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彩生活的多声部变奏曲 甘南散文七十年概述

●甘南散文的新维度

日常生活叙事及其审美意义的开掘

作为著名诗人的完玛央金,散文写作是她文学世界的另一方天地。她的散文具有精到的观察、细腻的情思、轻灵的表述,在诗与散文的结合点上找到了最佳的言说方式。在《昨天的太阳当头照》这篇文章中,通过乡村生活空间的六个典型剖面,她给我们展示了一幅洮州人家的“清明上河图”。她用文字再造了一个逝去的时代,呈现了以往的生活场景。《墙》、《房子》、《巷道》、《菜园》、《院落》组成一个农家生活的全部。她笔下这些江南移民的后代,这些农耕世家,他们的日常生活保留了太多的民俗文化信息。他们的生活细节织成一张意义之网。这六个片段共同的特征是浓郁的生活意趣、丰富的民俗元素。深厚的人文情怀。其中写景状物是第一层,呈现民俗是第二层,写人的生活风貌是第三层。而写人是关键,也是文章的核心层。

在她笔下,《墙》是:“那是些有故事,会讲话的土墙。”“黄土的墙……隐藏着一些秘密。”一方面,描写了农村富户在墙里藏银元的习俗,另一方面,通过北山山脚下的那一家人挖出银元后导致兄弟失和的故事,说明即使在民风淳朴的时代,金钱依然可以扮演人性的试金石,人的贪婪本性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被一些外在的东西所激活,这是任何年代都不可避免的,乡村故事中人事的分分合合就是由这些东西组成的。《房子》首先详尽介绍了民居的构造格局,像一幅展开的民俗画卷。但是只有房子还是不能构成一幅画卷的,只有描写了人的活动,这幅画才有生命力,才能生动起来。于是:“一家之长的爷爷或是奶奶……跪上炕沿,两只脚交叉蹭掉鞋上炕,然后撩起衣襟摸钥匙。那多半是要分发给他们糖果或是葡萄干、核桃之类的稀罕物了。”老爷爷、老奶奶颤巍巍地打开深藏不露的壁柜,给孙子、孙女们带来意外的惊喜。这里“两只脚交叉蹭掉鞋上炕”的动作描写简直是神来之笔,即准确、生动,又妙趣横生,可以看出作者对生活的观察和记忆是何等的细致入微。而聪明婆婆巧训偷嘴媳妇的故事,以及“极淘气的年少男子,在全家熄了油灯”后惊吓晚到的上楼梯的人描写,有趣而怪异,无厘头接近黑色幽默,真是洮州特有的民俗。《房子》一章。字字句句充满活力,充满灶台、土炕的烟火气息和灯光人影、鼎沸的人声。

《巷道》一章写了巷道的幽深、静谧,以至于风声树影的响动都有点惊悚的意味。巷道里也有生老病死的悲伤,但作者只写了出殡的场景而没有渲染人的哀伤,因为那不过是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但“棺木路过的人家,大门上堆起的草堆早被点燃,青烟阵阵,袅袅娜娜缠绕每个路过人的裤脚。”这样的句子还是透露出了丧葬仪式中的某种神秘色彩,有一种人生的宿命感和悲凉感。是啊,在乡村,由于日常劳作的苦累,人们对人生苦难的感受就有些钝化,而一旦被唤醒,那就是一条命运的河流。细水长流的平常日子,巷道里的日常景致更是让人流连忘返。温暖的阳光下悠然自得的老人们,使整个流年岁月都暖和起来了。而走过巷道的大辫子姑娘招来的目光和议论,则说明乡村审美中矛盾局促的一面。

《菜园》在五彩缤纷的乡村蔬菜的交响乐中,穿插了两个小故事:刘老汉家的儿媳妇往娘家偷拿婆家的酥油；爷爷、奶奶给城里来的孙媳妇吃烂梨子引起误解。前者反映了物质匮乏时期一个小媳妇的窘境,后者又是一则民俗,关于乡村人对于食物的态度:一种可爱但古怪的保守。

《院落》是最后一章,也是一个结语。先写一场热热闹闹的婚事,笔锋一转,写到多年后曾经喧闹过的院落的萧条和破败。破败的原因在于人的不同选择。应该说,在变化越来越快的时代,院落这样的命运也是正常的。

但是作者对此流露了一种惋惜和伤感的情怀:“伸向村外的土路多年后被柏油覆盖,一个个院落也消失在森林般竖起的高楼之下,你来我往的人少了,防盗门隔离了烟火的味道,封锁住了村里乡亲一日三餐客套却是从不曾缺少的问候。单元房要装载许多新的内容了,脚踏水泥地仰头看天,还是昨天的太阳,昨天的云彩。”其实,改变的不止是乡村的自然景观,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在逝去的生活方式中,保留着人性中许多美好的东西,那是我们弥足珍贵的传统,是我们精神的根基。更令人担忧的是,生活方式可能导致的人的精神的畸变。我们不仅担心失去故乡,更担心失去心灵,失去我们心灵中的文化基因,变成无根的人。也因此,我们格外缅怀“昨天的太阳”。

回族作家敏奇才的散文往往对乡村生活有他自己独到的观察视角,他选择的题材也是最普通的事物,但他往往能从日常生活经验的覆盖层下面打捞出许多新意。他的散文中有生活,生活中有故事。《一只馋嘴的羊》和《一只羊的村庄》就是两篇以小见大、出其不意的散文。《一只馋嘴的羊》反向地写,从一只羊的“馋嘴”毛病的惹人嫌,到馋嘴羊给主人家的带来的福气,这是普遍经验的层面上的东西,仅仅写到这个层面显然是不够的。文章的新奇之处在两个方面,一是写出了这只馋嘴羊的灵性,“冬天过去了,向阳的草坡上钻出了一些鹅黄色的嫩草芽,羊儿们就一个劲地往那里跑,可馋嘴羊却站在一处塄坎上瞅着那空荡荡的菜架子,回味着冬日里嚼过的某一顿干菜叶,香到了脑子里。”这是一个比较出奇的句子,它赋予了馋嘴羊类似一种人类的“舌尖上的美味记忆”的东西,使得馋嘴羊对冬天的干菜叶的“回味”甚至带有了一缕乡愁的意味,这就打通了一只羊和人类的精神通道,使这只羊的馋嘴具有了几分灵性和可爱。另一个方面是,文章也写出了这只馋嘴羊的悲哀:“年轻的时候因为胎气好主人不计较它的嘴馋,而老了仍然老毛病不改,就有点说不过去。终于主人对它的嘴馋开始讨嫌起来。”。而它对主人的心理变化却一点都没察觉,依然去偷吃厨房里的蔬菜,结果被主人抓住交给了屠户。文章写的是羊,其实也在写人,人类生活中许多有各种缺点、但诚实、靠谱、可爱的人的遭遇不正是和这只馋嘴的羊一样吗?文中的主人和羊的关系的变化中,不也是折射出人类社会世态人情的一面吗?这篇文章就这样,从一个平淡无奇甚至不讨好的题目里,写出了新意,写出了某种人生况味。而《一只羊的村庄》里,表面上是人对一只没有主人的羊的观察,其实,另一方面也是通过“羊眼”来看人,通过“一只活出了经验的羊”来观察这个村庄。关于一只羊的生活经验和生存智慧的描写,幽默而俏皮,而文字背后折射出来的是一个村庄民风民俗的淳朴以及村庄生活规则的朴素和有序。这同样是一篇很新奇的短文。

当然,敏奇才也有《洮州,洮州》这样的大文化散文,显示出他不仅擅长小题材,在大题材方面也是得心应手的。这篇文章的思绪从洮州卫城“思古之情”、出发,紧扣“江淮移民”的历史这条线索,对今天生息繁衍在洮州的“江淮人家”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江淮遗风、他们骨子里的乡愁、以及洮州的江淮移民的群体性格和精神都做了大量书写,让我们看到构成甘南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支脉。

在甘南的女性散文作家中,王朝霞的散文的散文自成一格,给甘南散文带来一些新的元素。初看上去,王朝霞的散文似乎尚未摆脱“青春期写作”的痕迹,但是细读文本,你会发现这恰好是她的一个独特之处。可以说,王朝霞的散文是糅合了“童心”、“青春期敏感”、“中年阅历”三种视角的写作。她的许多散文中的着眼点和感情的生发点,往往是从极其平凡、极其细微的事物出发,随意、自然地进入叙说的,从不刻意保持一种怎样的抒情姿态。王朝霞的散文抒写的往往是对当下日常生活的某种“发现”,她描写的往往是生活琐事,题材往往是“小题大做”。但任何事物,一经她的“发现”,必有新意,她擅长在那些看似无意义的地方发现意义,看似“反诗意”的地方发现诗意。《石头会给小草让路》这篇散文,从“自作聪明地搬掉冰冷的石头为小草助长”的童年往事说起,耐着性子铺垫,然后通过母亲几句轻描淡写的话,出其不意地生发出了新意:“你不要看石头硬梆梆的,它会自动给小草让路。你没看见石头缝里的草一样长得很旺盛吗?啥有啥的规矩呢,你搬走石头,小草没了依靠,不死才怪!”——母亲说的是一个生活常识,但在这里却有了化庸常为神奇的意义,“石头会给小草让路”,这又是一个多么朴素而又深刻的人生道理。反过来说,无论石头多么沉重,那些小草总会从顽强地从石头缝中钻出来,长出一条生路。王朝霞的散文往往就是这样不动声色地从琐细的叙事中“带出”意义来。

而《黑措小城》体现了王朝霞的散文“青春写作”般的敏感与中年写作的沧桑感相混合的特征。文中首先用许多笔触集中写了对小城的“风”的感受,“无处不在的风”、“任性的风”本来是小城日常生活的常态,但作者却写出了在别人习以为常之处的种种不适甚至“不可忍受”的感觉。且不说这种感觉本身丰富的气候地理学和文化心理学内涵,单就这种身心感受的敏锐性,作为一种特别细腻的文学感知方式来说,它直接指向作者内心的一个世界图式,使得作者成为在越是平静乃至沉闷乏味的日常生活中越是反常的精神活跃者。归根结底,它与一个作家对生活的庸常性的清醒感受、质疑和抵抗有关。接着,文中写到“晒太阳”的细节,“坐在晒得发烫的椅子上,冻僵的身子和思维开始在阳光下一点一点清醒复苏。”“我甚至觉得,每天只有在广场晒太阳的那段时间里,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我,而不是那幅装模作样一边读着木心先生一边又对生活奴颜婢膝为五斗米折腰的躯壳。”这里,小城人日常生活中的“晒太阳”这个行为,被赋予了丰富的心理意义,它甚至与精神的自我疗养有关。从这些日常细节出发,接下来文中对小城生活风貌的描写就都有了文化意义。比如小城纷纷出现的咖啡馆、西餐店,无不具有“模仿现代”的奇幻色彩,它们作为所谓休闲的地方,却加剧了人与生活的紧张关系,而失去了让心灵安静、放松的本真含义。比如文中对那些在“小城做水果生意的大多都是河南人”的感受:“我常常把他们看成是远道而来的羚羊,对他们长久以来的陪伴充满了难言的感激,觉得正是因为有了他们这些方言各异饮食习惯不同的异地羚羊,黑措小城才有了一点生机与活力。”这种对“异乡人”的包容和接纳态度,是一个现代化小城在文化上真正成熟的标志。甘南散文,大多沉醉于对本土文化的表现,像这样关于文化交融的比较思考,在甘南作家的文章中是少见的。王朝霞不擅长发表深刻的议论,也不去刻意描写那些看上去“深刻”的东西,但她的所有浅层的“发现”却无疑都指向那些深刻的层面,形成一个丰富的言说空间。这就是她的散文中的“风”、“阳光”以及“青草的味道”等诸多细微的事物的意义所在。

●甘南散文的新突破

叙事方式的转移与文体边界的跨越

甘南散文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不少作家是文体上的“双栖”或“三栖”写作,因此他们的散文或有“诗歌化”的倾向,或有“小说化”的特点,文体的界限有些模糊不清。其实,我们可以把文体的跨界这一特点看作是散文的一个优势,因为它体现着当代散文的一个走向。

李城是甘南当代最为重要的散文作家之一。李城散文的特点之一是他始终在选择一种言说方式,即他在寻找一个讲述“甘南”的最佳角度。多年来,他一直在不断地转换着类似这样的角度,于是就有了一篇又一篇立意新奇的散文。他的近作《青稞简史》就是这方面的一篇代表作。

《青稞简史》这篇散文首先写出了青稞的“物性”。“物性”是事物的一种属性,和人性一样。“物性”也是一种生命属性,它们也有灵魂,甚至也有它们的生命伦理和世界观。“物性”中也许还包含着人类所未知的许多生命奇迹。李城的笔下涌现出那么多的“物性”,而这些是我们在食用青稞的时候很少注意到的。青稞的“物性”中,除了普通属性之外,还有那么多的高贵属性,这种属性甚至是“人性”中都匮乏的。青稞的“物性”之高贵中还有一种发散出来的“神圣性”。

文中对于青稞的描述、赞颂,饱含深情,运用了大量拟人、象征等修辞手法,可以看作是一篇青稞颂歌。但是,文中的每一种文学修辞,都是从青稞的“物性”中生发出来的,来自于它的形状、属性、生长节律,与人的生命活动之间有大量的惊人的契合性。作者赋予青稞的“物性”以精神性,自然而然,毫无空洞、抽象之感,因为他捕捉到的是平时被我们所忽略的、或者是被“实用性”所遮蔽而看不到的、也是最美的东西。在他笔下,青稞的“物性”仿佛阳光的灼热与谷物的香气,冉冉升起。文中的文字不仅详细描述了青稞作为一种植物的生长过程,而且也写出了它作为一种生命为争取生存机会而进行的拼搏,与恶劣环境、与其它植物的抗争。青稞的生命力的顽强与韧性令我们惊叹,而这段文字中所蕴含的深情也令我们动容。我们的心灵也跟着作者所打开的人与物沟通的这一精神通道,上升到一个生命彼此分享艰辛与喜悦、平等对话的神性平台。由此,我们心怀感恩地认领了这篇青稞颂辞。

青稞是遍布青藏大地的一种主要经济作物,种植历史悠久,与人类的繁衍、进化息息相关。这也给李城的这篇散文提供了一个宏阔的思路:从青稞的属性、青稞的起源与种植历史,谈到青稞与农耕传统,再谈到青稞与亲情。在历史因素中凸显了“物”的“活性”。作者还引用了藏族青年诗人扎西才让的著名诗篇《甘南一带的青稞熟了》中的诗句,作为青稞中的生生不息的悲欢离合,成为大地滋生的诗意的例证,点出了青稞这种植物对人的精神、观念的培育与滋养。而青稞酿酒的民俗以及藏区的敬酒仪式,更是对青稞的“物性”的一种升华,使之与特定人群的审美生活、哲学生活联系在一起。

李城在一个广阔的时空里展开言说,视野既宏观又微观,笔触在时光中纵横游弋,文字娓娓道来。他从青稞的生物属性、耕作方式、食用习俗出发,追溯到它的起源、驯化过程与漫长的进化史。在述说中,作者一次次发出惊叹,对青稞的属性不断有新的发现。他发现了一粒微小的青稞与一个庞大族群的生活史的久远联系；一种食物与一个民族的精神特质之间广泛而深刻的联系。这是对于“青稞”这种植物的再次“发现”与“命名”,是一种文学的“擦拭”,他“擦亮”了青稞的物性中被庸常所遮蔽的精神性,使青稞的光芒从日常生活的深埋层中浮现出来,重建了它们与神圣性之间的内在微妙联系。通过青稞的光芒、稼穑的汗水、祭祀的香烟、耕牛的体温,泥土的气息,李城的文字再次体认了人与大地相互依存、相互反哺的这种血脉相通的精神性联系。他的文字的感染力,有如藏族祭祀仪式中弥散的桑烟的味道,他用语词的桑烟搭建了我们经由青稞抵达哲思的通道,引领人们在精神上达到了与神圣之间的沟通。

从散文的写作方法来说,李城的这篇《青稞简史》也非常有特点,应该说对本土散文有较多的启发意义。散文是最容易入门的一种文体,也是最不容易写好的一种文体,所以,写散文其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散文的写作,除了良好的语文功底之外,还有许多文字之外的东西,那就是经验、思想、知识储备、人生修养、心胸境界等等,其中,因为散文是与作家的主体性联系最为直接、最为显在的一种文体,要写好散文,则更需要文学修养的大境界,那就是宽广的人文情怀。而我们在本土散文写作中看到的一个通病是,写作者往往欠缺对“物性”的聚焦与发现。也许是由于过于稔熟,导致了对身边事物的熟视无睹,形成了视角盲区。或者眼光散漫、空洞无神、难以聚焦。而缺少“发现”的写作,则是在思想的惰性、固化的言说模式支配之下的一种语汇、修辞的滑行。其结果是写出来的作品千篇一律、千人一面。这在表面上看似写作技巧问题,其实是文学修养不足的问题。而在这一方面,李城散文无疑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近年来,李城创作了一组以“穿越阿尼玛卿”为题的系列散文,这是他在散文方面不断探索的又一个结晶,在这些散文中,李城找到的一个观察甘南的角度和讲述方式是:人在旅途,青藏在旅途中渐次打开。

李城的“行走”,既是一种身体的行为实践,更是一种精神发现之旅。他在途中的发现,大致可以归为三类:对途中散布在青藏大地各个角落的各种生活和人的“内在性”的发现,对“青藏时空”的独特发现,对“自我”的不断发现。而对“自我”的发现是融入在前两种发现之中的,是一种同时的、双向的发现。

在许多作品中,作家的体验方式是“在途中”,观察方式是“遭遇”,而所有的思考与抒情都是伴随着突发事件随机产生的,因此作者笔下的事物与思想、感情,就保留了很大程度的“原生性”与“本真性”。不过“旅行”并不是目的,“故事”也不是中心,作家一路上的“体验”与思考才是全文的重点。因此,它们有别于一般的游记,作者并不醉心于展示一路的风光景物,也不侧重描写途中的“旅趣”。作者侧重于描写途中那些有意味的“细节”,通过这些细节,以小见大、以点带面、由表及里地展开思考。而作者“体验”与思考的重点始终围绕着某个特殊环境中的人,人的生存、生活状况,以及他们在近乎封闭的生活环境里传承下来的一些独特的生活准则、价值观、生活方式,他们对于生命的观念和态度。作者认为这些东西至关重要,是理解这个人群的基础,而只有理解了这些人,才能真正理解“青藏”。

在李城的《穿越阿尼玛卿》写“我”想去大武,但这是一次没有抵达的旅程。写途中遇到藏族朋友更登。文中寻找的地名“大武”,在藏语中是“丢失马的地方”,作者寻找“大武”,也是在寻找这匹传说中的“马”。其实,“马”只是一个象征,作者也不是真的要去寻找什么神山。文章的实质是写“我”通过更登,认识到了藏民族中间、底层人群中存在的一种品行、尊严和道义,以及信仰。这才是李城在青藏高原上行走的意义。而旅程中穿越阿尼玛卿山的经历,与藏族小伙子更登的相识,则是另一种抵达。

值得注意的是,“行走”叙事正在逐渐成为当前甘南散文叙事的一种新方式。无独有偶,和李城一样,近年来王小忠以长篇纪实散文合集《黄河源笔记》为代表的一系列散文,都是一些“行走”散文,也是作家的行走记录。在这些作品中,呈现在王小忠笔下的不再是一个从书斋中想象、虚构出来的甘南,不再是杜撰出来的人和故事,而是一个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机遇与挑战、以及许多“发展”问题的现实甘南。作家通过对草原上偏远的乡镇、牧村和牧民人家的“零距离”观察,写出了他们的生活现状,他们实实在在的欢乐和忧伤。他的笔触触及的,不再是“诗意”,而是草原内在的伤痛。可以说,从诗意甘南、审美甘南,到生活甘南、现实甘南,这是李城、王小忠等作为身居甘南的本土藏族作家在写作上的一个自觉转变,也标志着甘南散文的一个突破。

而在散文叙事的创新方面,最醒目的无疑是扎西才让的这组“杨庄故事”系列散文。扎西才让的不少散文是与他的诗歌、小说平行写作的产物,因此与他的诗和小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关系明显体现在文体特征和写作手法的明显跨界性上。可以说,他的这种尝试给甘南散文带来了许多新的元素,甚至部分刷新了散文的理念。这些新元素首先体现在散文的“故事性”上。一般来说,散文中的叙事成分往往是“事情”而非“故事”,散文的叙事手法往往是“陈述”而非“讲述”,散文往往追求的主要是“意义”而非“意味”。扎西才让在这些方面都进行了创新,他突出了意识背后的元素,使得他的散文强化了“故事”、“情节”、“戏剧冲突”等元素。其次是叙事方式上,他大量运用小说的客观叙事、诗歌的陌生化手法,抒情的有意识克制等技巧,把他的抒情和议论都蕴含在叙事中,而不是像一般散文那样剥离出来,这样就有效地强化了他的散文的抒情力度。

在散文《我的杨庄》中扎西才让以优美的文字详尽地描写了这个洮河岸边的村庄。“杨庄”存在与真实与虚构之间,是一个具体的村庄,又是一个想象的村庄。“杨庄”只是一个模糊或者泛化的背景,也许是甘南洮河流域、卓尼或临潭境内无数个像杨庄这样半农半牧、半藏半汉的村庄的泛称。

《我的杨庄》的1—5章都是写亲情和家庭往事的。《母亲》这篇散文与传统同题散文不同的是,它的叙事重点并没有放在叙述母亲的辛劳,突出母亲的美德上,而是呈现了母亲一生中的几个小小的片段,这些片段后面都有故事。但扎西才让在故事线索刚刚开始的地方,就及时收笔了,使得那些故事引而不发,只在他所透露的一些细节中显露某种端倪。比如“我十五岁那年,母亲带我到南山上的松树林里去。……她看上去是那么陌生,困惑,仿佛坐在遥远的古代。”“后来的后来,母亲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她把她的无奈,化成了苦水,深埋在儿女的记忆里。”在这些文字里,“陌生”、“困惑”、“无奈”都是一些使叙事发生转折的元素,仿佛都埋伏着故事。这种陌生化的叙述方式,对读者形成了强烈的吸引。而在《某个舅爷》中,这个“舅爷”完全被陌生化了,到结尾部分竟然被抽象为一种使孩子们惊慌失措的无形力量,这个形象代表着某种乡村观念,观念里内含的某种乡村伦理秩序,使所有的人都感到压抑。因此这个舅爷的形象产生了一种荒诞效果,这显然是一种先锋小说的解构性手法。在这组抒写亲情的散文中扎西才让的文字看上去是轻松、幽默、含蓄的,但由于那些故事性元素的存在,我们能感受到文字背后的某种缺憾感和疼痛感。

《我的杨庄》的6—9章是讲述村庄轶事的,写了杨庄的一些奇人怪事。如《观音代》这篇散文可以看作是一部乡村诗人小传。扎西才让用了一种超然的叙事口吻,描写了一个与环境格格不入的“读书人”。文章在轻松的叙事中隐含着扎西才让散文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返乡的“大学生”与自己故乡的文化冲突。在这个主题之下,这应该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但扎西才让用他特有的幽默和豁达,使得这个故事带有了某种喜剧色彩。这组散文的意义在于,正是由于观音代、侯先生、红鼻子三郎、神算子杨阿古等这些人的存在,才给一成不变的沉闷的村庄带来了乐趣和活力,他们是乡村里的堂吉诃德,给乡村生活带来了许多可能性。但他们在村人的眼中往往以“怪异”的面目出现,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村庄的封闭与守旧,这也体现出扎西才让对乡村环境的“正常性”的某种反思。

扎西才让的这组散文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的探索性,在于小说与散文两种文体的叙事元素的嫁接,给散文带来的叙事张力以及新的审美效果。

而王小忠的近作《蛇的故事》在散文叙事方面则有另一种突破。这也是一篇具有小说笔法的散文,王小忠用散点透视的手法,集合了民间传说、个人经历、乡村轶事、家庭往事等诸多叙事素材,去形成一个“蛇的故事”。并且,他刻意与故事保持一种距离,采用限制视角,使得关于“蛇”的故事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更显得莫衷一是、扑朔迷离。本来,“蛇”是北方人的生活中不常见的一种动物,人们对它的习性、特点比较陌生,它出没在人们的生活常识和日常经验的盲区,再加上许多民间文化中的禁忌,使它更具有一种心理氛围的色彩。事实上,王小忠是借“蛇”来描写他的村庄,他的童年生活,但是“蛇”这一视角的加入,使得童年生活有了一种异样的色彩,乡村的氛围也大不相同。例如“蛇油”串起的乡村生活的贫困、乡村人的厚道等等,都使得这篇散文氛围氤氲、有一些类似清人志怪笔记小说的神韵。

●结语

甘南散文的经验、局限与自我突破的可能

甘南丰富、多元的自然、人文条件,诸如自然、文化、历史、民俗、宗教、经济等等方面,同样为散文创作提供了巨大的书写空间。但是甘南的散文目前有许多方面尚未涉及,或者说没有广泛、深入地涉及,散文对“甘南”的表现还远远不够。综上所述,甘南散文的成就是突出的,但是并没有形成与诗歌并驾齐驱、平分秋色的格局。这种状态主要表现在散文的主题掘进不够深,题材面不够宽,艺术形式方面的探索意识不够强,作品有一定程度的“千人一面”的现象,模式化的比较多,而具有突破性的、引起强烈关注的作品比较比较少,散文方面目前尚缺乏大题材、大主题、大手笔、大部头的作品,或者艺术形式新颖别致的作品。这些都是甘南散文需要进一步探索和突破的方面。

每个时代有自己的时代特征,每个时代有最适合表达其时代特征的文体,先秦时代诸子百家散文的兴盛,汉代赋体的繁荣,唐代诗歌的盛极一时、明清小说的兴起等等,无不与时代特征内在呼应。我们这个时代,生活的多元化,大众审美的世俗化以及阅读方式的变化等许多表层特征,其实更适合散文。并且,我们总是谈论文学的地域性,其实,如果说有某一种文体可以最充分的体现地域性的话,这种文体无疑就是散文。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甘南当代散文的写作大有可为,我们也完全有理由对甘南散文的新气象充满期待。(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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