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父海母的新淤地

非常文青□ 李玉文

回东营，最吸引自己目光和心的还是黄河和黄河口。虽然常见，但每次见都怦然心动。昨天，在利津王庄险工，我第一个冲下大堤，最近距离地感受和触摸黄河。不想离开，不愿离开，就想那么静静地坐在一步之遥的水边，看她水流湍急，看她巨浪飞溅，看她滔滔激流东奔入海，就像在看忙忙碌碌手脚不得闲的母亲，感受在她身边、拥着她的温暖一天天长大一样。虽然我知道自己坐的位置，是黄河下游最险的地方，半个世纪前曾以其洪荒之力突破堤坝，曾给生活于此的父老乡亲带来夺命夺财的灾难。但这丝毫夺不走我的亲近感，就像母亲落在自己身上的巴掌，记忆里不是疼痛而是温暖。

同行的一位女作家展示她触摸河水残留在手上的泥沙，告诉大家，黄河每年造地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我马上纠正她：不是一个足球场，是上千个足球场那么大。

是的，今天的东营市，一大半是河父海母的新淤地。东营大部分土地是中国最年轻的土地，而且是每年都在扩展的城市。200年后，将会有几千公里的土地属于这座城市。

我就是出生在这片土地上，并且一直长到20岁。

“山东省利津县罗镇公社新合大队”，上学后，从一个封信上看到的这段话被我牢牢地记在了心里，我知道那是我所在的坐标。直到十六岁上完初中，我都在这个坐标的方圆几十里活动。最近的集市是离家8里的金盆集，这是一个中心村的小小集市；其次是离家11里的四扣集，也是个小集。赶大一点儿的集，需要去离家18里的罗镇，就是公社所在地。再大一些，就是走30里路赶汀河集。最远最大的集是陈庄集，这个我所去过的最大最远的集只有年节才去，望不到边，走不到头，挤不动人。利津县城的模样最早是听邻居发小东升讲的。他的表哥在县城麻纺厂干季节工，他在那里住了半个暑假，回来变得白白胖胖，长了好些见识，为此骄傲了好久。是的，我长到十六岁还没有去过县城。

利津的美味小吃是水煎包。我之所以从小对赶集那么热衷，最主要的原因是可以饱饱地吃一顿水煎包，八九岁时就能一次吃15个包子。来过利津的作家韩小蕙曾一针见血道，水煎包成为地方特吃，不是水煎包美味而是因为利津曾经的贫穷。利津水煎包是中国包子大家族中的一种，外地人不一定吃出利津人所津津乐道的美味，是因为没有利津人曾经对水煎包的记忆。吃遍天下饭，没有哪一样比得上妈妈做的饭。水煎包是利津人共同的妈妈饭。

2008年，在我的长篇小说《河父海母》研讨会上，李建华老师称我是黄河口一粒贫瘠的种子，也是一粒坚硬的种子、希望的种子。李建华老师也是从我们附近村走出的作家，我们村东还有他们村的耕地。他在说我，也是说他自己。我们都是这片曾经的荒漠上贫瘠而坚硬的种子。

我的父母刚刚在新合村安家时，村里只有几户人家。那时候我们村的名字不是新合，是毕家屋子。一个毕姓老人在这里盖了第一个地屋子。

是的，我的父母刚刚在村里安家时，住的是“地屋子”，一半在地下，一半是窝棚，多年后才攒足钱住上有梁有檩的土坯房。小时候，我们没有见识，没有视野，也不了解自己生长的这片土地，只有封闭和贫穷。但后来，当自己走出这片土地，没有学历的我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作家、政府公务员，最后成为一名大型集团企业的职业经理人，才真切地意识到，我最大的底气不是学识和能力，而是贫瘠给予我的生命的坚硬。

回顾一下自己的创作之路，能拿得出手的几乎都是书写这片土地。第一篇发表在副刊上的是《黄河口的红荆条》，我把自己和父老乡亲生命的坚硬写进了文章中的红荆条里。长篇小说《河父海母》是给这片土地的献礼。这个小说的影响力，也使好些人质疑是否出自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作者之手。大家的怀疑是对的，这个作品真正的作者是生养我的河父海母新淤地，我作为她的儿子庆幸地为她代笔。

一座石油城的崛起，一座新型城市的迅速发展，改变了这片土地的贫瘠，也改变了这片土地的生命轨迹。我曾经在朋友圈里开玩笑地说过这样一段话：小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走出黄河口这片贫瘠；梦想成真时，才发现，这座位于黄河口的城市人均GDP超过了北京、上海和深圳。

但奇怪吧，我最挚爱的却不是她今天的发达和富裕，而是她曾经的温暖和贫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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