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与抗议浪潮中自省：一个深圳青年女导演在纽约

口述 | 方昕

采访整理 | 胡卉

新的现实

今天是6月28号，纽约也开始进入夏天了。还没反应过来，已经居家隔离了近100多天。因为新冠疫情，纽约又是震中，“暂停模式”让纽约基本彻底停下，这个所谓的不夜城，也安静了近两个月。而提到疫情带来的影响之大。尤其对于影视行业，更是不知道几时才能结束寒冬。身边很多朋友以及导师们因为疫情原因工作上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影响，但好在我之前已经计划好今年的工作计划，也有准备好备份计划，所以疫情期间也还是在工作着，给不同纪录片担任翻译剪辑的部分。我十八岁来美国，在此求学与工作至第八年，一颗单纯稳定的平常心第一次因新冠肺炎这场瘟疫的影响，被打破了。

没人料到我们即将面对的未来是如何。更加糟糕了。大约二月的时候，Ahmaud Arbery，一名25岁的非裔在家附近跑步却因为听起来很荒谬的原因被两个白人枪杀。而近日在美国明州，黑人George Floyd被白人警察Derek Chauvin及三名警察当街压颈后死亡，引起近年来美国因种族问题引发的最大规模抗议浪潮。与此同时，荒谬至极的是，CNN非裔记者Omar Jimenez和他的采访团队在明州连线直播时被警察上铐带走，即便期间Omar Jimenez不断地向警方说明自己的记者身份，——这些内容都在连线直播，全世界都看着。同时，现场一个白人记者却没有被逮捕。

短短数日，美国社会暴露的警方滥用职权的问题、种族冲突，以及人权和新闻自由被侵犯，我开始质疑一切，早在隔离期间就有的自我认同的危机，在这次抗议浪潮中被无限放大。

我之前的工作是在美国公共电视网的前线纪录片栏目(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PBS Frontline)担任助理剪辑，跟导演Tom Jennings和剪辑师Anna Auster一起合作一部关于药物滥用的纪录片。与此同时，我还给探索频道(Discovery Channel)的一个野外真人秀节目当剪辑师，是团队里唯一的亚裔，唯一的女性。这档节目有七个主人公，用六种不同相机拍摄，每个人物有两台相机跟拍。我的工作是要将拍摄当天所用到的相机全部合音合上图片，然后按照每个场景分类，再给到四个编辑、四个制片和三个执行制片。拍完后，我再跟编辑合作剪辑场景，每一个场景都不得马虎，尤其是是广告后的开场（pop buster），要做到让观众能以第一视觉去感受，达到身临其境的效果。我和机器相处的时间很多，因为后期团队出现任何一点小问题都是直接找我。常见的一个画面是，一堆白人男子对着电脑不知咋整，我是被团团围住坐在中间解决问题的那个人。

纽约唐人街

打两份工，工作量极大，而我当时似乎不觉得累，有连续一百多天，我像纽约这座城市一样没有休息，从来没有在晚上十二点前回过家。我年轻，满怀憧憬，不怕吃苦，像身边所有朋友一样想在自己的领域有所建树。从波士顿大学和纽约视觉艺术学院相关专业毕业后，我的理想职业是做纪录片导演，毕业后，迫于局限，做了真人秀节目的剪辑师。一开始有些不甘心，我甚至羞于跟同学谈起我在做电视真人秀节目。一个朋友反问我，有几个人从电影学院毕业后一直在做跟影视相关的工作？她跟我讲了一句颇有启示的话，You should give yourself more credit than you thought.（你应该赋予你自己更多的荣耀。）后来的情形证明，我从这两个团队的人员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我也越来越喜欢工作状态的自己。

没有想到，二十七岁的春天，一场瘟疫席卷纽约，政府按下“暂停模式”，很多企业被迫关闭，无数工种一夜消失，人们闭门不出，连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餐厅、咖啡馆、书店、洗衣店和家门口的超市纷纷关门。纽约，永不睡眠的城市，一下子变得一座死城。二月底，纽约涌现出庞大的失业人口，申请失业金的人一度挤爆了保险局的网站，而我，也成为其中一个微小的组成。

两个曼哈顿，我属于哪个？

最令人遗憾的是，我自己拍摄的纪实短片也失去了和观众见面的机会。那是我在纽约视觉艺术学院的毕业作品，原定参加两场电影节（2020 New Filmmakers NY Festival，EBS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estival），还将在大学等教育机构放映。但受疫情影响，放映被无限期延迟或取消。相比电影节，我更希望它能走进亚裔和多种族社区放映，带给相似处境的观众感同身受，营造真正的陪伴和安慰。不过，这一愿望也只能无限期地搁置了。

这是我第一部个人的独立完整的纪实影像，相当来之不易，如同母亲怀胎十月，终于看到自己的孩子出生的一刻，那种喜悦很难用言语来描述。后来，我为它能被电影节选中而感到非常欣慰，可是没想到，它的命运就像漂在海上的一只鼹鼠，虽然幸运地爬上一艘小船，还没站稳却连同小船一起被一场更大的无情风暴席卷而去。

方昕正在拍摄中

一年半的拍摄，我跟着我的拍摄对象像是进行了一场时空穿梭之旅，在影片中，我们回中国寻根，从甘肃平凉到北京，新疆，再到美国纽约，还去堪萨斯看北美野牛，因为北美野牛是拍摄对象画家那时研究和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野牛是北美独特的风景，同时，画家认为牛的迁徙跟人的迁徙有某种共通之处。

这个故事本质上讲的是一个人对自己个人归属感的漫长的探索。无论是对我年过花甲的拍摄对象，还是对接近而立的我来说，我们都是在这复杂多元的社会里找寻归属的个体。2012年，我来美读书，在形成自我意识的年纪，我自主选择留在纽约求职，适应工作，如今又失去了工作，谁又能知道三五年后，我会身在何方？

瘟疫侵袭的世界里，处处是丧失的现实。工作带来的充实有趣的精神状态成为记忆里的追念，同时，对生命安全的隐忧像极夜的阴影一样盘踞心头。如果我被感染了，我能及时得到救治吗？美国从制度上导致的种族歧视使得资源分配非常不平等，这次新冠肺炎，非裔的死亡率在全美所有种族中最高，有新闻称，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确诊感染新冠肺炎身亡的17名死者之中，非裔美国人占比超80%。非裔所在的社区，面临人均居住面积狭窄，环境卫生条件差，医疗配置跟不上，经济收入低等诸多原因，导致非裔的死亡率是白人的数倍。

我想起哈佛教授马修·德斯蒙德（Matthew Desmond）的书《被驱逐者：美国城市中的贫穷与利益》（Evicted： Poverty and Profit in the American City），他在芝加哥的出租屋社区所做的调查研究表明，有一群人卖命工作，养家糊口，用七八成的收入缴纳房租，租来的房子却质量奇差，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即便如此，他们还经常被房东和警察驱逐，流落街头，食不果腹，且因为信用被打上污点而被剥夺更多的工作机会，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这场新冠肺炎对穷人来说才最为残酷，疫情一开始，他们的居住环境就没有可供隔离的条件，一旦感染又没有医疗保障，就是硬抗也往往没有健康强壮的身体条件，与其说使其致命的是瘟疫，不如说是贫困。

坦白说，在美国呆的越久，越琢磨不清自己的定位。这次疫情刚开始爆发的时候，亚裔是遭受歧视和欺凌的群体。就连媒体也带着有色眼镜去报道这次疫情，这让我作为亚裔，作为中国人，在这边理不清的归属感。纽约出现第一例新冠肺炎时，我还在上班，办公和搭地铁都不敢戴口罩，怕被人说三道四，只好拿眼镜和围巾罩住自己的脸。这些事情发生得多了，会让我重新思考，我身处这个国家的意义。可以说，这场瘟疫提供了一次让我重新思考自身，思考美国，以及自身与美国的关系的机会。

波士顿

2012年，在波士顿读本科时，我开始学习社会学、新闻学和纪录片的知识，也经常扛着摄影摄像机在外面东奔西跑。这段经历让我在专业上学到很多东西，也让我了解到美国社会的多层次性和不同阶层的人的特点，因而改变了我对美国的一些先入为主的印象和幻想。

那时，有一门叫做“长篇报道纪录片”的课程，教授是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普利策奖获得者Greg Marinovich，五十多岁，南非人，代表作the bang-bang club:Snapshots from a hidden war后来被改编成电影《枪声俱乐部》，讲述四个报道南非战乱的摄影记者如何在枪声的威胁中拍出极端优秀的作品，在面临专业和伦理的冲突时如何做出选择。Marinovich在课堂之外广受赞誉，在课上对学生则要求严格，讲话也直来直往。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记者，他教我们怎样找素材，说服拍摄对象，怎样用多媒体的形式去呈现一个好故事，然后就把我们赶出课堂，去更广阔的世界里碰壁。我是班里唯一的中国人，从找素材开始就深感棘手，我打算探讨的是养老院里的孤寡老人与年轻看护的关系，可是几家养老院的管理者都彬彬有礼又很坚决地拒绝了我。有一天，教授课下叫住我，问我的进展，最后他说：“你可能需要重新考虑自己适不适合做这一行，你得想清楚，你到底想做什么？”

他看出了我对养老院项目的不确定，也是因为他这句话让我反思我到底要做什么，想通过影像去表达什么，以及这些题材需要现在就做吗，为什么是你去做，为什么非要通过影像而不是文字表达呢？这些自省也逐渐形成了我想做纪实影片的一个基础。很多时候，有一个想法是一件事，如何落实下来又是另一件事。也许我还没有能力做好养老院的项目，但当下是，我不能在这节课上挂科。

后来，我找到一家叫做InnerCity Weightlifting的健身房，它很特别，因为它的教练都是有案底的人，有过违法犯罪的行为。他们在年纪很小时就犯了罪，跟生活环境有很大关系，往往是父母离异，无人管教，缺钱，加入帮派，然后为了赢得团体的信任做下违法的事。他们都很年轻，二十出头，在监管所待的时间并不长，却因为留有案底和学历低，在出狱后无法顺利地回归社会。很多人游荡了一段时间后，不得不回到以前的街道和帮派，再次犯罪。

这家位于波士顿郊区的健身房是由一家公益组织创建，初创资金最初由募捐而来，实现营收后，依然保留着稳定的募捐渠道。健身房除了给服刑归来的人提供就业机会，帮助他们拿到高中文凭，也鼓励街头少年们加入，为他们提供职业培训。健身房的官网上写着：

枪支暴力将超过交通事故，成为14-24岁年轻人的主要死因。作为一个社会，我们花费在枪支暴力上的钱比花在肥胖症上的钱还多，几乎和医疗补助一样多。每个月，有2900名美国人死于枪支暴力，大部分是街头暴力的受害者。像波士顿这样的城市，只有几百名年轻人制造了超过一半的枪支暴力事件。这是我们能解决的问题。虽然这个问题似乎是无法克服的，但通过接触相对较少的有影响力的年轻人，我们可以显著地影响这一制度。

不过，我从市区搭四十分钟公交到达这里的路上忍不住怀疑，一家有着这样特殊背景又将此背景公开的健身房，真的能做到像他们网站说的那样吗？

健身房很大，占据一层楼，各类器械都齐全，睁眼望去，教练都是非裔，学生却有男有女，有年长的年少的，白人女性居多，不同年龄层都有，甚至还有放学的青少年来这里写作业，人气旺，生意红火。我看到一个黑人教练在看日本动漫，于是以此为话题聊了起来。他们说，我是他们遇见的第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人居然对这里发生的事感兴趣，还想拿他们当主角，做一个纪实作品，他们非常乐意。读大学的时候，我有一种强烈的要自我表现的欲望，想要做出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挖掘到新颖的故事，才算是不辜负。现在来看，这么想实在是幼稚。我跟谁在比较，谁又是我的参照物？

随着在健身房待的时间越长，了解越深入，我的困惑也多起来，是什么导致他们犯罪？怎样做才能给到这些人实际的帮助？为什么道理我们都懂，现实却是背道而驰？世界不停地下沉。每天看到的新闻总让人质疑这到底是现实生活还是在发梦。当时我年纪还小，所见到和所认知的世界很有局限，我的这部作品最终没有提出我所思考的问题，更谈不上给出解答，但我慢慢体会到这些问题其实与我个人息息相关，在今年新冠肺炎的疫情爆发后，这份感受尤其深刻。

永不停摆的渺小一生

虽然失业，但我自己不算停摆。个人的生活永远在时间里继续，有时热闹一点，有时孤独一点，不管怎样是不可能停摆的，就像一叶小舟在历史的长河中漂流，有时水流湍急，有时水流平缓，但完全静止是不会的，这里面有坚不可摧的永恒的意味。

我还重读了美籍日裔女作家柳原汉雅（Hanya Yanagihara）在201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渺小一生》（A Little Life）。这本书是我刚从波士顿搬来纽约，在14街联合广场的一家书店遇见的，我并不喜欢买小说，但当时，书的封面打动了我。男子的表情充满极强的痛苦，又有一丝沉浸其中的欣悦，他的脸铺满整个封面，大方地邀请你见证这个人正在经历的一刻。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彼得·胡迦（Peter Hujar）1969年的系列摄影作品《高潮中的男子》（Orgasmic Man）中的一张。小说似乎是讲四个年轻男孩大学毕业后来纽约追求梦想的故事，“有野心的人都会来纽约。这往往是纽约人的唯一共同点。”这正是那时即使做着无薪实习生也要来纽约追梦的我想看的故事。现在读才明白，这其实是一部被追梦的漂亮外衣包装的残忍暗黑的心灵史诗：主人公裘德出生即遭受遗弃，在修道院里受虐，后沦为男妓，被囚禁，被性侵，尽管成年后，他在职业、友谊和爱中得到慰藉，但童年的创伤始终跟踪他，支配他。作者在书里发问：“走过伤痛的意义是什么？怎么走？走得过吗？”

我们无法改变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一如裘德证明的数学公式：X恒等于X。比如，我们此刻正在经历的瘟疫，等它过去，它的影响就烟消云散了吗？我们就可以当作什么也没发生，去过正常的生活了吗？

但好在，我的好朋友们总是在身边支持着我，就好比裘德一直有威廉陪伴，即使他再厌恶自己，无法学会爱自己，威廉总在他身边，跟他一起成长。

《渺小医生》书影

疫情之下，一切社交活动被隔绝，人与人的情感联结变得稀薄，孤独感前所未有地加强。我晚上做梦会比以前更频繁地梦到故乡和亲人。我小时候跟外公外婆在广东潮汕普宁县的农村生活，天大地大人情温暖，每天都很开心，搭着外公的单车在村里兜风，在石桥下摸河蟹，去农场看奶牛，学挤奶，追着鸡跑，拿着母鸡刚下的鸡蛋带回给外婆，跟外婆玩捉迷藏，但她老人家跑去打麻将去了，给我搁一边，等到晚上开饭了才反应过来我还躲在柜子里。没想到忽然之间，这么多年过去了。

多年来，我在我坚信的道路中慢慢摸索。没有人知道到底该怎么做，更不用提未来的事情，在疫情和社会动乱面前，所有计划都显得苍白。我唯一知道的，是对纽约的不舍。四年来，我在纽约搬了六次家，每一次搬家，随身的行李都少一些。现在剩下的，都是跟着我从深圳到波士顿再到纽约，不舍得扔掉的。像许多新移民和海外华人一样，我想在这里靠我自己，做出能让我自豪的事情。有时，有朋友开玩笑说东岸（特指纽约）人很冷漠，大家只会顾自己。其实不是的。我几次在地铁上缺两个quarters（五毛美金），路过的人帮我刷了地铁卡；赶公交时，路人会提醒我，我的东西掉了。即便是这次抗议，很多都是和平抗议，我在纽约看到的也是如此。不过，有不少不安分的人借此打砸抢，混淆了这次抗议的真正目的。媒体并没有报道当地人第二天自告奋勇去清理现场。在Twitter上看到收拾抗议现场的视频，我还是相信希望的，大部分人都有良知。

不论是作为一个青年导演，艺术家，还是普通人，纽约都给了我太多。我在这里经历了我的adulthood，这四年或许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年。但现在，我不得不停下来反思我究竟属于哪里。

昨天，外公打视频电话给我，碎碎念地讲了好多话，你千万不要出门啊，钱够不够花，我担心你。说着把手机放在一边，戴着老花眼镜去翻找他的存款本。我也说潮州话，够呀，够呀，不缺吃喝，每天都在想问题，在筹备新的短片项目了。外公说，不要在外面漂着啦，回来给祖国做贡献啊，回深圳看看，深圳变化可大啦。他像是怕我听不懂，用潮州话说完，又用普通话说了一遍。

新闻推荐

省商务厅召开中央厨房试点项目工作推进会 2022年底力争培育一批中央厨房项目

【本报讯】7月7日，省商务厅联合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同召开了中央厨房试点项目工作推进会。据介绍，全省力争在2022年底前培育...

甘肃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甘肃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