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改良不让私塾毒害儿童

通讯员 吴修申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北京政府基本承继了清末的私塾政策，认为现代小学的推行乃至在全国普及小学义务教育，绝非短时间内能够完成，如果遽行废除私塾，势必造成大批儿童失学，影响甚大，因之继续实行私塾改良政策。1912年，安徽省颁布《改良私塾办法》，成立私塾改良总会，派员到省内各县宣传，推进私塾改良工作。已有70年历史、由倪嗣冲父亲倪会曾主持开设的柴集义学，1913年改为阜阳县西一镇高级小学堂，这是民国成立以来，阜阳义塾改为公立小学比较早的一所。

为进一步推动私塾改良工作，1915年安徽省相继出台《暂拟本省改良私塾简章》、《修正改良私塾意见书》等文件，采取“奖进主义”改良私塾，鼓励私塾的师资、教学理念、教学课程、教学方法等向小学看齐，对成绩优良者予以奖励，将其升格为代用小学，对改良效果差或顽固不改的私塾予以停办或封闭，以实现私塾学校化，最终消灭私塾的终极目标。

经过四五年的努力，安徽私塾改良工作取得一定成绩，阜阳地区的一些私塾在师资、课程、方法等方面有所改观，部分塾师接受了培训，一些私塾改成代用小学或私立小学。太和县的徐诚修(1871年—1960年)，在老家税镇开办了一所改良私塾，为开设地理课，特地购买了世界地图、中国地图，还有卫生方面的图片。

虽然改良了部分私塾，但在总体数量上，阜阳地区的私塾远多于小学。在这些私塾中，无论是教学法还是教科书等改良的占极少数，用当时安徽省视学员的话说是“改良教授，参用教科者实不多见”。

1927年南京政府建立后，认为北洋政府的私塾改良政策收效缓慢，开展了暴风骤雨般的急性私塾改良，要求私塾一律登记备案，不登记备案的一律取缔；塾师必须接受考核，考核及格的发给设塾证，不合格或者不参加考核的不得继续办学；私塾一律采用政府指定的教材。通过这些严格措施，南京政府试图在短时间内改变私塾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的落后局面，不再让私塾毒害儿童。

1928年9月，安徽省教育厅颁布《安徽改进私塾暂行规程》，下发各县遵照执行。这一规程要求塾师年龄为20岁以上，且品行端正，服膺三民主义，受过初中教育或考核合格。1929年10月，安徽省教育厅又制定了《安徽省各市县取缔私塾办法》，认定私塾的存在是小学教育不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要求各县必须对私塾严加控制和管理，对腐败私塾一律查封。1932年，太和县制定了本县私塾管理办法，规定私塾必须在教育局登记，且必须距离小学1公里外才能开办，以免妨害小学教育。虽然当局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实施比较严格的管理，但直到1935年，安徽全省私塾数量仍比小学多10多倍，据统计，1935年安徽省有私塾14388所，小学不过1200所。时任安徽省教育厅长的杨廉曾发出感叹，“各处私塾之数，比学校不知多若干倍”，取缔私塾既非易事，亦非善策。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国民党势力的南撤和西迁，大批国土陷于敌手，农村一时出现了政治失控状态，私塾教育随之呈现勃兴之势。抗战期间，安徽省并没有放松对私塾的管理，如1937年安徽省教育厅制定了28条改良私塾办法，要求各县在寒假期间举办训练班，向塾师讲授国语、算术、常识和教学方法，时间不超过三个月。1940年安徽省政府颁布了《各市县取缔私塾办法》，要求辖区内的私塾向官方登记，合格者一律改为短期小学，不合格者一律取消。由于战争影响，这些管理私塾的举措没有得到很好落实，改良效果也不显著。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阜阳县还约有私塾1734所，学生2949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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