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里装着谁，最重要

□熊苗

上周有两则新闻挺具有可比性。一则是安徽阜南县委书记崔黎因为一段手持大喇叭回应上访群众的视频火了；另一则是相关法院对山西临汾环境监测数据造假案件涉案16人作出判决，其中，临汾市环保局原局长张文清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面对群体性上访，崔黎的回应之所以赢得群众掌声，最大的“杀手锏”当属平等对话的姿态和解决问题的诚意。看完4分钟的视频，确实没有官话、套话，“全程说人话”，这种对话态度首先为事件的平息奠定了基础。好好说话也得有话可说，尽管数据有待核实，但从他列举当地有限的财政收入和近年来教育支出的对比，敢说“现在农村最干净、最漂亮、最文明的地方都是我们的学校”，还是可窥执政者心中的底气。而事后群众反映问题得到解决，则是“观其行”的有力背书。

当然，这段视频里的表态也不是没有争议的。比如，他现场两度公布自己的手机号码（这两天已被好奇的网友打爆），让群众记下。没人质疑这是作秀，但有很多声音质疑这是“有事找领导就能摆平”的人治思维，与现代治理体系和要求格格不入。这种质疑不无道理，但置于现实语境下也不免有苛刻之嫌。这里，把责任往身上揽的意味还是明显要高过所谓“人治”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永远不过时。

临汾市环保局原局长张文清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则更加具有警示意义。前有2016年西安长安区监测造假案5名责任人受到刑事处罚，殷鉴不远，为何还有临汾市“组织严密、策划专业”的造假事件？一种可能是心里装着自己的乌纱帽，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心里装着领导的意图。刑罚的警示即在于，面对考核压力，精致的利己主义或者只唯上都是行不通的，人民的公仆，心里必须得装得下人民。

当然，对造假的排斥并不妨碍对考核的讨论。每个地方的现状不一样，甚至差异极大，因此简单粗放的考核评价是否应该加以分类细化？数据一爆表就得咎，事实上容易催生某些地方功利化应对。在压力下，给污染特别严重的地方设立渐进改善的目标，未尝不是更现实更人性之举。

和网红书记一样倾听群众呼声的，貌似还有上海市教委。上海小学二年级语文教科书某文中“外婆”改成“姥姥”一事，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和质疑后，上海市教委公布处理意见：责成相关部门和机构向作者和社会各界致歉，将该文中的“姥姥”恢复成原文的“外婆”，并与作者沟通，同时依法保障作者权益。虽然没有正面回应自己原先提出的“谁是普通话谁是方言”疑问，但“保障作者权益”这一视角明显要高于舆论关注焦点，也将问题引入了是否涉嫌教科书侵权这一法治轨道。但无论如何，这种改动的随意，以后还是不要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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