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 继承开拓 “春华秋实：王万成师生作品展”刍议

王万成《铃声摇响丰收歌》金杉《陕北行》贾青重《阿妈》陈彬《草原牧歌》牛洲泰《香格里拉·祥云之梦》孛启龙《和谐》张正刚《梦在菩萨》赵光凯《新时代·脊梁》张涛《春绿湖水丰收季》

□北辰

“王万成师生人物画作品展”，是甘肃省著名人物画家王万成执教30余年的教学实践成果的一次集中呈现，参展的青年画家以80后为主，处于自我修炼、求新求变的关键阶段，从某一层面反映了新一代水墨人物画家的水平和现状。既然是师生联展，由此形成的艺术生态无外乎指向两个方面，其主导方面：师者传道解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也就是说，描绘同一事物，应采用不同的方法多角度加以诠释；学生一方呢？正如齐白石所讲：“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所谓“学我”，不是一味模仿，而是基于深刻理解观念与方法的内在逻辑及规律之后，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找到属于自己的艺术语言。

总之，考量王万成人物画的艺术特点及其教学思想，对于辨析新一代画家的创作特点及其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王万成的艺术境界

王万成长期以来的艺术实践，以其成熟而理性的形态，生动地诠释了他的教学思想，其水墨写意人物画创作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

三位一体的笔墨观念。王万成的水墨人物画具有高超的写实能力，他的许多写生作品直接用笔墨造型，放笔直取，夺人神韵。众所周知，造型是提升情感和笔墨表现力的基础，长期以来，写实造型与笔墨表现既是水墨人物画的有机构成，又是彼此很难兼容的一对矛盾，它关涉到中国笔墨传统和西方写实造型两个不同的学术体系，王万成的创作给我们昭示了“互补并存，双向深入”的探索路径。其水墨人物画的独特魅力不惟画得准、画得像，关键在于强调形象、情感与笔墨三位一体，不可偏废。此其一。

深度开掘和立体呈现。“意象”历来是中国画的造型法则，王万成的人物画实践，能够充分调动和汲取“形神兼备”的传统水墨资源，在严谨的造型之外，其笔法和墨色在干湿浓淡中形成一种情绪的张力，也就是说，他的人物作为“心象”的凝聚，是一种由抽象垫底的写实，从而与中国笔墨的假定性特征相适应，大写意的骨法用笔不仅增强了造型的密度和质量，其独立的形式美感价值营造了多重想象空间，作品《夙愿》生动地展示了造型与笔墨融合、锤炼的精进过程，以及基于现实观察的对于人物精神意蕴的深度开掘。

在人物画创作中，“以形写神”也好，写实中有写意也好，均不乏主观的审美选择、剪裁和调整，而非纯粹的原版复制。水墨人物画片面强调造型有沦为“水墨素描”之嫌，笔墨的表现力就会减弱；过于突出笔墨，以人为本的丰富内涵及其个性化表达就难以实现，王万成的艺术实践表明，以素描为技术关节的写实性表达在人物画的创作中无疑起到了重塑和引领作用，奠定了科学意义上的形与神的辩证关系，促使笔墨回归到更为深广的现实生活之中，进一步揭示了中西融合既是广采博取的艺术资源，也是“通权达变”创新方向。

在写实主义的维度上，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和人民大众的平凡人生，为参展的年轻画家提供了无限广阔的表现空间，遵循王万成以人为本的笔墨理念，也是我们考察本次画展的一个切入点。

继承、坚守与开拓

在参展的青年画家中，孛启龙的人物画创作追求造型的严谨和速写化用笔的写性和生辣，告诉我们书法用笔不等于绘画性，他自觉摒弃书法用笔的圆润和流畅，独特的构型和墨线的皴擦点染浑然一体，有一种直逼生存本相的沉着和明快。廖亚奇的人物造型实中取虚，在雄健、深厚的底蕴之上，揭示出人物内心充实、恬静的精神状态，而他的《朱屺瞻老人》画像，枯笔草意，人物形象跃然纸上，达到了写实与写神的高度统一。贾青重的人物画在笔墨和色彩的浑融中追求一种油画般的质感，人物的神情、衣饰以及背景都是造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甚至与历史情境、宗教意蕴、时代风尚密切相关，这种精工细染的技法无疑为进一步的剥离和分化提高了难度，需要更为强大的内在自我意识的觉醒加以克服。

如果说创造来自于最朴素的遐想，造型的奇巧怪诞就没必要刻意为之，不如老老实实地去表达生活赋予自己的某种真实，细细考量张正刚的作品，人物形象的呼之欲出与他对画面肌理及墨色的认真处理相辅相成，在恬淡沉静的美学追求中，画笔的使转如果再自然随意些，由其所带来的情绪变化就越生动感人。陈彬的作品让人油然而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马的生动性赋予画面一种想象力的空间感，总是和辽阔草原、审美主体不羁的浪漫情怀天然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高瑞霞的人物画有一种不世故的内在情趣，情趣的获得来自于生活的动人瞬间，还有细腻灵巧的笔墨和跃动和谐的色彩。此外，刘想旭在写生时不想被物所障，力图从自然之“理”上升到精神之“理”，这一点从他对人物画背景的墨色晕染中可见一斑，比较而言，他的工笔人物则更胜一筹，因为致力于“象外之象”的内美追求，同样是中国人物画创作必须秉持的基本精神。

顾生成关注农村留守老人的一组画表明，人物画除了掌握笔墨和造型能力之外，在了解和认识社会的过程中把握人的精神状态更为重要，可喜的是顾生成的绘画语言褪去了校园创作的青涩，伴随着生活的沉淀和历练变得日益厚实而沉着。郭子弘、高亚晨、赵光凯的人物画在以线造型的前提下，表达了在现实生活中的“在场”感受，墨的浓淡明暗变化除了突出造型的立体效果外，还有地域性、精神性的美学追求，但对两者的有机兼容和不断提纯将是一个持久的课题。金杉创作的《陕北行》描绘了庄户人劳作之余休闲打牌的情景，惬意而淳朴的人物神态彰显了水墨写意的魅力，显而易见，写实造型及故事性情节是提升情感和笔墨表现力的基础。刘莉的《圣境新彩》通过积墨、宿墨的巧妙运用，赋予她的画作一种“现代的”的具有女性气质的发自天然、宛若天成的意境。

欣赏任祚旺、孙树、张涛等人的作品，以他们熟悉的生活圈子中的人物情态，构成画面贴近当下的题旨，他们的造型笔墨，并未停留在外在的模仿或习惯性的勾画上，而是努力追求外在形式和内在心灵的一致。牛洲泰的《边疆小镇》，捕捉人物表情的造型能力不可置疑。雷莹的人物画偏于秀雅一路，这种纯写意笔墨均需要在现代意识关照下进行更加深入的锤炼。姚佳、杨兵、张斌、王海成等青年画家的人物画，无一不是主观追求中的写实再现，在水墨写意人物的塑造上均有自己的心得体会和明显的群体特征，他们的情感方式从理想主义激情转向当下的生存体验，正在建立属于自己的新的艺术经验。闫莉的作品尽管远未成熟，但使用了现代形象与心理形象相结合的手法，借助于色彩与墨色的融合，从中可以感受到一颗现代文心的沉落与升腾。

在这里有必要重申的是，符合笔墨造型规律的归纳、演绎，不能仅仅局限于对单一人物的笔墨进行提纯和概括，因为笔法不等于画法，画法就是将文章的结构、章法运用于绘画上，单纯追求画面的虚实、开阖还远远不够。孔瑞娜的笔墨在尽情挥洒时透着一种难以抑制的豪气和激情，在创作思维的另一端，也就是凝神细思时随之又呈现为梦幻式构成的内敛格调，在相反相成的艺术张力中，她为自己开辟出一条并不逼仄的艺术地带。刘二飞的作品《红线》，画中一条红线穿插、缠绕在不同人物的手中传递某种信念和温暖，其风格游走在观念和表现的边缘。赵洪社的《冈仁波齐》无疑是匠心独运之作，画面的三段式构成揭示了信仰的神秘境界，出现在不同点位的藏文、里程数字、斑马线以及远山等，无不内在地指向虔诚、执着、磨难的心路历程，他的人物形象往往在不经意处有出人意料的夸张变形，与人物身份无不吻合。

鲁玲的《生命的赞歌》同样值得一提，宗教仪轨、各种法器、字符等元素和不同情节的人物群像叠加在一起，平面化布局加深了画面层次的纵深感。乔一秀的《只为生计》《天伦之乐》等画作题名，其绘画素材从日常生活信手拈来，画家陈子庄所言：“凡观察事物，以本心、天心去看，境界则高。”总之，不胶着于客观形象，汲取民间艺术元素，也是人物画创作推陈出新的有效途径。王丽芳的作品《老羊倌》，山体、羊、人物形象以“简”与“和”为尺度，统一在抽象的画面结构之中，这种朴素而凝练的绘画语言，假以时日，不断锤炼，就一定会形成与众不同的自我面貌。

关注现实，勇于创新，是当代水墨人物画创作重放异彩的关键所在。正如著名人物画家刘国辉所讲的那样：人物画创作远没有像山水画那么发展到“画法大备”的成熟阶段，还有广阔的未开垦之地，任何严肃的艺术探索都是很可贵的。在中西两大绘画体系碰撞、融合的背景下，以中国悠久而深厚的人文传统为母本，坚守正确的艺术理念，不断汲取西方艺术的有益营养为我所用，尊重民族、地域艺术的特殊性和审美主体的创造性自由，在传承中开拓，就一定能迎来艺术突破的新天地。对于正处于成长、变革期的年轻画家来说，我们应该给予更多善意的期待，而他们也应该以本次画展为起点，开启他们漫长的艺术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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