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推动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 ——读《朱批——康雍乾用人与吏治》的思考

奏折是清代君臣之间以信函方式进行私密交流的重要途径。皇帝在奏折上批示作为信息回馈，因使用红笔故有“朱批”之称。雍正有曰：“本章所不能尽者，则奏折可以详陈，而朕谕旨所不能尽者，亦可于奏折中详悉批示，以定行止。”尤其在康熙和雍正时期，皇帝要求具折人亲自书写奏折，内容不得让皇帝以外的人知晓。且朱批往往表达的是未经修饰的历史，它剖开的社会断面更有亲临其境之感。“以史为鉴，可知兴替。”透过《朱批——康雍乾用人与治吏》中一份份奏折、一封封朱批构成的历史碎片，在奏折和朱批之间参悟康雍乾时期的政治玄机，在君王与臣下的别样对话中揣摩历史深意，在历史与现实的穿越对接中加以辨析和感悟，在古今政治生态的映照中生发深长的思考，无疑为当下加快构建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政治生态提供诸多有益的启示，该书或可成为当今执政者的一面视镜。

一、依靠封建专制能抵制权力以外的腐败却不能抑制权力本身，恰恰从反面教训中印证当下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把制度关进笼子里的政治清醒和远见卓识。

经康雍乾三帝的统治，特别是乾隆前期因其文治武功,使清代达到鼎盛。到中后期矜夸功德,厌政倦勤。乾隆巡游无度,一人出游,万人随从，地方官吏办差接驾,务求华美，无与伦比,大小官吏办差接驾，讲排场比阔气,极尽奢华。凡逢年节、寿诞、庆典，地方官吏热衷献纳“土宜物件”。虽乾隆帝多次发布上谕要臣下勿进或少进贡品，自己却从未停止收受。

封建专制君主为维护其至高无上的皇权，对各级官吏只要忠诚，而清廉与此相比只能位居后列。官吏如贪污腐败，只要忠君往往就能得到宽容，事实上就是纵容。如“以金赎刑”，“戍边、罢职赎罪”，增发“养廉银”等，本意是希望官吏钱多了不再贪污，但此举对于贪腐官吏而言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有关火耗之事，雍正曾在谕中提过“因反对的人数不少，所以也曾说过不勉强大家”。虽然火耗归公始于雍正，但制度化直到乾隆时期才形成。如雍正所言：“各省火耗，自渐轻以至于尽革，此朕之愿也。火耗决不能入正项钱粮范畴，否则永无可蠲”。而火耗目的在于弥补亏空或者养廉甚至是存留公用，其结果却任由地方开宰，助长贪腐之风愈演愈烈。

二、封建社会反腐之所以制度制定初衷与制度执行效果存在很大差距，甚至形同虚设，其中很重要因素就是制度没有得到有效执行。

封建帝制整个社会奢侈成风，从乾隆中期起这一现象便相当严重。到乾隆晚期腐败完全呈现集团化公开化趋势。各级官吏对腐败已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常常是一人犯案导致一省官僚体系瘫痪。经乾隆初年的励精图治，国家统一，经济繁荣，大清王朝进入繁盛时期。然而，就在这时期使得贪官污吏在奢侈浮华的遮掩下获得滋生和蔓延。官吏间的贿赂公行成为当时吏治败坏的集中表现。当时做官主要目的就是追求名利与更多、更好物质享受和各种特权。以督抚为首的地方官吏要想在地方上发财，就不得不向朝廷官吏进行贿通贡献，而朝廷官吏平日薪俸较少，要想发财就不得不包庇地方官吏，听任其为所欲为，鱼肉百姓。彼此上下其手，便形成无官不贪、无吏不盗的封建官僚体系。

当官吏贪污行贿引起公愤，以致百姓骚乱造成统治不稳时，皇帝会不惜采取种种惩处手段，试图起到杀一儆百。有关数据表明，整个清朝二品以上高官，因贪污受贿或数罪并罚而被处以斩刑、绞刑，或被赐自尽者41人，而乾隆一朝就有27人。因贪赃枉法而受到抄家没产、充军发配、降职罚薪者更是数不胜数。尽管乾隆惩贪严厉，可却是“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

三、督抚拥权过重，制度本身没有发挥制约作用，缺乏底层监督、民众权力衰微是导致贪腐大案接连不断的重要原因。

乾隆四十六年，大学士阿桂奉命入甘肃指挥平定地方叛乱。阿桂进入甘肃后即连连奏报因雨水过多而影响行军，精明的乾隆帝意识到自己以前都被蒙蔽。他说：“甘肃省多年一直奏报旱灾严重，为何阿桂一到就雨势连绵？可见从前所言常年旱灾都是捏造。官吏折收捐粮，假报旱灾冒赈。”乾隆任命李侍尧为陕甘总督，彻查此案并很快查实：连续七年甘肃省上下数百地方官无一清白。乾隆为此愤怒不已，毕竟个别官吏贪污不可怕，也是常态，可怕的是伙同作案，尤其涉及全省，此案蒙蔽朝廷长达七年之久。根据《大清律例》贪污白银1000两以上者即当判处死刑，但由于涉案官员太多，杀不胜杀，乾隆将这一标准提高到20000两。此外还给在地方有治绩官吏减刑。即便如此，最终被判处死刑的官吏仍有56人，免死而被遣送边疆给驻防为奴46人，其他徒刑及革职的更多。此案在清代可谓空前绝后，乾隆帝多次感慨此案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

在封建专制之下，缺乏底层监督、民众权力衰微，地方大员能否做到仁政爱民、清素简约，更多时候是其自身的精神信仰与个人素质的流露，并不在于制度本身是否发挥制约作用。

四、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封建君主凌驾于法律之上，因而君主个人的认识水平及好恶喜怒，直接影响着统治阶级的腐化没落。

乾隆帝的治贪不力为日后大清王朝由盛转衰埋下深深伏笔。在他统治初期，以其祖康熙为榜样，吸取其父雍正的统治经验，乾纲独断，事必躬亲，勤于政事，各方面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可是随着国力的增强，乾隆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生活奢靡的一面也逐渐暴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官场腐败泛滥，贪官污吏比比皆是。有道是“督抚藩臬，朋比为奸”；“上下关通，营私欺罔”。到乾隆晚年，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谅不过十之二三，而防闲不悛者，亦恐不一而足。”

乾隆后期，太平君主的纵情奢华，醉心于盛世的享乐中，甚至是姑息养奸导致治贪失败。对于巨贪和珅，乾隆帝不但没有加以惩治，反而百般庇护，乾隆帝往往仅凭个人兴趣，时宽时严、因人立法，由此贪腐之风反而愈演愈烈。他先后任命和珅为军机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领侍卫内大臣、步军统领和吏、户、兵三部尚书等官职，秉政达二十余年。而乾隆后期的贪腐大案，凡情节严重、手段卑劣者都与和珅有关。就其根源就是不受监督和制约的君主专制制度上,乾隆与和珅个人道德的堕落和沦丧不过是封建专制体制结构性缺陷的集中反映。

五、封建统治者为确保皇权代代传承的长远利益而惩治腐败，但又不能触及当时官场体制根源，即是大清帝国反腐动作大、收效微的原因。

乾隆统治中晚期，贪污大案层出不穷，个中原因是由于惩贪的不彻底性，该惩谁不惩谁，惩到什么程度，他心中有数,不会因惩贪、整顿吏治而动摇其自身统治利益。因此，只能把惩贪限制在他的统治权所需范围之内，只针对准个别地方官吏，而没有涉及到形成贪腐的政治体制本身。对他身边的宠爱和佞幸的嬖臣则存心包庇或回护，实际上自己乃是腐败的总根源。

如乾隆帝与和珅为多捞钱财，曾共同制定针对贪官采取先纵后惩办法，即明知某地方官有贪污行为，先不动声色，任其发展，当其贪污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再进行惩治、查抄，籍没其家产，美其名为“宰肥鸭。”再如乾隆与和珅共同制定“议罪银”制度，规定官员有“错”或“罪”，可通过“自愿”交纳一定银两免去惩罚。由此许多地方官吏都心照不宣。乾隆在户部成立会办耗羡处，制订《耗羡章程》，增加官吏俸禄、减轻官吏负担，实质上就是以法律和制度的形式将耗羡的负担回嫁黎民百姓，而给火耗“独立于正项之外，但是却起着正项收入的作用。”此后随着灾害增多、物价上涨，耗羡出现多取累民问题日趋于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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