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瑞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滨州市（那时叫惠民地区）有两个村是全国叫得响的，一是周总理亲树的棉区大寨，滨县的杨柳雪；一是山东省学大寨的典型，号称鲁北大寨的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滨州市（那时叫惠民地区）有两个村是全国叫得响的，一是周总理亲树的棉区大寨，滨县的杨柳雪；一是山东省学大寨的典型，号称鲁北大寨的沾化李雅庄。李雅庄和我的老家（沾化南集）相隔不远，同属盐碱洼。原分两个乡，现都归冯家镇了。要说我们那儿土地碱成啥样，不在洼里生活过，是不知道的。记得小时候，家家户户都不用买盐。腌咸菜了，选个毒日头天，起个大早，到村西河滩里，扫来碱土，把萝卜、萝卜缨子、地瓜蔓、辣椒、小黄瓜甚至西瓜皮，用碱土培上，不多久，保准儿腌得齁齁咸！因盐碱地有个特点，毒日头一晒，那碱就冒到地表层。吃盐了，把扫来的碱土用水一淋，搁太阳地一晒，上面一层结晶，就是盐了。一分钱也不用花的。但也带来一个问题，常年喝咸水。有句俗话道：不喝不渴，越喝越渴。记得小时候，有个堂哥在淄博当工人，第一次领媳妇回家，媳妇悄对他道，俺也下过乡，却不知农村有这习惯。哥问，啥习惯？媳妇道，做稀饭也放盐。堂哥和家人一说，家人乐得不行。街坊知道了，都当笑话传。

这样的盐碱地，除了黄茎菜、卤蓬之外，几乎不长庄稼的。李雅庄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盐碱地里，种出了粮食。而带领他们实现这一奇迹的，就是他们的村支书——李春生。

李春生出生在李雅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年入党，建国后，曾先后担任互助组长，初级社、高级社社长，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年毛主席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李春生说，大寨人能治山，我们就能治碱！那时的李雅庄是：雨大地行舟，淡水贵如油，地碱灾又多，十年九不收。于是，他带领群众在盐碱洼里开挖了一条条纵横相连的排涝洗碱沟，使大片的荒碱地变成了台田、条田。年，他们获得了粮食大丰收，不但解决了社员口粮问题，还交售了爱国粮（卖给国家）。乡亲们开始过上了丰衣足食的日子，同时，李春生也得到了各级领导和社会的认可。他先后任：沾化县革委会主任、惠民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山东省革委会常委；中共“九大”代表、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等职。年他任惠民地区革委会副主任时，地区革委会主要领导曾劝他把农村户口迁出来，他没迁。所以，他虽然有那么多头衔，其身份却始终是一个农民。

本来嘛，他是领导、长辈，又是名人，我呢，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青年，虽说是老乡，我们是不搭界的。没想到在我参加工作前后，却和他有过两面之缘，至今印象深刻。

我高中毕业后，担任了村党支部副书记。年春，曾带领我们村近名民工去垦利县黄河入海口一个叫友林的地方，打黄河坝。那年头，没什么机械，全靠人工。开工那天，在激越的革命歌曲中，在鲜艳的红旗和各队的队旗下，漫坡遍野、密密麻麻，全是挥锨和推车的民工。工程进行到收尾，为夺先进，我曾凌晨四点把各队队长喊醒，开会动员，会后吃饭；出工时，天刚蒙蒙亮。营（公社）部带队阎炳中书记来到我们工段，被热火朝天的干劲所感动，问，刚领的补助干什么了？我道，没干什么，放着呢。他说，赶快派人买鸡、买肉，改善改善民工们的生活。最终，先进虽夺得了，民工们也趴下了三个。有两人，在团（县）部卫生室稍作调理，也回家了；一人却被诊断为风湿热，住进了友林医院，后转沾化县人民医院。就在医院陪护病号期间，一天，我正买了饭回病房，就听有人说，李春生！我一抬头，就见一个五十来岁、农民打扮，颇有基层干部风度的人从我前面走过。那人大个子，得有一米八五左右吧，身边随着几个年轻人。听人说，是他的亲戚，也许还有护士。他一路谈笑风生，很随和的样子。他走过后，周围人便议论，说他住着单间，还享受着什么什么待遇。他的病房，去药房刚好路过，我曾多瞅了两眼，无非是多了两个沙发，似乎还有台风扇，其他，没发现什么特别之处。

年冬，我参加了县农业学大寨工作队，住泊头。记得春节前，县里开三级干部会，我们工作队员全体参加。一进会场，突然发现，李春生就坐在主席台上，依然是农民打扮。他虽不再担任县革委会主任了，但县领导对他相当尊重，他的右边是县委书记周世范，左边是县长白殿忠 。那次会上，李春生有一个讲话。是即兴讲话，还是专门请他来作一次形势报告，我记不清了。只记得他从国际国内形势讲起，讲到美苏争霸；讲到我国的四个现代化，讲到农业学大寨；也讲到了我们县的农田水利建设和盐碱地改良……声音洪亮，滔滔不绝。我还发现，他讲话有个习惯，喜欢做手势，加强语气。而且，讲到兴奋处，左顾右盼，一会问书记，对不对？一会问县长，是不是？至于他讲的内容，是无论大小事情，都有自己的见解，不俗套、不教条、更不雷同。他一口气讲了俩小时，讲完了，我才发现，主席台上竟没有一张纸（或许他压根就不识字）。

这就是我们的“两面之缘”，无非是一个“追星青年”，对自己心目中“明星”的两次仰望。既没有与之交谈，更没有请他签名，留作纪念。然而，促使我写这篇短文的，却是他晚年的一件事。当然了，这事我未亲历，却是一位亲历者告诉我的。

“文革”结束，李春生卸去一切职务，回到老家，成了一个普通农民。后来，大概是九十年代初，他又担任了村支书。他是在什么背景下，以近七十岁的高龄，重新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我就不清楚了。就在他刚刚卸任村支书的年，山东省省长李春亭到沾化县视察工作，对县领导说，他要到李雅庄“看看春生哥”。彼时，县领导已换过好几茬，他们搞不清省长和李春生什么关系。忙垂询县里老同志，这才明白：当年，李春生担任山东省革委会常委、惠民地区革委会副主任时，李省长还在烟台工作，任烟台地区革委会副主任；李春生作为李春亭的领导、同事，经常一块儿开会、学习，就成了朋友。因他俩名字太近似了，不知者，都以为他俩是兄弟。他俩呢，见面亦以兄弟相称。知道了这些原委，县领导颇感为难：因此时的李雅庄，早已不是当年的李雅庄。当年建的红砖瓦房东倒西歪不说，村容村貌也今非昔比。听说李春生仍住在几十年前的土坯房里。于是，和省长的秘书汇报，李雅庄的路如何如何难走等等。秘书说，这好办，把李春生接到县里来，省长见他一面。

于是，一个电话打了过去，让乡里抓紧通知李春生。可是，当乡里同志赶到李雅庄时，李春生并不在家，正在坡里放羊呢！多年来，他一直受“老慢支”的困扰，老伴身体也不好，孩子们又不争气。人到晚年了，两个药罐子，哪里来钱？当李春生知道省长来了，要见他，当然高兴啊！你高兴了，乡里同志可犯愁了，总不能领一个“羊倌”去见省长吧！请示领导后，买来了全套“行头”，然后理发、洗澡、换上新买的衣服。换衣服时，他开始不同意，但架不住乡里同志的劝说，最终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临行，老伴一再嘱咐，见了省长说说你的病，也说说孩子们下岗……李春生早不耐烦，一声“知道了”就出门，上了汽车。

来到县委接待室，李春生这才感到，换衣服还是必要的。你看，到处锃光瓦亮，不见一点灰土。他突然有种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的感觉。想二十年前，自己脚蹬“踢死牛”的纳帮子鞋、身穿粗布对襟袄，一身汗、一身土，去济南、上北京，甚至进中南海，见主席、见总理，不但没人嫌弃他，自个也从未自卑过！今儿咋了，进个县接待室，竟有点不自在了？

省长来了。一声“春生哥”，四只大手握在了一起。李省长端详了李春生老半天，道，老了，真老了！李春生仨指头捏一块，比划着说，都七十了，能不老？于是，两人手拉手坐下来，共忆往昔岁月。想当年，他们都作为兄弟地区分管农业的革委会副主任，又是上下级领导，没少一块儿开会、学习，切磋工作；说到当时一些细节、一些糗事，两人发出爽朗的笑声；说到一起去外地参观、一起去大寨“取经”，竟恍如隔世、不胜唏嘘！不知不觉，一个小时过去了。李省长问，春生哥，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吗？老嫂子还好吗？你身体怎样？孩子们……只见李春生大手一挥，说，都挺好，挺好！你老嫂子身体很好；孩子们都自立门户，过自个的小日子了，也很好；我呢……说到这儿，一阵剧烈的咳嗽，李春生稍停，又道，到这个年纪，指望和年轻人一样？生个病、长个灾，也属正常！有两件事，你如果能解决的话，帮俺一下。省长问，什么事？李春生道，一是修修俺乡里那条路。省长点点头。二是给乡里解决台“老抓”。省长愣了，“老抓”，什么“老抓”？县里同志忙上前解释，省长不知，我们当地农民，都管挖土机叫“老抓”。省长诧异道，你要“老抓”干什么？李春生说，我看到当年修的台田、条田，都沟不成沟，渠不像渠了；土地碱化特别厉害。我想给乡里解决台“老抓”，让他们把排碱沟再深挖一下。说一千、道一万，咱农民还得种地打粮食啊!农民种地不打粮食，叫什么农民？说完，又是一阵剧烈地咳嗽。

咳嗽停了，都不说话，连省长也不说话。省长怎么了？难道对“春生哥”的要求不赞成、不支持？

当在场的人把目光齐聚到省长身上时，这才发现，省长眼里，早已溢满了晶莹的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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