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出·路》：三个少年的成长史和社会“家庭相册”

17岁辍学后游历欧洲各国的北京女孩袁晗寒，19岁三度经历“高三”的咸宁复读生徐佳，12岁树立以后能挣1000元工资目标的甘肃山区女孩马百娟，人生轨迹毫无交集的三位主人翁汇聚在一部名为《出·路》的纪录片中。6年间他们长大成人，各自寻找着出路。6月23日，作为2018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纪录片的《出·路》举行了见面会；6月30日起这部作品也将通过“大象点映”平台在全国各地进行点映。

《出·路》海报

《出·路》历时六年时间跟踪拍摄了三位来自不同城市、不同社会阶层的主人公，记录下他们的梦想与当代中国现实的碰撞，以及不同地区的中国年轻人从学校步入社会的成长故事。有影迷在观看后认为这部影片最大的意义在于将自己置身事外地观看镜头下人物的生活和命运，而不同的观众又在每一位主人公的身上多多少少都能看到自己生活的影子。

导演郑琼做了多年纪录片的制片人，操办过多年纪录片节展，却选择在40多岁的时候从头开始自己成为一个纪录片导演。在整部影片中站在局外人的角度，利用镜头平静而又真实地记录别人的生活轨迹。

各自寻找自己出路，无法想象他人的生活

《出·路》的内容，会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阶层”这个当下触动无数人焦虑神经的词。不过，在6年前拍摄的时候，这个话题还没有像今天这样被广泛的讨论。导演郑琼的拍摄初衷也缘起于意外的机缘。

《出·路》剧照，袁晗寒

2009年，身为《半边天》栏目导演的袁晗寒妈妈和郑琼闲聊说起女儿的故事，一个如此有才华又很随性自由的女孩，17岁就从别人梦寐以求的美院附中退学。袁晗寒的妈妈希望郑琼来跟踪她的女儿，在母亲看来，这是一个“天才少女追逐自由成长”的故事。而在郑琼眼里看到的，确是一个人能够面临的选择的差别。

郑琼有兴趣拍摄这个素材，但不能单纯拍一个人，于是又找了两位拍摄对象。开始做调研之后，回到当初郑琼复读的高中，找了好几孩子，最终确定了徐佳。因为有过同样的经历，徐佳是郑琼在拍摄中颇有共鸣的对象。另外甘肃的马百娟是托一个公益组织帮忙找到的。

跟拍的这6年中，来自北京的袁晗寒17岁辍学，3年后游历完欧洲各国，考上了心仪的艺术学校，2015年回国实习，在北京注册了她的艺术投资公司；湖北19岁的徐佳，是咸宁高中的高三复读生，复读了三次最终如愿考上了一个二本，毕业工作2年后，2015年与相恋4年的女友决定结婚；来自甘肃的马百娟，在野鹊沟小学上二年级，条件艰苦，梦想能去北京上大学，却在2013年就退学了，15岁独自来到陌生的城市打工，但因年龄和学历太低，屡屡碰壁，最终早早嫁人，变成了村里“司空见惯”的女人中的一员。

马百娟的作文，2012年

三个毫不相干的人在一部纪录片里相遇了，而六年中，他们知道对方的存在，但无法想象和理解其他人的生活。尤其是马百娟，郑琼说她对其他人的生活完全不感兴趣，甚至没有办法回答任何导演试图提出的观念性的问题。“她只能陈述简单的事实。”

郑琼也在片中问了袁晗寒对自己所获得的一切的看法，袁晗寒的回答是，“如果我出生之前，我能站在天上，看到哪家好我去选择，那这叫机会。我也不能选择。”

“我不愿意太多涉及阶层固化的问题，但是生活本身就是魔幻的。比方有些朋友在投行工作，一年赚几百万算是正常，而马百娟一家在2008年之前一年的开销不到50块，她的梦想就是去北京上大学，拿一千块钱的工资，给家里买面打井。”郑琼说。

即便片名叫《出·路》，郑琼也没法去预设拍摄对象未来的出路。“我是做了调研才开始拍摄的，我一开始就知道为什么要拍这部纪录片，而且要拍一部怎样的纪录片。任何一部纪录片的拍摄都不是随意而为之的行为，纪录片是一个有计划的艺术。具体的事其实也算不出来，但是总会有一些生活逻辑上的预想。”

问她怎么看待这些人的生活困境，郑琼说，“我们并不是他们命运的创造者，也不是上帝，可以用同理心去理解他们，然后会接受他们成长的过程。如果看完片子后有无力感，是因为站在上帝的位置，想要去改变整个状况，但其实作为一个导演应该很清楚，我们就是一个记录者，仅仅只是一个导演而已，需要做的是把本职工作做好，让作品能够打动和刺痛观众。”

《出·路》剧照，马百娟

老纪录片人拍处女作，所有新导演遇到的问题都遇到了

郑琼曾经说过：“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出·路》是这位48岁导演的处女作电影，作为一名“大龄新人导演”，郑琼说自己决定做导演的时候对年龄没有任何困惑，唯一的困惑就是如何做一名真正的“电影制作人”。

虽然《出·路》是郑琼第一部电影作品，但她早已在纪录片界小有名气，作为光线传媒的创始人之一，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专门发行纪录片的发行公司“零频道”，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获得官方合法许可的独立纪录片论坛iDOCS。

iDOCS目标是做以传播世界优秀纪录片为核心的国际纪录片交流平台，其创立实属偶然。早在2009年，郑琼计划拍摄自己的第一部影片，申请了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IDFA）为纪录片制作和推广发放的专项基金，最后推广活动的基金申请下来，制作基金却没着落。同年第一届iDOCS国际纪录片论坛在北京电影学院成功举办，另外一方面拍片计划被搁置一旁。

而做了几年节展，郑琼突然觉得自己的心思不在这些“外围”的事情上了，她感受到强烈的创作欲，“你骗不了自己，你还是可以在外面做很多事情，但是你自己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iDOCS在2012年停办，郑琼也关掉了自己的公司。有人说她为了拍纪录片放弃了自己的工作，郑琼否认，“停掉公司，不是因为这部纪录片。我自己做纪录片发行很多年，很清楚纪录片的现实状况，我从来不会也没想过把自己的生活毁掉来成就一个所谓的艺术，也更不想去用生活去对赌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或者用形而上的方式去给自己造一坐道德丰碑来跟全社会哭诉。我对这样的任何一个做法，都完全不认同。”

但真正成为一个纪录片导演还是比她想象的要困难，郑琼在2009年拍摄之初只是想记录三个不同阶层人物当下的故事，拍完直接剪一个片子就行，但拍完之后一直没有时间剪辑，等到再想起来已经过去三年了。 三年间片中人各有变化，做纪录片的人不会对此视而不见。于是跟拍期又不断拉长。

回忆起拍摄过程，郑琼说“所有的新手会遇到的问题基本上我都遇到了。”

《出·路》剧照，徐佳

零预算就是拍摄面临的第一个现实问题，“开始也尝试去申请一些拍摄基金，到头来一分钱也没有申请到，还是硬着头皮去拍了，拍摄过程只能靠精打细算”；拍摄过程中，郑琼总共合作了六个摄影师，有的摄影师在前期调研和拍摄计划都已经做好的前提下突然跳票，有的因为拍摄进度的原因生生错过档期。“要不停地去合作才知道哪一个是可以合作成功的。”甚至到了拍摄后期，甘肃小女孩马百娟的父亲又突然变卦不给拍了，要求给10万，沟通调解行不通，用了点“歪招”才得以摆平。

好不容易拍完，又“撞运”是找到了20万的后期投资，在德国花费30万完成了后期制作。2016年和一个法国人签订了发行协议，发现根本就是个“大忽悠”，压根没有认真去做发行，最后算下来郑琼还倒欠了人家2400欧，国内申请发行许可也没有着落，“当时的心态已经崩塌了，感觉片子花费这么多心血，却如此不受待见。”郑琼抱着已经死过一遍无所谓的心态自己去申请发行许可，片子就通过了，接下来的成片初审、申请龙标、技术审查、公映许可证等流程走得都比较顺利。

说起拍摄过程中的辛苦，郑琼还是心有余悸，“拍片子就是要不停地去审问自己，自己为什么要拍这个东西，这点是必须要很清楚的。”郑琼说有时候会觉得挺委屈，不明白自己到底在干什么，如果不拍纪录片的话，自己其实不用这么辛苦。

无论是做纪录片节，还是拍纪录片，郑琼都很耿直，“我并不知道别的方式，你的话是从心里流出来的，你即使说尖锐的话，我也是在用爱心在讲。”

郑琼认为纪录片的意义，就是让你内心变柔软，并触发你去思考，也许你对世界的看法会有所改变。所谓“眼界改变世界”，说的是“你的眼界改变了，你的世界就改变了，而不是要去改变这个世界”。“每个生命都需要被看见被听见，每个生命也值得被看见被听见。”这是导演郑琼对《出·路》这部六年心血之作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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