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文章
应该肯定,濮阳市出台彩礼“限高令”的初衷是好的,然而,政府部门以出台文件的形式来划定彩礼标准不是好办法,也难以达到治理高额彩礼的目的。
此前,河北、甘肃、安徽等地也曾出台过类似规定,但实施效果却并不乐观。究其原因,不外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天价彩礼有其存在的现实基础,农村适婚青年比例失衡,男多女少的客观现实导致高价彩礼的恶性竞争;其次,彩礼数额难以监控,“限高令”缺乏可操作性,女方完全可以化整为零索要高价彩礼,第三方根本无法知道,“限高令”就成为了一纸空文;其三,毕竟彩礼是老百姓的“私事”,假如人家男方腰缠万贯,愿意给女方高价彩礼,政府又有什么权力干涉呢?政府部门出台的规定应当遵循法律并具有合法性,否则就失去了执行的正当性。
在移风易俗上,政府固然要发挥“外力干预”的矫正器功能,但恪守边界并注重行为的合法性,才能避免由不作为转变成乱作为。针对高价彩礼问题,各级政府应该善于运用“软行政”手段,以说服、教育、倡导为主,不能强加干涉。应从转变思想上下功夫,让“男女平等”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以宣传倡议为主,让群众看到天价彩礼所带来的致贫风险,自觉地杜绝盲目攀比行为,理性地对待婚姻问题。
天价彩礼盛行的根本原因,还是经济落后所引发的生存焦虑。因此,更重要的是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让索要彩礼的陋习自然而然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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