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破解“突出结构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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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在达到一个全新高度的同时，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是需求侧人民群众对更加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另一方面是供给侧呈现出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在这一深刻转型中，甘肃发展既具有不平衡不充分的共性，同时又有其特殊性。

甘肃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非常明显，主要表现为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发展不平衡逐步缩小但问题依然突出。不论是GDP总量还是人均GDP，抑或是发展的质量，不充分的问题尤为突出。总体呈现出各地区发展普遍不充分基础上的不平衡和各种不平衡问题叠加基础上的不充分并存。

就发展的历史进程和目前经济布局来看，甘肃不平衡不充分的特殊性最直接地表现为城乡结构、区域结构、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等“四大结构性”问题，解决甘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关键就在于加快破解这些“突出结构性”难题。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对产业链造成巨大冲击下，加快结构调整就更刻不容缓。

从发展进程来看，甘肃不平衡首先就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资料表明，2018年，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47.69%，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1.89个百分点，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6.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个百分点。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同时期城镇化的加快都将成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正是因为这种不平衡，也为甘肃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巨大回旋余地，以人口城镇化带动城乡融合全面发展，必将成为刺激消费与投资的新动能。目前，我们必须以户籍制度改革为突破，以公共服务为重点，全面放宽省会城市落户条件和全面放开中小城市落户限制，注重适合中小城市经济发展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培育，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速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进程。

全省区域结构不平衡，是制约甘肃省经济整体发展缓慢的重要因素。从衡量全省各市州人均GDP的差异系数看，2016年为57.22%，2017年为67.33%，2018年为77.18%，地区发展差异呈现扩大的趋势。如果这个差距不缩小，势必拖累全省区域协调发展大局，进而影响全省经济整体竞争力。

当然解决区域结构不平衡，不是简单地拉平或者搞“平均主义”，而是尽可能缩小和解决不合理差距过大或扩大，以更符合“协调”这一新发展理念。要在发挥省会城市带动和支撑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各地区域优势，利用各种新区、试验区、创新区、示范区、园区等新型平台，谋划各自的“点极带”项目，打造自己的首位产业、优势产业和富民产业，真正“把蛰伏的发展潜能激活”，实现区域再平衡。

甘肃省解决所有制结构问题，核心是推动壮大非公有制经济，既要解决非公经济存量小的问题，更要解决非公经济增量增长慢的问题。去年，甘肃省民间投资占比43.2%，非公经济产值占比48.3%，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最新发布的全国民企500强中，甘肃省没有一家企业上榜。非公经济已成为甘肃省经济发展短板中的短板，与甘肃省国土面积、人口总量、经济体量、资源禀赋等条件极不相符。

最近，中央下发了《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从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减轻负担、融资难融资贵等多个维度，出台了28条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举措。我们一定要结合甘肃省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58条”意见，不折不扣把中央和省里的政策一丝不苟地落实到位，实打实从体制机制的根子上破除制约民企发展的障碍，推动非公经济发展迈出更大的步伐，实现“民企500强”零的突破。

城乡、区域、所有制方面“突出结构性”问题解决的好坏，将在很大程度上与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息息相关，相互制约又互相促进。甘肃省产业结构长期“靠重化、靠公有、靠央企”，传统产业过去和现阶段都功不可没，但如果继续靠目前这种方式走，将会难以为继、越走越窄。

知难而进，必有所得。过去的一年，甘肃省在优化产业结构上迈出了可喜而坚实的一步，预计十大生态产业增加值占GDP的23.5%，比上年提高5.2个百分点。在目前情况下，甘肃省解决产业结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就是一定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结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催生并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快速发展，“钉是钉，铆是铆”地践行新发展理念。一方面要优化存量，对传统产业加快绿色化信息化智能化“三化”改造；另一方面要做大增量，始终坚持绿色发展崛起，努力推动十大生态产业体系在解决“突出结构性”难题上发力见效、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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