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倪嗣冲的再认识 —简评李良玉的《倪嗣冲年谱》

陆志成

倪嗣冲（1868.2－1924.7），字丹忱，安徽阜阳人。历任部郎中、山东陵县知县、京师执法营务处委员、北洋营务处总办、黑龙江省民政使兼巡防翼长、河南布政使兼署安徽布政使、武右军左翼翼长、并兼任总统府军事顾问，1912年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1913年任安徽督军兼民政长、1914年授安武将军、督理安徽军务、1916年改长江巡阅副使兼安徽巡阅使、1917年任讨逆军皖鲁豫联军总司令、1920年晋升陆军上将。1920年退出军界，寓居天津，1924年7月12日病逝于天津。被北京政府追赠为安武上将军。

本人以前对倪嗣冲其人的了解是片面的、粗疏的。只知道他是阜阳近代史上职务最高的官员、是一个军阀、袁世凯的干将、镇压阜阳辛亥革命的反动派。

长期以来，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对这类“反面”人物是排除在学术研究视野之外的。包括对一切帝王将相、甚至一些清官也莫不如此。曾经流行过一种谬论说，清官比贪官更坏、更反动，理由是贪官坏可以激化矛盾，他使人民早一天造反，加速封建社会灭亡，而清官常有惠民之举，会缓和矛盾，人民就不会造反，不造反就不能推动社会进步。于是，一时间冒出来很多新锐史学家，大批包公、海瑞甚至林则徐等，把史学界搅得乱七八糟。对个别因批判需要的所谓研究，也是违真违实、颠倒黑白、主观臆断，以政治需要进行褒贬抑扬，其思想观念还停留在《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的认识水平上。

其实，人物是复杂变化的，不可一概而论，至于一些有争议的历史人物，由于时空间隔、资料缺失，往往真相不明，切不可人云亦云，妄下结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人物具体对待。对待任何

一个历史人物，后人尽可能这样或那样地去评论，但有价值的评论，首先要对被评论者所

在的客观时代背景和所

评论的具体事件，有

一个合乎实际的了解，才有可能取得客观公正的结论。同时，我们在评价历史、臧否人物的时候，还应提倡“临文必敬、论古必恕”的文德文风。

在如何对待历史人物研究的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早年虽然说过只有农民起义才是真正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可后来他也提出从秦始皇到孙中山都是“遗产”、都要加以研究，再后来他又更进一步结论道：凡是对人民、对社会做了有利事情的人，我们都要纪念他。可见他的认识也在与时俱进，从单一走向全面。

及至我们读到李良玉先生的《倪嗣冲年谱》（黄山书社2010年7月第1版）之后，才知道他曾参与训练过新军（新军是后来发动辛亥革命的主力军）、为黑龙江省的民政、盐务、屯垦、军务等各项政务推行，尤其是抵御俄国侵挠、巩固东北边防，作出过重大贡献。办理河南边界善后，督办苏豫皖剿匪、主持修建淮河大堤事宜、以及后期主皖和寓居天津期间，除筹办学校、保育院、儿童医院之外，重点进行投资银行和创办工矿实业，（面粉、元纱、火柴、油漆、制酸、粮食、化工、电力、农场、房地产）为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有创建之功，其“实业救国”的精神和实绩，是值得后人敬赞的。一部《倪嗣冲年谱》犹如一部倪氏家族史，使我们重新认识了倪嗣冲这个人物。我国近代史专家马勇先生评论道：“透过倪氏家族史的研究，充分展现了家族、社会变迁的多彩画卷，也折射出近代中国历经劫波、矢志不渝的民族复兴历程”。

《倪嗣冲年谱》的写作与出版，在阜阳文史界产生很大影响，对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起到引领与示范作用。从而促使地方历史人物的研究局面有了新开拓，成果也有了新收获。

李兴武对阜阳人程文炳研究（三卷），改变了人们以往只知道他是一个镇压捻军起义“刽子手”的片面看法，了解到他爱国、惠民、执法、抗日的另一面。对颍上人李宗堂的研究（五卷），使家乡人感受到为改革我国法制和教育而九赴东瀛考察的良苦用心。对太和人徐广缙的研究（二卷），使我们了解到他在广州同林则徐共御外侮的高尚风节。还有，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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