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传德潜心传习花鼓灯

本报记者 尚原野 通讯员 武万勇 刘彬／文

本报记者 穆可亮／摄

72岁高龄，对于很多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在家中安享晚年应当是最惬意的一件事。然而，花鼓灯艺人刘传德却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乡镇综合文化站。这位从小就表现出较高表演天分的艺坛常青树，面对坎坷的人生从未放弃对民间艺术的热爱与传承，直至今日，他依然是当地响当当的草根明星。

宣传队里的文艺骨干

刘传德是颍上县刘集乡刘集社区的居民，他从小就会唱爱跳，尤其喜欢在当地流传甚广的花鼓灯艺术。那些年，他跟着十里八乡的民间艺人潜心学习舞蹈动作和音乐唱腔，并在田间地头的临时舞台上崭露头角。

“我13岁的时候进了当时的夏桥区文工团，在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里演出各种文艺节目。”刘传德回忆说，当时的条件非常落后，广播和电视还没有普及，在农村地区看一场电影都不容易。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宣传队在传唱革命歌曲的同时，还创作了大量以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先进典型为素材，以花鼓灯、四句推子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文艺作品，在当地有着非常多的受众。

“当时的文艺宣传也算工分，我们无论到哪里演出，都有成百上千的群众前来观看。”刘传德说，在宣传队锻炼的几年间，为他今后从事花鼓灯传承打下了坚实基础，特别是在部队服役期间，他所储备的表演技巧为丰富军旅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投身军营的峥嵘岁月1968年，22岁的刘传德选择了报名参军，成为当时国防科委的一名技术兵。在新疆库尔勒服役的三年时间里，每当想家的时候，他就会哼唱四句推子那熟悉的旋律，遇到文艺演出，他还会为驻队官兵跳上一段花鼓灯。

1968年12月，刘传德参加了我国氢弹试验的电力保障工作。当时，只见一片烟尘腾空而起，短短几秒钟火箭就消失在了蔚蓝的天宇。时至今日，回忆起年轻时那段峥嵘岁月，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依然心潮澎湃，话语间还带着一种难以掩饰的自豪。“1970年，部队转场到云南昆明，我被分配到昆明供电局服役，直至1975年转业。”刘传德说，他读过三年的初小，文化程度相当于现在的初中毕业，对于核物理研究知之甚少，但对实施电力工程却积累了不少经验。在部队服役期间，除了日常训练和电力保障外，他几乎把绝大部分业余时间都放在了摆弄部队文工团的那些乐器和排练文艺节目上，从小就会敲的锣鼓，民乐伴奏必不可少的二胡，在他的手里都成了会说话的朋友。

云南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当地的民间歌舞也对刘传德后期的文艺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特别是在当地军民联欢活动过程中，他总能把当地少数民族歌舞的文化元素吸收到传统花鼓灯表演中来。一生不变的艺术追求在刘传德写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关于转业后生活的叙述：如果我当初没有把机会让给别人，现在我应当生活在淮北市区，靠着丰厚的退休金度过余生，患病整整26年的老伴也能享受到更好的生活照料。

“1976年，也就是我从部队转业回来的第二年，淮北煤矿来招工，我经不住劝说就把招工指标让给了别人。”刘传德说，经过部队8年的锻炼，自己的思想是非常进步的，一次谈话之后就把那次招工的机会让给了其他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举动却改变了他的人生。1979年，他因部队的工作经历开始参加当地的农村电网建设，主要负责施工安全技术指导，并担任农电站的主管会计。然而，1999年上级主管部门的一个通知让他丢掉了干了20年的临时工。

“老伴因做手术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上了年纪后又患上高血压和多发性脑梗死。”刘传德告诉记者，为老伴看病几乎花光了全部积蓄，家庭生活也相当拮据，但他一直未改对花鼓灯艺术的热爱。

2014年前后，刘集乡综合文化站建成并交付使用，刘传德在看守文化站的同时，开始利用一楼的排练室教当地的孩子跳花鼓灯，并多次到县城参加文艺汇演。

“文化站要求24小时值班，一个月有600块钱工资。”刘传德说，他一共带了10多个小学生，周末的时候排练，一楼的排练室面积在100平方米左右，基本能够满足日常排练的需求。相邻的中心小学有不少留守儿童也喜欢花鼓灯，由于家庭条件较为有限，服装、道具基本上都由他一个人提供。前段时间，他托人在网上订购了5双单价26.9元的红舞鞋，春节期间的排练和演出就能用得上。

在最西侧的办公桌上，四个叉伞一字排开，这是刘传德用竹竿、细铁丝、红布、绢花扎成的花鼓灯演出专用道具，一针一线都是他在上班时间缝纫的。“我这个年纪，家里也没有多少事，除了给老伴做饭洗衣服，都在为传承民间艺术忙碌着，感觉生活比较充实。”刘传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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