堡子土夯的骨肉

◎王选

堡子在村庄正对面。出门,眼皮一撩,就能看见。

在甘肃,用黄土夯筑而成的堡子随处可见,几乎一村一个。陇上,多干旱。风硬,刀子一样,在大地上削砍着,露出了黄土的骨头。这比风还硬的骨头上,便站立着一方方堡子,倔强,孤独,又敦厚,颓败。俯瞰着山河故地,草莽众生。

堡子筑于何时?有说清末,有说民国初期。麦村的堡子呢?似乎也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在我很小的时候,老人们曾说起过关于堡子的事。但那时年幼,不求甚解。待我想知道更多时,老人们一茬茬殁了。人,终究是活不过一堆黄土的。几百年了,堡子依然站在山梁的顶端,没有消亡殆尽,阳世间,已换了几茬天,换了几茬人。

老人们说,堡子,是躲土匪的。百度上,也这么说。

老人们还说,有一年,土匪进村,烧杀抢掠,村里人都涌向了堡子,深藏不露。扛长工的大曾祖父,留在村里,没有来得及跑,被土匪在脖子上砍了一马刀。整颗脑袋耷拉在肩膀上,只有气管还连着,血液四溢。大曾祖父在厨房,一手扶正脑袋,一手扯了一圈编锅盖的麦秆,缠在脖子上。继续一手扶脑袋,一手勾住墙,一跳,一翻,跃过墙头,跑了。后来,脖子上撒了云南白药,只听见肉和肉生长在一起时,发出了滋啦啦的声音。我至今还记着老人们和我坐在槐树下,他嘴里发的“滋啦啦”的声音,像两片粘在一起的胶带往开撕。

大曾祖父侥幸逃脱,活了下来。我出生时,他已去世好多年。我无法想象他的容貌,无法想象他是如何大难不死的,也无法想象在一个草菅人命、血肉模糊的时代,堡子是什么样的。

关于堡子的历史,我仅知道这些。虽然它每天都会进入视线,可真是熟视无睹。

我已在人世虚度三十年。细细想来,我只去过一次堡子。它真的不远。要么沿着对面的梁,顺着走,在一条岔路,朝左,再走,不远,就到了。或者下山,过沟,再爬山,一直朝上,也就到了。最多三十分钟。可我竟然想不通这么近的地方,我就去过一次。我们捉迷藏,我们放牲口,我们打仗,我们游逛,我们几乎跑遍了麦村的每一个角落,翻遍了麦村的每一寸地皮,可为什么我们就没有多去一次堡子呢?

搞不懂。

我至今记着那次去堡子的经历。差不多快二十年了吧。

应该是暮春。九十年代的某个下午。我和母亲在地里放玉米苗。纤弱、枯黄的玉米苗,蜷缩在地膜里,用削尖的竹棍,把地膜剜破,再用竹棍勾住玉米苗,一旋,一拉,就把玉米苗拨拉到了地膜外面。它们孱弱的身子,稀稀拉拉,在午后的风里,晃动着,东倒西歪,经不起风吹的样子。我们的身后,是两只水桶,已空空如也,像两只眼睛,瞪着三月的晴天白云。干旱,多年未见的干旱,弥漫在西秦岭一带,尘土飞扬,田地干裂。这样的旱情已从春节持续到了三月。人们急切地盼望着一场春雨,可每天都是碧空万里,滴水不见。在持续而严重的旱情里,人们踩着盖住脚面的干土,种上了洋芋、玉米、葵花、胡麻。

旱情让五谷的出生率和成活率都降到了最低。一亩玉米,成片成片的没有出苗。我和母亲只好剜开地膜,再掏一个窝,撒进三四粒籽,进行补种。补种的窝里,按理说,都要浇水,可挑来的水,哪里够解渴,两三行下来,早已用的滴水不剩。再担,涝坝里也只有稠泥了。我和母亲坐在土堆里歇缓,眼前是白花花的地膜,落满了阳光,刺得人眼疼。远处,地埂上,站满了杏树,花落了,豆粒大的杏子,粘在枝头,因为干旱,也显得干瘪。再远处,就是灰蒙蒙的大地,罩着浮土,干旱像一只抽水机,抽干了大地的血液,到处皮开肉裂。

玉米苗已放的差不多了。我们坐着,像两块土坷垃,风再吹,就化了。我们无助,我们茫然,我们干燥,我们满是忧伤。

就这么坐着时,我隐约听见梁上有唢呐声和人群的喧闹声。循声望去,一簇人围着什么,缓慢前行,后面,追着一长溜小孩,像一根尾巴,拖在干枯的山路上。偶尔传来的锣鼓声,让暮春的午后显得焦虑、急躁。母亲说是董村的爷(我们把村里供奉的神像叫爷),要到我们村的堡子祭山。早几天就听村里人说,旱的不行,董村人准备取雨。所谓取雨,好像是人们抬出神像,由穿着长袍的师公进行表演,一边说说唱唱,一边挥舞着羊皮鼓,最后还要在额头上砍几刀,鲜血直流,怪是骇人。通过这样的祭祀,请求神灵到天庭讨来雨水,普降甘霖,以解旱情,救黎民于苦难之中。当然,取雨还有好多繁琐的程序,不太清楚。不过祭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后来,我把母亲丢在地里,爬上山坡,跟着那支队伍走了。

我们来到堡子。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踏进堡子。堡子里种过地,翻耕过,一脚踩下去,虚土能淹没脚面。从堡子里看,四周围墙,多有塌陷,呈锯齿状,并不太高。山门大敞,像一张嘴,永远豁着。堡子有半块打麦场大,里面空无一物,只有正中间,横卧着一块石碑。村里的孩子说,这块碑下,压着一条白蟒蛇。真的么?不知道,反正谁也没有见过,但大家都说的言之凿凿,我们也就信了,权当真的有吧。在整个童年时代,我们都被大地上的神秘传言所挟裹,所拿捏,带着无限的恐慌和无限的兴奋,游荡在村里。是因为听说了堡子里有蟒蛇,心里惧怕,我们才没有再去过堡子吗?我也不知道。

来取雨的人,把神像稳稳地坐在地上。好像有龙王爷、黄爷。龙王爷,面红耳赤,长须瓢瓢,怒目圆睁,怪吓人的。黄爷,是女性,涂脂抹粉,面若满月,两腮饱满,倒是慈善。人们抬起石碑,立稳。我们期待的白色蟒蛇并没有出现。有人说,它化成一缕烟,飘走了,我们肉眼凡胎,看不见。我们走了,它还会回来。

我们围成一圈,看着师公嘴里叽里哇啦唱着,转着圈,脚下尘土飞扬,犹如腾云驾雾。他们手里高举羊皮鼓,敲敲打打,铁环撞击发出了清脆的当啷声,像雨打铁盆,不绝于耳。我们还看到了什么?好像杀了一只公鸡,好像放了很长的一串鞭炮,好像还焚香点蜡,把膝盖跪下去,插进土里,朝苍天磕了头。其余的,我实在无法想起,毕竟很久远了。

临走时,我爬在堡子的墙边,在塌陷处,看了看外面。北边,远处是麦村,蜷缩在半坡上。南边,是稠泥河,河水冲刷而成的川道,显得低沉、遥远,不知去向。堡子正下方,一边是垂直的悬崖,高高挂着,让人眩晕。沟底是黑森森的树林。一边也是陡坡,再下去,才是一台台田地。站在堡子,眺目望去,视野开阔,四周风吹草动,尽收眼底。干硬的风从豁口吹进来,像巴掌,扇着脸,生疼。现在想来,如此陡峭险峻的山势,真是易守难攻。在冷兵器时代,人们封堵堡子的大门,便可相安无事。即便遇到进攻,用石块也能击退。我想,祖先们为了寻找夯筑堡子的地方,定是把村子周围的山梁踏遍了。综合各种因素,这里应该是麦村最适合筑起堡子的地方了。

谢谢堡子,曾挽救村庄于水深火热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堡子,就没有我们。

蹲在西秦岭莽莽群山额头上的堡子,就这样,经历着风吹日晒,岁月侵蚀。一点点矮下去,瘦下去。但依然用最后的骨骼守望着麦村,守望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死。它像一个老人,在时光深处,盘腿而坐,缄默不语。它空荡荡的胸膛内,如谜一般,藏着汹涌的往事。只是这些,我们再也无从知晓了。

好多年过去了,我站在村口,远处是堡子。它蹲在山顶,早已没有矗立之势。它的周围,是坡,再往下,是修成台阶的梯田,以前,大多种麦,便于驮运。现在则一律荒芜了。它在荒芜之上,愈加荒芜。它终将用残垣断壁,为乡村往事呈现供词。可谁在乎这些呢?

从外婆家回来的路上,我突然想去看看堡子。我想看看二十年后,它颓败下去的样子,也想看看童年时代的那个祭山的午后,还会和此刻重合么。

我沿着山路,蹒跚而行。路上,早已荒草丛生,无处落脚。曾经被人们和牲口踩得油光闪亮、寸草不生的乡间道路,现在早已面目全非,野草横生。走着走着,前面我想应该会有一条羊肠小道,通往堡子,但没有了。大量密密实实的酸刺和洋槐封锁了去路。连一只兔子容身的空隙都没有。加之酸刺扎人,难以近身,再无别路可走。我深陷草木深处,寸步难行。前面,不足一里路,便是堡子了,它近在眼前,可我难以抵达。我难以抵达的,除了此刻,它荒芜已久的身躯和心胸,还有它曾经在历史的某一页留下的往事,事关我的祖先存亡。

我终究没有抵达堡子。我永远也无法抵达真正意义上的堡子。我拍了几张照片,撤退下来,铩羽而归。

如今,堡子依然在村子对面,三十年了,在我印象里,似乎一成不变。但我知道,岁月,在用一把锋利的刀子,改变着它的细节,就如同岁月改变着万物的细节,我们难以觉察罢了。

堡子,在土匪消亡的时刻起,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藏身、抵御,已埋入烟尘。它虽然还是麦村的一部分,但它仅仅是堡子了。

它还会更长久地存在下去,把无意义进行到底。它和我们一样,来自黄土,在这阳世,用土夯的骨头走一遭,最后长眠于黄土,成为黄土。只是比我们走的缓慢罢了。(摘自《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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