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法思为书这般痴情

本报记者 宋玉洁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海洋中的灯塔。在电子化阅读盛行的今天，还有多少人愿意静下心来拿起一本书细细品味？还有多少人把收藏纸质书作为一种精神寄托？在临泉县，痴迷藏书、读书的王法思老人，四十年间藏书达到4万余册。他一生寻书、藏书、读书、写书，无关利益，只为爱好。出身中医世家深受恩师影响

王法思家的书房不少于三个。走进一间书房，就像走进了一个小型图书馆，偌大的书架里，语言类、数学类、历史类、宗教类等书籍分门别类地整齐摆放。阳光透过窗户洒向屋内，照在书桌上，洒下一片光明，就如同书籍给王法思带来的光彩。

1944年，王法思出生在临泉县一个中医世家。“我爱上读书，首先是受父亲的影响。”王法思的父亲是中医，文化程度虽不高，但很爱读书。解放后，国家提倡农村文化建设，免费向农村发书。由于村里的人大多不识字，所以书都被送到了王法思家。就这样，王法思的童年几乎是与书相伴。从小跟着父亲识字读书，也让他比其他孩子多了几分对书的感情。

聪颖的王法思于1963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在学校，王法思认识了对他影响至深的一个人——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在王法思的记忆里，老师华罗庚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当时的物质条件不是太好，华罗庚就把想到的问题随手记在烟盒或者纸条上，回到家后，秘书将这些烟盒、纸条都整理出来记到本子上。长年累月下来，这样的本子已不知道具体数量了。

“华罗庚老师家里有很多书，我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就被震撼到了，感觉他读的书真多，就连卫生间里都放着书。”在华罗庚、范文澜等人的影响下，王法思逐渐养成了读书、寻书、藏书的习惯。抓住机会购书买书不吝钱财1969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将13所农林地矿油水电等工科院校迁出北京，迁至河北、陕西等地，史称“京校外迁”。当时，王法思还在北京参加教材编写工作。由于“京校外迁”，很多被迁高校将图书馆里的书批量出售。“当时那些学校里的书都是按斤卖，趁着这个机会，我买了很多。”

在大约一年时间里，王法思买了近2万册书，大多数是教科书、理科书和研究语言文字的书。“那时，我在原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教材编写工作，一个月工资也就46.5块钱，几个月舍不得吃一次肉，但月月都要买好几十块钱的书。”在花钱买书上，王法思从不吝啬。

后来，王法思离开北京回到家乡，又将这些书托运回临泉。在上世纪70年代，160块钱的托运费可不是小数目，但是辛苦收集的书，王法思怎么都舍不得丢掉。

1975年8月，一场洪水由河南省波及到临泉县，王法思三分之二的藏书也遭了殃。“当时洪水一米多深，有的书被水冲走了，有的书泡在水里损坏了。”每每想到这，王法思就感到很惋惜。洪水退去后，王法思只剩下4000多本书。现在“图书馆”里的4万多册书，大多是他后来积攒的。 碰到好书花尽心思去搜寻

1974年，王法思回到临泉县教育局工作。刚回来的时候，他代过高三学生的课，那时他深刻感受到书籍缺乏对于教育发展、学生成长的限制，“文化大革命后，社会、学校的藏书数量很少，老师、学生都很难查阅到需要的材料”。于是，他又开始了找书与藏书的“旅程”。

在找书和读书上，王法思是舍得花精力的。“记忆中最难找的一套书就是台湾版的《中文大辞典》，一共40册，它是语言文字研究方面的权威之作。”王法思回忆说，他第一次见到这套书是在市文联的一次活动上。“当时，我仅看见了2册，回到家后对它久久不能忘怀。”王法思说，他跑遍了阜阳8个县市区，花了8个月时间，终于把这一套《中文大辞典》收集齐了。后来，王法思又花了3年的时间，把整套书读完，并做了笔记。

王法思每一次外出，都要逛一逛当地的书店。1982年夏天，王法思带队到河南参加中考阅卷，在一个废品收购站发现了一本《永乐大典》，这让他十分兴奋。当他向废品收购站老板询问还有没有时，老板指了指堆积如山的废品堆说，应该都在那里面。于是，炎炎烈日下，王法思和阅卷老师们光着膀子在废品堆里翻了半天，终于找齐了12本。

王法思对书的喜爱是真真切切，无关金钱和名利。王法思有一部《中华佛教二千年》，入选了2001年大世界基尼斯之最“最厚的出版物”，曾有人出价5.6万元购买此书，王法思不为所动。让藏书发挥更大社会效益

如今，退休在家的王法思沉浸在书海里，每天与书为伴，看书的同时也写书。他历经四年创作了《异体字编》，总共8部，共883页。他创作的《临泉土话》记录了临泉当地的土话方言，为当地语言民俗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资料。此外，王法思还参与了《临泉县志》、《临泉教育志》等书的编写。

“读书就是在和古人对话，他们的言行、品德都深深地影响着读书人。”王法思说，多年读书，很多文言古句张口就来，很多事情也看得很开。“古今来许多世家，无非积德；天地间第一人品，还是读书。”

王法思藏书，并不将其困于书斋，而是想方设法让书发挥社会价值，“1986年至1992年，我分批向临泉一中、临泉二中、韦寨中学、姜寨小学等学校捐赠了8000余册图书，希望我收藏的书能用在需要它的地方，发挥更大的价值。”

4万余册藏书，不但是沉甸甸纸张的组合，还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王法思说，他已与临泉县图书馆、县文广新（体）局达成初步意向，愿意将本人绝大部分藏书纳入临泉县新图书馆，让专业图书管理人员管理，供社会人士借阅，以便让知识更好地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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