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薪3万+何以撑不起孩子的暑假

这两天，一篇《月薪三万，还是撑不起孩子的一个暑假》的文章在朋友圈热传——一位在企业当高管的妈妈，月薪三万出头，女儿在广州某外语学院附属名校读五年级，家里大头支出由老公搞定，最近却连新衣服都快不敢出手了，原因就是孩子放暑假了。

这位高管妈妈算了一笔账：女儿去一趟美国游学，10天20000元；女儿平时在家需要请阿姨照顾，5000元；7月份钢琴考级，每周要上两节钢琴课，200元一节，一共2000元；游泳班2000元；英语、奥数、作文3科培训班6000元，这么几项加起来就要35000元了。“痛苦的是你花了，心疼得不踏实；不花吧，对不起孩子更不踏实！”

目前，这种烧钱式的教育理念在各地受到众多家长的认同，而且已经陷入一种互相攀比的怪圈。已经有家长感叹：养的不是孩子，是台碎钞机！

有孩子1个暑假报4个游学团

仔细分析这位号称“月薪3万+”的母亲给孩子的主要花费，占大头的是出国游学这一项。

美国、英国等留学目的地国去的人比较多，费用也较高，最贵的美国NASA太空营夏令营要37800元。新加坡也是很多家长的选择，因为这个是个英语国家，飞行时间5个多小时较合理，6天一万元左右的价格，很多家长也可接受。

花这么多钱海外游学到底图什么？一般来讲目的有三类：一是考察院校，为以后留学做准备；二是学习语言，通过与当地人接触感受异域文化；三是各种夏冬令营，例如“拜访国际名校”等项目，这也是最受父母和孩子欢迎的游学项目。

在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境外游学团要求四年级以上的学生才能参加，该中心的冯老师说：“有个孩子我印象特别深，光一个暑假就报了4个游学团，马不停蹄地去了韩国、美国、英国和新加坡。他是属于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好，在家里又待不住的，喜欢往外跑体验生活。”

很多家长都知道海外游学会有“坑”，但最终仍然会选择掏钱。一方面，游学在不少大城市已经成为一种“刚需”，孩子有暑假，很多家长没暑假。既想让孩子见世面，自己又脱不开身，游学确实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家长很难拒绝学校和孩子。例如，学校在假期前发布了游学活动信息，孩子说：“我们班40个同学，有一半都去了啦。”这时候，但凡还有能力的家长可能都会掏钱供孩子游学，而那些真的没有条件的孩子，在假期结束后，可能都无法参与班级的话题讨论。

非常克制地补课仍需上万元

英文1.2万元，逻辑数学1.4万元，舞蹈7000元，看图说话1.1万元，绘画6000元……各类补课费加起来竟然需要5万多元。晒账单母亲这样感叹：养的不是孩子，是台碎钞机！

暑假要不要报衔接班？记者调查发现，暑假各大机构推出的衔接班特别多，尤其是幼升小、小升初、初升高三个阶段的衔接班最受家长关注。

南京某幼升小学生家长以今年暑假补课为例，给记者算了笔账：英语补课共约4000元；绘画每节课85元，一周一次，整个暑假花680元；幼小衔接暑期班3100元；舞蹈暑期班2600元。“这已是非常‘克制\’的补习单了，即便如此，仍需上万元。”

多位家长反映，之所以着急“衔接”，原因在于如今的小学教学进度过快。“比如拼音，开学时全班40个孩子，有半数以上学过拼音，老师还会按部就班进行教学么？”一位从甘肃转学到江苏的学生的家长对此深有体会，“同一个年级，这里的课程进度比西部学校快了半年，这个平均水平不允许你不补。”

对于即将小升初的家庭来说，花费更大。一项抽样调查显示，在北京，小学四年级、五年级的学生中，有92%报读过各种补习班。“关键在于小升初没统一考试，大家才会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所谓‘大比拼\’趋之若鹜。”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殷飞说。

南京市一些重点中学教师表示，并不是反对所有社会培训班，但社会培训教育要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各司其职，用于弥补个性化教育的短板，而非提前上完学校课程。

家长为何选择烧钱式教育

烧钱式教育的背后既有炒作，更有家长的焦虑。

一位家长以博弈论解释家长们争相“烧钱”的怪圈。譬如校外补课，教育部门呼吁减负，对于家长及学生来说，选择有以下三种：如果所有人都减负（合作），大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其他人减负你增负（背叛），你将取得相对优势；其他人增负你减负（背叛），你就会处于弱势地位。

权衡利弊后的家长有可能选择合作吗？绝无可能，只有互相主动增负。各种特长班、国内外游学，也是同理。

烧钱式教育带来的更大恶果是人为打破了基础教育所追求的起点公平。“尤其是农村孩子、底层家庭、弱势学校的学生。”江苏省社科院何雨博士认为，“在这种规则下，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各类培训、游学机构。”

本质上来说，家长“烧钱”为孩子提供更好的资源，是由于人们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对多元化教育模式的期待，对深化教育改革的呼唤。

如不能将招录制度改革做足做透，不能坚定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化工作，教育难题就得不到根本解决，家长们互相攀比、花式烧钱的现状，就会持续上演。

教育公平须保障“起点公平”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主任殷飞认为，要缓解家长的焦虑，不能仅靠劝家长保持理性，更须推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丰富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

“为什么近几十年来，优质教育资源的总量在不断增加，但是升学竞争激烈程度不是降低了，而是更强了？这背后是复杂的社会发展变化以及社会心理在起作用，并不完全是教育本身的问题。”

“学区房、培训班，必须关注到教育资源的资本化苗头。”殷飞等教育界人士认为，本质上，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更多意义上还是社会公共产品。政府需要做更多的思考与谋划，尽可能地为起点公平、机会公平做好政策保障。

（综合《都市快报》、《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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