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孩童杀死另一个孩童：大连女童被害案罪与罚

【编者按】

“除非经由记忆之路，人不能抵达纵深”。

这句政治家的名言提醒我们，人活在时间的河流中，要理解现在，要从理解过去开始，而过去会不可避免地走向未来。只是，一块礁石、一处险滩、一波洪水都可能是命运翻转的因素。

那些因为某起事件、某个人物、某次意外成为新闻主角的普通人，又会走向何方？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是否得到救赎？那些在风中飘的答案找到了吗？

澎湃人物开辟“回访”专栏，希望在更长的时间跨度里，留下他们的生命印记。女儿遇害后，贺美玲的人生失去了色彩。她常常身穿黑衣、捧着白花跪在凶案发生的地方，一边祭奠，一边痛哭。

一年前的10月20日，10岁的淇淇（化名）被父亲王久章在距家5米外的绿化带找到，遗体上覆盖着编织袋和砖头。

凶手是一位13岁的男童。行凶时他距离14岁还差三个月，未达到法定刑责年龄，被处三年收容教养。

这是贺美玲心中无法排解的伤痛。她想要争取一个“公道”，尽管她知道在当时的法律框架下这已是顶格的惩罚。但她放不下，哪怕是一个道歉，一个赔偿，她也没有等到。

淇淇的遗体至今在殡仪馆里停放着。小小的身体冰凉冰凉的。贺美玲常会想起，她在的那些日子是多么的温暖。

淇淇和贺美玲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一】

41岁的贺美玲头发凌乱，面容枯黄，眼眶和脸颊有些凹陷，整个人看上去虚弱无力。但只要一聊起女儿和凶手，她的语速就会加快，音量越来越大，原本空洞的眼神也有了内容。

20日晚，当13岁的蔡鸣（化名）作为嫌疑人被警方带走，贺美玲还不知道，这个平日里经常碰见的大个儿男孩，就是杀害自己女儿的凶手。蔡鸣甚至在行凶后还若无其事地询问王久章，淇淇找到了没？

“要发现是他干的，我肯定当场就让他付出代价，百分之百！”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贺美玲吐出这句话。

此前她对于蔡鸣的印象，只是一个身高1米7多、晚上常在小区里转悠的孩子，她没有看出什么异常。

警方事后查明，蔡鸣把下课回家的淇淇骗到自己家中欲意强奸，在遭到拒绝后将其杀害抛尸。经法医鉴定，淇淇身中7刀，并有多处瘀伤，因失血过多死亡。

蔡鸣杀害淇淇后，抛尸在门前的绿化带里，一年过后，绿化带里杂草丛生。澎湃新闻记者 沈文迪 图

贺美玲无法理解，乖巧可爱的女儿为什么会被无辜杀害，更让她难以接受的是，对蔡鸣的惩罚仅是收容三年。

我国《刑法》规定，未成年人年满16周岁需负刑事责任，故意杀人、强奸等八类刑事犯罪，追责年龄有所降低，但仍限制在14岁到16岁。因此，不满14岁的蔡某，尽管作案情节恶劣，仍属于无刑事责任能力人。

在贺美玲有限的法律认知里，杀人就要偿命。直到她第一次看到案情通报，不满14周岁的人不负刑事责任，她愣住了，“整个人都要崩溃了。”

失去女儿后的一周里，贺美玲每天都去到蔡鸣家门口，哭到瘫软，然后被家人抬回来，倒在床上一言不发，茶饭不思。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凶手必须被判死刑。

10月29日，律师田参军受淇淇家人委托抵达大连。在机场，他第一次见到贺美玲，那是一个伤心欲绝的母亲，浑身上下显露着憔悴，好像随时会溃堤。

贺美玲先是带着田参军去了案发现场，在那里她又一次忍不住哭倒在地。可回到家后，她还是强忍着让自己冷静下来，向田参军回忆案发当天的情况。

10月20日，是个星期天，午饭过后，贺美玲帮淇淇梳上小辫儿，她便跟着哥哥去了美术班学画画。在这之前，她玩了一会手机，为了不吵到哥哥，她把手机调到了震动模式。

淇淇生前的画作。澎湃新闻记者 卫佳铭 图

淇淇拿着自己画的画。受访者供图

在迷迷糊糊的午睡里，贺美玲恍惚看到淇淇披上一件红色夹克衫出了门，临走前淇淇还说，“妈，外面冷不冷？我去上课了，再见。”

几个小时后，贺美玲醒来，发现丈夫王久章的许多未接来电，她竟然一个也没听到。电话那头，王久章说，淇淇还没回来，他担心她遇到了危险。

夫妻俩开始疯狂地寻找女儿。他们去调看了小区的监控视频，身穿红衣的淇淇，独自蹦蹦跳跳地穿过马路，之后便不见踪影。

直到张贴寻人启事一个小时后，他们找到了淇淇。她静静地躺在那里，再也不会说话了。

淇淇消失在了监控摄像头中。图片来源：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二】

这原本是个和美的四口之家。

2005年，贺美玲和王久章在大连结婚定居，贺摆摊卖蔬菜水果，王开挖掘机，两年后，夫妻俩买下了一套二手房，儿子和女儿陆续出生，生活虽然称不上富裕，但一家人勤劳本分，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2016年，贺美玲在小区里租了个门面房开起蔬菜水果超市，取名“好运来”。超市距家只要5分钟路程，对于贺美玲来说，无论是做生意还是照顾孩子，都十分方便。

王久章也辞去了长期工，只做短期工，他把精力更多放在超市的经营。两三年下来，“收入还算可以，比上班要强。”

忌日当天，夫妻俩走过“好运来”蔬菜水果店。澎湃新闻记者 沈文迪 图

超市不大，但来往的邻里不少，蔡鸣一家人也在其中。一楼的蔡鸣家和“好运来”在同一栋楼，彼此拐个弯就能走到，蔡鸣常去买葱，贺美玲还推荐蔡母，把蔡鸣送到淇淇所在的托管班——不过有托管班的学生提到，蔡鸣经常不去上课，成绩也排在倒数。

除了“好运来”之外，两家人几乎没什么交集。

贺美玲每天凌晨两三点就要去进货，五点回来后睡一会，早上先送淇淇上学，随后开门做生意。

她感叹这样的生活辛苦，往往一宿两宿不睡觉，趁着人少，才能会在店里趴一会补个觉。案发当日，王久章替她看店，她回去睡了一会，错过了与女儿的相见。

蔡家人来自大连瓦房店市的一个偏远村庄，蔡父从事海鲜生意，蔡鸣是他的独子。小区有多位女住户在案发后表示，自己遭到过蔡鸣的跟踪和骚扰，甚至还有居民报过警，但得到的回复是，“他父母都不管。”

案发后，小区居民自发签名，要求对蔡鸣采取措施。在白底黑字的条幅上，赫然写着“还我小区安宁”，签字者密密麻麻，甚至还有人专门打车过来签字。

一位母亲表示，案发后她再也不敢让孩子单独回家，也不敢用孩子的照片做头像，甚至把朋友圈关于孩子的照片删掉，生怕“被惦记”。“他收容教养3年出来，能改好吗？万一再做坏事，怎么办？”一位居民说。

一年过去，蔡家人早已搬离小区，原住处门上被贴上封条，即将被拍卖，以强制执行对淇淇家的民事赔偿。蔡家的阳台栏杆上被人挂上淇淇的照片和白布。300多天来，这里的鲜花和蜡烛从未间断。

蔡鸣的家，门前放着花束、腐烂的水果、灰扑扑的玩偶。澎湃新闻记者 沈文迪 图

在案发后一个月，“好运来”超市就转让给了淇淇舅舅一家，房东还免去了这一个月的租金。

从那时起，贺美玲就走上了漫长而未知的诉讼之路。她不确定自己能否讨回心中所想的“公道”，她也没想到自己会受到更深的伤害。她不想放弃，更不愿妥协。

【三】

让律师田参军印象深刻的是，无论贺美玲此前如何悲痛，但只要开始讨论案件，她一定会尽快镇定下来。她听的很认真，不时地做笔记。

田参军感觉，贺美玲看上去柔弱，内心非常刚毅。

王久章则总是站在一旁，皱着眉头聆听着，很少发表意见，田参军说，他知道淇淇爸爸心里是有数的，很多事他只需要讲一遍，家属就能理解。

田参军理解贺美玲对目前结果的“无法接受”，他只能向贺美玲耐心地解释，并提出自己的意见。

很快，家属和律师达成了四点诉求，一是将“追究蔡某某的刑事责任”改成“追究他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二是要求公安机关彻查蔡某某父母是否涉嫌包庇或其他违法行为；三是民事诉讼，要求蔡家人进行赔偿；四是提出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从十四周岁降到十二周岁，推动法律改革。

2019年12月，贺美玲夫妇向大连市人民检察院递交材料，要求官方公布调查结果，回应他们对于作案细节和加害人父母是否参与的质疑。

大连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曾向澎湃新闻表示，蔡某某父母确实未参与也没有包庇，具体案情不便公布。“如果真的存在这些情况，我们没有理由去袒护，也早就在通报里一并说明了。”

贺美玲没有放弃，2020年1月3日，她向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正式提起民事诉讼；5月9日，法院开庭，蔡家人缺席；8月10日，法院做出民事诉讼判决，判处蔡鸣父母十日内在辽宁省级平面媒体上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另在十日内赔偿原告合计1286024元。

2020年的前八个月里，贺美玲几乎泡在了官司里，写了、递了无数遍材料，往复循环着等回音、没回音，再重新写材料的过程。

因为疫情的关系，她曾被挡在法院外面。那天下着雨，她扔下雨伞，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语气愈发强硬，为了女儿，她什么都顾不得了。

在宣读判决书时，贺美玲站起来看着对面空荡荡的被告席，边听边哭，脑子里一片空白。她什么都没听进去。直到事后冷静下来她才知道结果，决定不再上诉。

从律师的角度来说，这个判决是“可以让人满意的”。但贺美玲不这么想，“孩子不是靠百八十万就能回来的，对于咱们来说这些钱几年就挣回来了，给咱花了心里也不舒服，但对他和对他父母的惩罚还远远不够。”

这一年来的种种，更像是对她的“惩罚”，“我41岁了，从来没这么多烦恼，每一天都觉得活得很累。”

想到淇淇惨死的情形，贺美玲便控制不住情绪。哪怕女儿是因为交通事故去世她都可以接受，但这样的死状加上蔡家人的反应，她怎么也无法释怀。

【四】

起初贺美玲是拒绝进行民事诉讼的，因为在她的理解里，赔偿就是和解，意味着事情到此结束。

每行动一步，她都会咨询律师，“这是不是有和解的意思？有和解我坚决不干。”

在等待宣判的三个月里，贺美玲一天只吃几口东西；而王久章也停下了工作，陪着妻子东奔西跑。回到家后，他要么坐在床上耷拉着头，一言不发，要么盯着手机上女儿的照片，暗自神伤。

王久章时常盯着女儿的照片看，面色凝重。澎湃新闻记者 沈文迪 图

尽管最后取得胜诉，但贺美玲和丈夫开心不起来。至今，蔡家人没有联系过她，没有赔过一分钱，甚至没有露过面。

“他们不光是蔑视我们，也是蔑视法律，一开始是孩子，接着是父母。”贺美玲翻出收藏在手机里的关于蔡鸣的聊天记录，在行凶后，蔡鸣曾在微信群里称，自己“好不容易从嫌疑名单里出来，又进去了”，“我虚岁14”，“警察来找我了，我录音给你们听啊”，“那是奸杀，我有那么色吗？”

每当看到这些，贺美玲都会气得手抖。

她很早就拿到了对方的电话，但一个电话也没有打过。“我骂了也不解气，孩子也回不来。”贺美玲说，走民事赔偿，是想要争“一口气”，争得对凶手的“惩罚”。

田参军曾经接到法院的电话，说收到了蔡家人的道歉信，法官在电话里读了一遍。但田参军和淇淇家属并没有收到这封信，道歉内容也没有公开发布，这让贺美玲一度怀疑，这封信是不是蔡家人写的。

她时刻关注着蔡家人的蛛丝马迹。她曾前往瓦房店市打听他们的消息，被当地人报了警；她在快手上发现了疑似蔡鸣父亲的账号，简介里写道“海产品，大连大樱桃”。

该账号最近更新于5月2日，配文“五一劳动节快乐”。其他视频多为分享乡村生活和推广自己种的樱桃。贺美玲通过定位和视频中的声音，认定这就是蔡鸣的父亲。

9月7日，贺美玲与丈夫向法院提交强制执行申请书，请求法院强制蔡鸣等人执行生效判决。

田参军说，国庆前他接到法院通知，蔡鸣的父母因未执行法院生效判决被司法拘留15日；另外，蔡鸣父母名下的一套房屋已进入拍卖程序，将于11月2日进行公开拍卖。

【五】

9月初，在法院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贺美玲第一次进到了蔡鸣家中——窗户碎了，家具破破烂烂，屋内乱得无法下脚，四处黑漆漆一片。一进来，女儿被杀的场景便浮现在贺美玲的眼前。

这间闲置的房子里的霉味、臭味和灰尘她都感觉不到了，她只是想，就在这里，凶手杀害淇淇后还安然做着作业。她从别人那听说这件事后，痛苦不已。

在淇淇一周年忌日的两周前，淇淇的奶奶和贺美玲日夜不休地折了两万个元宝，又买了一件校服、米老鼠裙子，准备一同烧给淇淇。

淇淇的照片和手工，一周年忌日前，母亲为她折了两万个元宝。澎湃新闻记者 沈文迪 图

贺美玲买了一身校服，在忌日时烧给淇淇。澎湃新闻记者 沈文迪 图

她还做了淇淇最爱吃的菜，买了水彩笔和画板，放在了蔡鸣家门前。一年来，蔡鸣家门前堆满了杂物和垃圾，在祭奠开始前，环卫工将垃圾清除，重新摆满了鲜花。贺美玲还给附近的车主打了招呼，麻烦他们暂时将车挪走，她不想因为烧纸给邻里带来麻烦。

那天，贺美玲的儿子没有到现场，她说后悔让儿子一同去认领淇淇的遗体，因为淇淇一丝不挂，身上的刀口和伤痕清晰可见。

当天回家后，儿子便躲在屋里哭，不说话也不吃饭，一周后才去上课。彼时他正上初三，考上高中的希望很大，但妹妹的离去打击了他。老师说，他就是端端正正地坐在那，但学不进去。

2020年中考前夕，贺美玲为了官司到处奔波，也疏忽了对儿子的教育，这成了母子俩的遗憾。

贺美玲无意间听到儿子对同学说，自己有点厌恶大连这个地方，不希望别人知道他妹妹的事。有一次儿子在摆弄手机，贺美玲说了两句，儿子有些落寞地说，他感到孤单，自己缺少关心。一听这话，贺美玲抱着儿子一同哭了起来。

今年国庆，儿子从学校回来，贺美玲带着他去外面散散心。他们来到一个广场，儿子经常会带着淇淇来这坐碰碰车，两人一台车，玩得不亦乐乎。

如今贺美玲让儿子去玩，儿子也没有什么兴趣，只是默默看了一会。“说没意思”，贺美玲知道他是想妹妹了，但他没有说出口，贺美玲也不说。

王久章的变化更是显而易见，42岁的他如今一头白发、身形瘦削，亲戚们都觉得他一下子老了五六岁。

以前只要有空，王久章就爱带着淇淇开车去海边，他爱钓鱼，女儿陪着他钓。鱼没上钩时，王久章就给女儿拍照。如今手机成了王久章最重要的东西之一，里面保存着他和女儿珍贵的回忆。

直到这个月，王久章才重新去干活，这个沉默寡言的男人总是默默站在贺美玲背后，给她开车，接送律师。

一周年那天，他负责烧纸，把瘫倒的妻子扶起。等回来后亲戚朋友们聚在一起讨论着案件，他一个人搬了张板凳坐在一旁，发起了呆。

一周年祭奠结束后，王久章独自在过道里发呆。澎湃新闻记者 沈文迪 图

【六】

10月13日，贺美玲放在屋里的手机陆陆续续响动起来，她连忙进屋查看，得到了这一年来为数不多的几个好消息。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审稿规定，“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情节恶劣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应当负刑事责任。”

亲戚、朋友、记者们也陆续将这条消息发给了她，欣喜之余，她不忘向田参军请教。当田参军收到贺美玲的信息时，他正在和同事讨论着这一问题。他向贺美玲解释了规定的用意、对案件和立法的推动作用，“这对咱们来说是个好消息”。

田参军觉得，淇淇的案子或许会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标志性事件。但他也告诉贺美玲，即使草案成为法律，对过去的案件可能也没有溯及力。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皮艺军此前接受央视采访分析，公众对本案的呼声体现了一种强烈的义愤，希望通过降低刑责年龄，让更多有恶习的孩子，进入刑罚处罚范围。

但他也担忧：即将刑责年龄降低到13岁，那“出现12岁犯罪怎么办”？一味降低刑责年龄没有尽头，一关了之也容易导致一刀切执法。皮艺军认为，或可借鉴国外“恶意补足年龄”条款，如能证明未成年人有明确的主观恶意，可以补足年龄差距，推定其有刑责能力。

而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北京青少年社工研究院执行院长席小华则在前述央视采访里提醒，在惩戒儿童犯罪的同时，不要忘了教育和矫正措施和设施的跟进。“刑事政策应该是严而不厉的”，皮艺军在央视采访中表示，如果早介入早干预，把前段的口抓紧，就不至于走到后端的“重刑主义”的逻辑中。

现在，贺美玲还在等待蔡鸣家人的道歉和赔偿，等到案件有了进展，他们打算将淇淇的遗体火化。

不久前，贺美玲把屋子收拾了一下，原本淇淇的小床就挨着自己的床，亲戚都劝她拆掉。拆掉小床后，屋子一下子空旷起来。原本热闹温馨的小家如今有些死气沉沉，只剩下两只鹦鹉在阳台叽叽喳喳。

这是邻居送给淇淇的，淇淇对它们疼爱有加。淇淇走后，哥哥开始悉心喂养，还时不时关照母亲，把鸟笼子从阳台外拿回来，别把鸟冻坏了。

淇淇生前饲养的鹦鹉。 澎湃新闻记者 沈文迪 图

淇淇的小床原本挨着母亲，近来贺美玲把床拆了，屋里显得空空荡荡。 澎湃新闻记者 沈文迪 图

屋里的墙上贴着淇淇的奖状，她的童年照、旅游照随处可见，夫妻俩想女儿了就可以看到。在手机里，贺美玲保存着一张淇淇在上学时写的信，上面写道，“妈妈爸爸，我想对您说，您辛苦了！”

10月20日，淇淇的一周年忌日，贺美玲再一次身着黑衣来到案发地祭奠女儿，那天本是个阳光明媚的好天气，但萦绕在贺美玲心头的阴霾没有驱散。

淇淇的奖状 。澎湃新闻记者 沈文迪 图

一周年忌日当天，贺美玲（中）哭成了泪人 澎湃新闻记者 沈文迪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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