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归处是敦煌》
樊锦诗 口述
顾春芳 撰写
译林出版社
2019年10月
花甲之后拼尽全力
我六十岁接受了敦煌研究院院长的任命,在临近退休的年纪又重新起跑。
我的专业是石窟考古,20世纪70年代中期改为从事管理,直到2015年,才离开管理岗位。1975年到1983年,是我在敦煌搞管理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我初到管理岗位,不懂什么是管理,也没有什么想法,以为就是继续做常书鸿先生以前做过的保护管理工作。1966年之前,常先生在莫高窟主持了二十多年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他带领前辈们殚精竭虑、含辛茹苦、不懈努力,使莫高窟从20世纪40年代的满目疮痍到60年代的重现光彩。他们当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怀着对敦煌艺术的敬仰和敬畏之心,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为保护和研究莫高窟,长期坚守大漠。他们甘愿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可贵精神深深地影响了我。那时我只能做到以前辈为榜样,尽自己之力将工作开展起来。
我的管理工作的第二个阶段,是从1984年到1997年。这时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1984年甘肃省委、省政府做出了扩建敦煌文物研究所为敦煌研究院的重要决定,为敦煌研究院的未来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敦煌研究院在著名的敦煌学者段文杰先生领导下,迈入了国际合作、科学保护、研究创新、弘扬传播的新阶段。
第二个阶段开展的主要工作在保护和管理两个方面。保护方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合作,开始在莫高窟建立了全自动气象站,对莫高窟开放洞窟微环境及其赋存的自然和人文环境进行监测;对壁画材质和病害的调查研究;对威胁莫高窟保护的自然和人为因素的调查研究;对威胁莫高窟保存的风沙实施监测、研究和治理;拆除了莫高窟窟区近现代添加的构筑物,迁移了窟区前所有的工作和生活用房,完整地保护了窟区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为保护研究配备仪器设备;设置安全防范技术设备;为永久保存莫高窟壁画,试验制作数字化壁画档案;安
装洞窟窟门和玻璃屏风设施。管理方面,开始引进、培养专业人才和培训一支专职的讲解员队伍;制定了使用和旅游开放洞窟的管理制度;扩大了编制,增加了部门,汇聚了人才,改善了员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越是了解敦煌,就越知道敦煌是独一无二的,是世界级的文化艺术宝库,敦煌研究院责任重大。我经常想,做不好敦煌石窟的保护就是罪人。偶尔放松警惕在所难免,时间一长就会麻痹,麻痹以后就要出事。所以我有个特点是爱“找碴儿”,爱发现问题,常常在想有什么因素会对石窟安全构成威胁,甚至想到如果“坏人”来会干什么事。
莫高窟曾经出过一件大事,那就是1989年1月14日第465窟壁画被盗,当年被列为“公安部十大案件”之一。
学术界对第465窟的年代判定有争议,有人认为是西夏,有人认为是元代,这一窟是莫高窟唯一的藏传密教洞窟。1989年春节前夕,第465窟墙上的壁画被切割下来,犯罪分子不知所踪。我们立刻把壁画失窃的情况报到市公安局,市公安局又层层上报,报给分管公安和分管文化的副省长,此事还惊动了公安部、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甚至连乔石同志都亲自过问,从北京派来了专家。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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