川及其临近地区得以安宁。

改土归流，是指改土司制为流官制。它始于明朝中后期，是将原来在西南地区统治少数民族的土司头目予以废除，改为中央政府直接派任流官，以便于操控自己的政权。

不过，重要的是，金川大战之后，一度在炮火中受阻的川藏茶马古道再次获得了“新生”，古老商道得以恢复。这主要体现在，一是道路，二是政策。

乾隆四十四年（1776），懋功方面为了及时恢复茶马贸易，出资加固维修了境内的虹桥山鸟道。清《屯政纪要》载：“由懋功县至猛固桥、八角、抚边、新店子、两河口、越虹桥山至芦杆桥，合于理县，全长156公里。”到民国二十二年（1933），国民政府又再次将懋功至抚边、抚边至两河口的驿道进行修治，开辟了著名的懋芦线驿道。如此，刺激了茶马互市和民间商贸往来。

“贡马折银”新制

促进民间互市的繁荣

而在战争中被炮火打乱、摧毁了的金川勒乌围、噶拉依等地的古道，也在流官（政府委派官员）的手中得到加固维修，将路面从原来的1米加宽至1.5米左右。加宽后，来往客商增多了，但溜马槽一段冬天冰雪封冻，白雪皑皑，商贾骡马仍然难行。为此，清末卧龙关总管林镇江，又将麻柳坪经斗架子至卧龙的草地予以凿通，直达金家磨子连接老路（小西路）一线并加固防滑路面。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金川一带茶马商贸的持久兴旺。

茶马交易政策上也有改善。自明代推行了金牌信符制度、互市监制度以及对茶马古道的修缮后，茶马交易均有一定加强。数年后，清廷首次在康藏高原实行“贡马折银”新制，规定每匹马折银八两，每户征银八分，对茶叶改征“茶封税”，默许加大汉藏民间商贸交易，客观上也刺激了民间互市的繁荣。

历史的河流，在拐过一道急弯后又大浪淘沙，奔涌前行。当硝烟散去、化剑为犁，山清水秀的金川河谷又露出蓝天白云。风马旗迎风飘扬，藏汉同胞熟悉的嘚嘚马蹄声、叮当铃儿声、铁器铿锵声、马帮人语声又重新响起，此起彼伏，回荡在崇山峻岭。

封面新闻记者 李贵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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