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甘肃 甘肃电影：历史深处那些难忘的“镜头”

兰州电影制片厂开工典礼。（翻拍） 兰影厂摄影师刘清棠(右一)和录音师李进臣（左一）。（翻拍） 《甘肃新闻》拍摄现场。（翻拍）

一台手摇式放映机放映了一部英国无声纪录片。近百年前，现代电影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了甘肃。

到1958年有了兰州电影制片厂后，甘肃电影走过了从无到有、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胶片到数字、从单一放映到制片发行放映并重、从传统到现代技术、从幼稚到成熟的历程。

重要的是，从历史说，这一历程与中国电影发展的节奏几乎一直相契合。

从默片开始

早在1905年中国就有了第一部默片——一部纯粹的戏曲纪录片《定军山》。由著名的“谭派”京剧创始人谭鑫培扮演主角黄忠，影片以传统京剧定军山为题材，拍摄了“请缨”、“舞刀”、“交锋”等场景。据说，影片利用阳光在北京丰泰照相馆中院的露天场地共摄三日，录制影片黑白三本。到今天，此片已无拷贝，但影片上映后曾出现万人空巷的盛况却在坊间盛传不衰。

1918年，武威富商韩子瞻从上海购买了一台手摇式放映机，然后又花重金从西安请来电影放映师，在位于今天兰州市城关区山字石的皖江会馆放了一部英国无声纪录片《欧洲剧烈战争》，片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实况片段。

“时任中华民国甘肃省省长兼督军的张广建出席观影并题赠‘大光电影\’牌匾。这是甘肃境内最早的电影放映活动，当时《边声周报》‘省内纪实\’刊载。”说这段话的盛树成是兰州电影制片厂原副厂长，现已退休两年。

能知晓这一段历史，是盛树成在接受了一项写作任务之后查阅了大量资料的结果。

“我承担的写作任务是梳理甘肃的电影简史。听说书已经到了校印的程序了。”盛树成口中的书，是省市相关部门为了配合即将在兰州举行的第23届金鸡百花奖专门推出的一本书籍——《兰州与中国电影》。书中，除过盛树成负责的甘肃电影简史篇章，还有“甘肃走出的影视人”等内容。盛树成从民国时期的甘肃电影写起，然后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甘肃电影、改革开放前后的甘肃电影、甘肃的电影技术装备制造等七个方面，力图以详实的数据和朴实的文字将甘肃电影近百年的历程完整贯穿。

“放映商或租赁露天场地或用简陋大房子略加改造作为放映场所，影片来源完全依靠租借发行商的外国无声黑白片或留声机伴音或单声道影片支撑。电影院（场）寥寥无几，片源时有时无，放映活动时映时停。”盛树成说，在甘肃，现代电影是从放映起步的。

到了1932年，和韩子瞻同样身份的甘南卓尼县藏族商人王佐卿让兰州人看到了第一部无声故事片《人道》。放映地是在王佐卿与人合办的“新民电影院”。“这个电影院是甘肃省内创办的第一家电影院，它以售票方式、租片经营达到较完整的放映规模，尚属首次。《人道》放映时票价每张银元6角，白天放映男场，晚上放映女场。放映中以留声机放唱片配音烘托气氛。后因影片供应不畅，时映时停，到1935年影院就停业。”

也就在甘肃出现第一个电影院的同时，现代电影的“身影”也开始出现在兰州之外的地方。据盛树成的记述，1932年张掖商人王文善、谢晋堂等人在当地售票放映影片，与此同时，平凉、天水、武都、临夏、酒泉、敦煌等地也陆续放映过动画、风景、纪录片及有关宗教活动的影片和幻灯片，但放映场所都为临时无固定的放映场地。

历史的荣光

在焦炳坤眼中，1958年建厂时占地200多亩的兰州电影制片厂不仅仅是西北最大的，就是在全国也是数得上的。

已年过80的焦炳坤20多年前到兰影厂当了几年厂长，即使离休后，他依旧是围绕着“影视”打转——审片，修改剧本……现在他的一个身份是甘肃省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还是《兰州与中国电影》这本书的“总协调”。

1958年，拥有当时国内较大的摄影棚、录音棚的兰州电影制片厂在段家滩“诞生”。

50多年的历史被焦炳坤用三个阶段概括了：1958年到1960年是发展比较快的；1970年到1990年属于再度“上马”之后的恢复阶段，等到1991年之后到2000年则是探索阶段。毋庸置疑，这也是甘肃电影的三个历史阶段。

“甘肃电影史上的许多个‘第一\’先后在第一阶段诞生：与长春电影制片厂合拍的第一部黑白故事片《快马加鞭》；第一部纪录片《英雄渠》；第一部科教片《猪浑身是宝》；第一部彩色故事片《黄河飞渡》……主要原因是当时从北京来了不少专业人员。”

85岁的刘清棠就是焦炳坤口中的“从北京来的专业人员”之一。

刘清棠从未离开过兰影厂，即使1963年兰影厂“下马”，他还是留守在厂子的少数几个人员之一。他是个摄影师。

“在有兰影厂之前，我是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驻兰州的记者，任务是每个月给厂里交两条有效新闻主题的片子。”曾先后在广西、陕西驻过站的刘清棠说在甘肃自己完成的任务最好，因为这里新闻特别多，“兰州当时是正在建设中的城市，石化等工农业题材很多，还有这里有众多的少数民族，民族风俗、文化都是好新闻。”

在各地驻站时期，刘清棠曾单独拍摄过纪录片，更早一些是在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时候，他曾参与《梅兰芳的舞台艺术》的拍摄。至今他还清晰地记得执掌此片的是从前苏联请来的一个摄影师，这个前苏联摄影师曾6次获得斯大林奖，除此之外，那个已经说不上名字的苏联人留给刘清棠更深的印象是“工作时特别认真负责”。

在刘清棠担任摄影时，有一部没有拍完的片子《滚滚的白龙江》。刘清棠回忆，片子拍着拍着生活就困难了：胶片成问题了，演员也成问题了——瘦子变成了胖子，胖子变成了瘦子。“变成胖子的是浮肿了，变成瘦子的是饿的。”

1963年，兰州电影制片厂“下马”。资料记载：1963年底至1968年间，甘肃的电影制片业一度出现空白。

记忆的影像

铁军是兰州电影制片厂的第一任厂长。

到今天，刘清棠、焦炳坤他们都只知道这个厂长姓姚，至于名字叫什么，都不知道。采访之日，刘清棠在北京的儿子家里，提到铁军这个名字时，电话那端出现了片刻的“断线”，再度连线后，刘清棠解释了一句“我有些激动”。

他们俩的熟识很早，同为记者时曾一同采访报道过“洮河工程”，后来并肩来到了兰影厂。“他那个人就倒霉在《红河激浪》那个片子上了。”刘清棠慨叹了一句。

1963年8月，《红河激流》由北影厂投拍，外景地取景甘肃庆阳等地，导演魏荣。1969年3月，《红河激浪》被诬为“反党影片”。由此影片策划人、创作人铁军、刘万仁、程士荣均遭残酷迫害，主人公原型赵德荣也被牵连迫害致死。1978年，省委为电影《红河激浪》平反。

刘清棠特别提到《红河激流》，是因为还有一个他想特别表达的观点，在他看来，这部片子代表的是“拍甘肃的题材，自己创作甘肃的东西”的甘肃电影曾有的一种传统：一批有生活底蕴和有文学艺术造诣的剧作家开始涉足电影文学创作。

这种传统的形成，在刘清棠眼中，自然与铁军有很大的关系。“从建厂到‘下马\’的几年，他付出了很多，他这个人懂行，又爱学习，还很务实。”在经历和见识了种种历史运动之后，刘清棠现在很少提及过往，因为他觉得“没有什么可怀念的”，但似乎对铁军这位1938年的老干部，是个例外。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兰影厂筹建期间，铁军说过的那句“很快上马”的鼓动之语，记得依靠陈福庭的技术，兰影厂不靠别人用“土法上马”拍片子，甘肃历史上第一部新闻纪录片《1958(甘肃新闻)第1号》就是这样出产的。

从1978年进入兰影厂当放映员到制片人，盛树成几经“转身”，退休后的他现在是厂里科教片撰稿兼制片。去年盛树成他们垫资拍了四部片子，每部都是十来分钟，主题是农作物栽培，比如《优质软儿梨的栽培技术》。盛树成开玩笑现在他都成了农业专家。“要命的是，现在就是拍这样的科教片，都是要垫资的。去年垫付的十来万还没有收回来呢。今年我们还是继续垫资拍，一个电影厂总是要出活吧，要紧的是出的这活是你自己有兴趣的。”

这两天，微信圈里一则关于电影《腊月的春》的微信，转发颇为火热。这一登陆全国城市院线的首部甘肃本土电影，也是甘肃两个对电影充满兴趣的年轻电影人的作品。在这篇题为《甘肃电影〈腊月的春〉：6万人观看 投资票房都透着寒意》的微信里，来自影片投资人贾皓明的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没钱，就没法做推广。”显然，在“马太效应”凸显的当下电影市场，这不是甘肃电影的个案。

今天是大量热钱涌进电影市场和动辄票房过亿的电影的疯狂时代，曾跟得上中国电影发展节奏的甘肃电影，想要历史再现，明显有些吃力了……

文/图本报首席记者 雷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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