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阳人口的三起三落

经过两三千年的移民迁徙和民族融合，现在的阜阳居民中已很难找到当初阜阳原著民的后代了。

本报记者 穆可亮摄

   笔者梳理近代以前历史资料发现，2000多年来，阜阳人口的增减经历了三起三落，其变化大多与战乱和移民相关。

人口增长三个高峰期

阜阳人口的第一次大规模增长是秦汉时期，尤其是西汉。秦汉时期，大一统封建国家稳定发展，汉初采取让士兵复员、减免赋税等一系列促进经济恢复发展的措施，带来了这一时期阜阳地区人口的增长。

隋唐时期是阜阳人口增长的第二个高峰期。据史料记载，唐贞观十三年（639年），颍州有2905户、14185口人；到天宝元年（742年），颍州有30707户、202890口人。这固然是因为天宝元年的颍州比贞观时多了一个沈丘县，但人口的增长是显而易见的。此时的人口增长和隋唐繁荣的经济、安定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移民在其中也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

阜阳人口增长的第三个高峰是明清时期。明代颍州属于南京凤阳府管辖，凤阳是朱元璋的龙兴之地。朱元璋称帝后不但在此实行减免赋税、鼓励发展生产和人口繁衍的优惠政策，还推行强制移民政策。颍人高泽生《风物记》记载：“洪武七年 (1374 年 )， 徙江南民14万屯垦凤阳诸州县。”当时，阜阳归凤阳府管辖，诸州县当然包括阜阳。除政府强制迁移外，阜阳地方官也采取多种办法吸引外来移民。明洪武十四年 (1381 年 )， 州(当时无县)内共有1700户，6000余人，每平方公里不足1人。知州孙景名“清惠牧民”，以垦荒暂免田赋为条件，从山东、河南等地招来各族客户60100人。在官府之外，民间自发的迁移更多。据《临泉县志》记载，“老集于氏回顾：自明弘治年间，始祖于万迁由山东省临淄县枣林庄迁至老集南(今大于庄)定居。”

值得注意的是，明朝大量回民迁居阜阳。如：“洪武五年（1372年），阜阳穆氏等回民由山东枣庄迁来。”“洪武十年（1377年），太和县李氏回民由今北京金家胡同迁来；张氏由今北京椿树胡同迁来；马氏由河南项城迁来；哈氏由南京来，并集资建清真寺。”“临泉县长官镇的马、穆、杜等回民从山东枣庄迁来。”大量移民的到来对阜阳人口的增加是显而易见的。仅太和县，从明洪武初的2211户、5299人，到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就增加到5484户、66255人。整个颍州府人口的增长就可想而知了。

清朝时期，是阜阳人口的一个爆炸式增长期。以太和为例，清顺治十年（1653年），共21534户，96734人；到道光十五年（1835年），共68932户，442562人。阜阳县人口在道光七年（1827年）达到108万人。究其原因，一是清朝统一后，采取一系列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二是实行赋税摊丁入亩和地丁银的政策，人口数量与赋税轻重的联系不再紧密，人们不再少报和瞒报人口数量。

人口数量三个锐减期

   首当其冲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自西晋永嘉之乱，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几百年的分裂战乱，造成人口锐减，阜阳受害最深。由于阜阳位于淮河中游，地处南北要冲，是南北双方政权的必争之地，此得彼失、得而复失，阜阳成为拉锯战的主战场，战祸惨烈，生灵涂炭，付出沉重代价的总是广大民众。为躲避战乱，百姓纷纷向南方较安定的地方迁移；战乱之后，连年不断的灾荒，更是雪上加霜，当时的人口仅相当于西汉年间的十分之一左右。

宋金对峙时期是阜阳人口锐减的第二个时期。当时，阜阳成为拉锯战的主战场，金兵的野蛮烧杀抢掠，给江淮地区经济社会造成巨大破坏，人口大约减少一半。阜阳是当时受祸最重的地区。在北宋崇宁元年，阜阳有7.8万余户；到金朝后期，只剩下1.6万户，人口减少四分之三以上。在宋金战争高峰期，人口更少。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黄河向南决口，金人以水代兵，造成黄河长期夺淮，阜阳一片泽国，灾荒接踵而至，大量人口逃亡南方，阜阳几成荒野。

阜阳人口锐减的第三个时期则是元朝末年。界首人刘福通最先举起反元大旗，揭开了元末农民起义序幕。刘福通的红巾军活跃在江、淮、颍水之间。元军残酷镇压，所到之处，洗杀一空，造成人口大量逃亡。

（作者系文史研究爱好者、阜阳红旗中学历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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