险些成为包装纸的《（民国）颍上县志》

通讯员 邓建设

民国为现在的阜阳市留下了4本志书，按刊印的时间顺序，排在第一的是《（民国）太和县志》，民国14年（1925年）出版；再为《（民国）临泉县志略》民国24年（1935年）出版；第三为《（民国）阜阳县志续编》，民国34年（1945年）出版；最后为《（民国）颍上县志》，2009年出版。

《（民国）颍上县志》实际上在民国33年已经定稿，与《（民国）阜阳县志续编》几乎同时完成，但却由于时局与经费等原因未能刊印，志稿由县红十字会保存。1952年，志稿被人盗出，当废品卖给商贩作包装纸，所幸被此志的主编张星桥先生遇见，将之赎回，惜已有部分损失，后存于县档案馆。1995年出版的《颍上县志》称此志“沟通古今，融合新旧，提纲挈领，执简驭繁，深受社会贤达赞许”，可知他们在修志时是借鉴过（民国）《颍上县志》的。2009年，颍上县志办借安徽整理旧志的东风，将这部命悬一线的志书整理出版。由于是后人整理出版，故除张星桥先生外，当时参与修志的人均未能留下姓名。而且，体例上也留下了很大的遗憾——此志无序亦无跋。

“张星桥(1886—1953年)，字汉秋，颍上县城关镇人。自幼读私塾，聪颖好学，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应童子试，进为县学生员，时年18岁。宣统元年(1909年)，入安徽省高等学堂，毕业后，任颍上第一高等小学教员。民国5年(1916年)，任颍上劝学所视学。民国20年(1931年)，任颍上县教育局局长。当时颍上党派林立，教育界亦陷入漩涡，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他洁身自爱，主动引退，设馆教书，后又在家创办四维学社。民国22年(1933年)夏被聘为《颍上县志》总纂、安徽通志馆颍上采访员。张星桥先生“一生从事教育，在抗日战争期间，先后任淮上私立中学、阜阳县中、成达中学、省立九临中、颍上县中等学校语文教师。抗战胜利后，任凤阳师范教员。新中国成立后，被安徽省人民政府聘为文史馆馆员。著有《融通山房诗文集》、《燕国遗珠》等(未版)。”(1995年版《颍上县志》）

比较于民国时期阜阳的其他几部志书，《（民国）颍上县志》贡献独到之处有三：一是其对县内较大家族做了比较详细的调查，对其何时自何处迁来，现聚居于何地，有无族谱，宗祠所在地，有多少公产等皆列表录入，对后人作家族研究、谱牒研究、移民研究当是很有价值的资料。如颍上县东李家湖区域、县西黄沟流域的李氏，是明代弘治二年由山东枣林冈迁来，时有2000余户，清代修过家谱，宗祠在黄沟大桥西，有200余亩公产；颍上县城内、新庙集、韩家渡、吴家渡、画村的王氏，是明初由江西安福县迁来，时有400余户，民国14年续修过家谱，宗祠在县城内西街，有公产400余亩……而且这一项内容是阜阳其他几部民国时期的志书中所没有的。在笔者的视线范围之内，也未见阜阳的其他旧志有过类似的记录。二是在人民生活方面记录较详，衣饰、饮食、居处、用具，一一陈述，从清末到民国初年，再至民国中后期，分段记录；从样式演变，材质替换，制作改良，以至色彩流行，不厌笔墨……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史料。三是在商贸流通方面用墨颇多，每一集市距县城里数，住户及人口，商店数量，输出商品，购入商品，年贸易量等都作了具体统计，还附记了运输方式，区位优势。如沿颍河（今称沙颍河）的市镇留陵集(即今属颍东区的口孜镇），距县城陆路60里，水路80里，有居民650户、3426人，有店铺124家，主要输出小麦、黄豆、豌豆、大蒜、牛、羊、猪、牛皮、羊皮、猪鬃、粉丝等货物，主要输入纸、糖、香烟、煤油等商品，民国27年前后每年贸易额约40万元，以水路运输为主……比较于明清志书的偏重于地理、建置、人物、艺文，对商贸只一笔带过，这无疑是一大进步。四是志中“舆地”部分关于县境内地势、土脉及土质的记述，均是前志不见有载的全新内容，而且记录具体、细致，编修者自己亦认为“土地质量，只约略计之，固欠精确，然大致不差。”可见其对自己所做调查研究工作质量的自信。

本志稿本在保存过程中有损失，有些东西不能肯定是否有意为之，如旧志皆有的“节妇、烈女”，在此志中未见。如系修志之初就摈弃、拒绝了这种打着“贞烈”旗号，实为鼓励牺牲、教唆死亡的封建糟粕，应看作是修志者思想进步、观念更新的表现。

张星桥先生是颍上本地人，生长浸淫于本地习俗之中，所以此志对颍上风俗习惯的记述尤其翔实。

颍上县志办在整理出版《(民国）颍上县志》时，将张星桥先生民国37年所记日记附载于后，这是一段难得的民国末期的生动史料，对此志是极好的补充。如果把它作为一张全息照片，从中可以看到国民党政权末期的极度腐败和黑暗，看到当时人民生活的凄惨、社会治安的混乱，也可以看到张星桥先生——一个进步、爱国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情怀和对贪官污吏的痛恨。此摘两段以(读者：“四月六日(二月二十七日)，晴。吾邑贪污之风开自县长韦勉之。韦于三十三年春到任。是年夏，乡镇变更，韦即大批贿卖乡镇长。(韦贿卖乡镇长，而乡镇长即贿卖保长)嗣是贿卖学校之长，无所不卖矣”；“七月五日(五月二十九日)，晴。阜阳有吴姓者，避难于颍上西乡马显臣家，携有自卫枪，为前联防区主任某所知，藉清查户口为名，诬吴姓为匪。吴姓答言系自卫枪。某主任以吴无枪照，强断其为匪，结果以枪赠之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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