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生贵
随着《甘肃日报》70华诞纪念日一天天临近,许多往事不由涌上心头。
1998年至2000年期间,我在《甘肃日报》记者部做了近两年的责任编辑。那时记者部人马众多,除了14个地州市的驻站记者外,摄影部的稿件也交由记者部处理。
作为责任编辑,每收到一篇稿件,都要在其篇幅长短、标题制作、文字表述以及新闻事实核准方面动些“手术”。一天,我收到一份反映陇南市林权制度改革的长篇调查报告,署名是当时驻陇南记者站的一位年轻记者。我知道这位年轻记者是大学毕业后不久去当驻站记者的。我越往后看,越觉得这篇调查报告立意高远,逻辑缜密,文笔流畅,基本没有需要改动的地方,我当天就把这篇稿件贴上发稿签送到总编室去了。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篇调查报告的总标题叫《潜力在山 希望在林》。
第二天我刚进办公室,负责记者部工作的杨德禄同志问我,老邓写武都林权制度改革的稿子发过去没有?那时报社上下级和同事之间,直呼其名,不带官衔,叫老同志时前面加个“老”字,呼者感觉亲切,被呼者听着舒坦。我脑子顿时一片空白,我不记得当时给领导回答了什么,只记得自己很紧张,也很意外。
原来这是邓元秋总编下乡和驻站记者共同采写的稿件,邓元秋只署了驻站记者的名字,未署自己的名字,因此造成了我的误会。之所以发生那样的误会,主要因为一是稿件署名,二是按当时严格的编稿程序,凡是记者采写的稿件都要交记者部处理,包括邓元秋总编在内的所有社领导都模范地执行这个规矩,三是与邓元秋同志不显山不露水的行事风格有直接关系。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华大地改革开放风起云涌的年代。采编人员就像蜜蜂采花蜜一样,围绕着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跟进采访,把新经验、新信息这些新闻的蜜糖奉献给读者。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全省各地各条战线涌现的先进典型、英雄、模范人物,几乎都是通过《甘肃日报》的宣传报道走向全省,深入人心的。报社领导带头下基层、写典型是报社一直以来形成的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下乡采访,轻车简从,有时带记者,有时不带记者,让司机一拉就下乡去了。一身灰两脚泥,挑灯夜战,精心写稿,撰写言论,制作标题,语不惊人死不休,是那个年代报社领导和记者们的工作常态。
在此期间,笔者多次以驻站记者的身份陪同报社领导下乡采访,看见他们也同普通记者一样,采访本不离手,走到哪里,问到哪里,记到哪里,一字一句地记,刨根究底地问,再到现场察看。无论被采访对象是市县级领导还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报社的这些厅级“老记者”们,都像小学生一样认真记录,躬身问询。很多情况下,如果不做介绍,你很难分清谁是记者,谁是报社的领导,许多基层的干部群众都把报社领导看做是年纪稍大的老记者。
在当时我们这些普通记者的心目中,报社领导就是采写新闻的行家里手,就是记者编辑队伍中的佼佼者、领头羊和大手笔。
我深深体会到,党报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往往是通过采编人员的好思想、好作风凸显出来的。报纸就像一朵花,办报人的思想作风就是泥土和阳光。许多基层群众都把记者当做倾诉的对象、正义的化身,记者更是以良好的职业操守维护着这份荣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典型报道犹如天边的霞光一样,给改革初期处在彷徨犹豫中的人们传递着信心和希望。一旦有改革中“大破大立”的典型报道见诸报端,干部群众都争相传阅那份铅字印刷的只有四个版面的报纸,一时间洛阳纸贵。而许多有分量、有影响的报道都出自这些“老记者”之手。甘肃省委、省政府领导极为重视报纸在改革开放中的舆论引导作用,报社领导经常被邀请列席省委、省政府的重要会议。由于甘报宣传特别给力,在全国省级报刊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甘肃全省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农村改革的成功推行为全国各地所注目。
往事并不如烟。如果把《甘肃日报》70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史看作是一幅由一代代新闻人用心血和汗水绘成的气势如虹的画卷,那么埋头苦干,亲力而为,艰苦创业,低调做人,高标准办报的好传统、好作风,无疑是这轴画卷中耀眼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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