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归处是敦煌》

上期提要:通过莫高窟北区考古可以发现,地接西域的敦煌,较早地接受了发源于印度的佛教文化。西亚、中亚文化随着印度佛教文化的东传,也不断传到了敦煌。

在老彭之前,也有人搞过北区洞窟的研究,但认为北区没什么东西,不值得考古发掘。我就对老彭说,你一定要搞,哪怕真的发掘不出什么文物,光是弄清楚北区石窟这些洞窟的结构、用途就有价值,再说谁能保证里面就一件文物也没有。后来经过他的考察证实了,北区石窟不光发现了文物,还出土了很多过去未曾发现的珍贵的文献和文物,比如西夏文文献、回鹘文木活字、叙利亚文《圣经》等。北区原来是个谜,老彭的考古发掘把洞窟的类型和功能弄清楚了,非常有价值。

那段时间他确实非常辛苦。他1988年开始北区石窟考古工作的时候已经五十多岁了,六十多岁以后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考古报告,后来又专注于莫高窟南区洞窟内汉密壁画研究。他除考古报告外,还写了不少文章,还当了《莫高窟北区考古论文集》的主编,这本论文集后来在中国香港、法国都出版过,有一定影响。这都是他在1988年到2008年这二十年之间做的事情。他主持北区发掘的时候,时常让我帮他拼接文献的碎片,定文物的名称和性质,确定洞窟的性质类别等；写考古报告的时候需要确定体例,他也让我给他出出主意。我跟他说,考古报告虽有一定之规,但也可以有不同体例的写法。因为北区石窟的洞窟里基本没有壁画,出土文物也较破碎,如果你现在不收入考古报告,后人不一定都会重视这些遗迹和遗物及其信息。所以我建议莫高窟北区石窟考古报告,最好将发掘的每个洞窟的结构和洞窟内的全部出土文物,及其相关信息原原本本都收入进来,这样可以把北区石窟全部遗迹和遗物的资料及其信息都永远保存下来。他在报告最后感谢这个人,感谢那个人,我给他开玩笑说你怎么不感谢樊锦诗同志,老彭说,谁让你是我老婆。

敦煌莫高窟北区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始终得到宿白先生的关心和指导,他亲自为《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考古报告题写了书名。宿白先生是我们的恩师,当他看到三卷本《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正式出版后,他对我说:“彭金章不错,你瞎忙。”北区石窟的考古发掘,被认为是开辟了敦煌学研究新领域。老彭年过五十之后放下自己做得好好的事业,从讲台到田野,一切从零开始。他在敦煌北区考古发掘的收获,对于老彭和我来说,都是一种安慰,命运对我们还是非常眷顾的。

花甲之后拼尽全力

我六十岁接受了敦煌研究院院长的任命,在退休的年纪又重新起跑。

我的专业是石窟考古,20世纪70年代中期改为从事管理,直到2015年,才离开管理岗位。1975年到1983年,是我在敦煌搞管理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我初到管理岗位,不懂什么是管理,也没有什么想法,以为就是继续做常书鸿先生以前做过的保护管理工作。1966年之前,常先生在莫高窟主持了二十多年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他带领前辈们殚精竭虑、含辛茹苦、不懈努力,使莫高窟从20世纪40年代的满目疮痍到60年代的重现光彩。他们当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怀着对敦煌艺术的敬仰和敬畏之心,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为保护和研究莫高窟,长期坚守大漠。他们甘愿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可贵精神深深地影响了我。那时我只能做到以前辈为榜样,尽自己之力将工作开展起来。

我的管理工作的第二个阶段,是从1984年到1997年。这时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1984年甘肃省委、省政府做出了扩建敦煌文物研究所为敦煌研究院的重要决定,为敦煌研究院的未来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敦煌研究院在著名的敦煌学者段文杰先生领导下,迈入了国际合作、科学保护、研究创新、弘扬传播的新阶段。

这个阶段开展的主要工作在保护和管理两个方面。保护方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合作,开始在莫高窟建立了全自动气象站,对莫高窟开放洞窟微环境及其赋存的自然和人文环境进行监测；对壁画材质和病害的调查研究；对威胁莫高窟保护的自然和人为因素的调查研究；对威胁莫高窟保存的风沙实施监测、研究和治理；拆除了莫高窟窟区近现代添加的构筑物,迁移了窟区前所有的工作和生活用房,完整地保护了窟区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为保护研究配备仪器设备:设置安全防范技术设备；为永久保存莫高窟壁画,试验制作数字化壁画档案；安装洞窟窟门和玻璃屏风设施。管理方面,开始引进、培养专业人才和培训一支专职的讲解员队伍；制定了使用和旅游开放洞窟的管理制度；扩大了编制,增加了部门,汇聚了人才,改善了员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越是了解敦煌,就越知道敦煌是独一无二的,是世界级的文化艺术宝库,敦煌研究院责任重大。我经常想,做不好敦煌石窟的保护就是罪人。偶尔放松警惕在所难免,时间一长就会麻痹,麻痹以后就要出事。所以我有个特点是爱“找碴儿”,爱发现问题,常常在想有什么因素会对石窟安全构成威胁,甚至想到如果“坏人”来会干什么事。

莫高窟曾经出过一件大事,那就是1989年1月14日第465窟壁画被盗,当年被列为“公安部十大案件”之一。

学术界对第465窟的年代判定有争议,有人认为是西夏,有人认为是元代,这一窟是莫高窟唯一的藏传密教洞窟。1989年春节前夕,第465窟墙上的壁画被切割下来,犯罪分子不知所踪。我们立刻把壁画失窃的情况报到市公安局,市公安局又层层上报,报给分管公安和分管文化的副省长,此事还惊动了公安部、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甚至连乔石同志都亲自过问,从北京派来了专家。

当时已经七十二岁高龄的段文杰院长非常着急,带头值班查夜,希望尽快协助公安部门破案。分管敦煌的副省长一来就问我们,是否有档案可以确定是哪几块壁画被盗,我们马上调出了第465窟壁画的全部照片档案。

从现场来看,被盗洞窟门锁并未被破坏。犯罪分子是刨开了临近洞外的一处小佛龛后钻到第465窟内的,由此可断定犯罪分子对洞窟情况非常熟悉。专家怀疑是内部作案,要求单位里每个男同志都按手印、验指纹。万幸的是,壁画被盗那天敦煌下了场大雪,犯罪分子留下的脚印从莫高窟北区作案的洞窟门口一直延伸到莫高窟南区前面的小商店,将近一公里长。可能由于作案后饿了,他们曾撬开过小商店的门偷吃过食品。商店老板一早发现商店被盗,也报了案。

那时候虽然没有监控录像,但公安局顺着交通沿线逐一排查公共汽车,终于找到了两个人。其中一人曾在我们敦煌研究院做过工,他到玉门拉了一个同伙来莫高窟,两个人只带走了一点壁画,其余的还埋在洞前的地底下,准备过些时候再来取。记得酒泉地区公安部门一位姓石的处长问了我好几遍,这个洞里面的壁画都是一级文物吗?他们来确定被盗壁画是否为一级文物,其实是在为罪犯量刑做准备。

下期看点:莫高窟的特点是价值珍贵、洞窟狭小、材质脆弱、病害频发。面对逐年迅猛攀升的游客人数,我们在国内首次开展了文化遗产地游客承载量研究,对开放洞窟的游客数量、流量和窟内微环境变化常年实时监测,确定了莫高窟日游客最大承载量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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