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灵光穿透易感的心——— 东营市青年作家杨袭访谈录

记者：“脸是耐看的瓜子脸，眉是不描而黛的细弯眉，小巧的鼻子仿佛还在细细地出着气儿，樱桃口微闭着，粉粉地红。脸色白里透着粉，像透明一样的……”这是您在处女作《花姐》中描述的主人公春儿躺在那口“普通的棺材”中的模样。一口气读完《花姐》，我的心中竟也是紧紧地揪着、生生地疼，是怎样一种生活的历炼让您一下笔便牵起了读者的心？

杨袭：上小学三年级时，开作文课。我写过一篇反映婆媳关系的“主流”作文，被老师列为范文，拿回家在父母面前显摆。母亲看完后，认为应该将文中最后的省略号，改为句号；父亲则认为，还是省略号好一些。为此，还展开了一场激辩。结局已忘记，一个印象却留下了——— 文章中的东西，原来这么有“说头”。

不过渐渐就荒疏了，直到2004年底，一日与祖母聊起我家早逝的一位亲人，我们聊来聊去，后来都十分感慨。上班途中，我忽然决定，将之形成小说，以表达对这位亲人的追思和我们当时的激动。

我在自然保护区上班，只有周末才回家，如果不是临时加班，晚上尚有闲暇。我坐在电脑前，一气敲出了处女作《花姐》(后与《菜狗来旺》一起发表于《大家》2008年第1期)。完成此文的心情，竟是欣喜得难以言表，我拿回家给父亲看、给祖母看，俨然完成了件天大的事情。

写完后自己读了多遍，感觉：呀！原来我也能写小说。

记者：现实中真有那么传奇的事？

杨袭：是的。和小说里写得一模一样，只遗憾没能写出她应有的美。当然，小说中有虚构和渲染的成份。

我写小说，其实不是我要写，是因为她本来就在那里，我拿来一用罢了。

文章本天成，我的手不妙，却有幸得之。

记者：其实每个人身边的事都很多，也不是人人都能写得来的。

杨袭：所以，想写小说，得有颗易感的心。让每一个灵光，都能穿透它。

记者：这话说得真好。最初写作的时候，有没有过“心中有，下笔无”的时候？

杨袭：我尊重“文字的感觉”，白话说哪儿算哪儿。我常常说成是：由着文字自己的感觉。也就是说，作者要将自己尽量隐藏起来，让文字“自由发挥”，这个可能有些玄，但是这样做，常常感觉很好。

记者：我相信，这个才能是天生的！《花姐》之后，作品中印象最深的是哪一篇？

杨袭：应该算是2005年写的《菜狗来旺》。不过这个短篇，就是在单位餐厅吃饭时这样灵光一闪，感觉，哎呀，我可以写一只狗，怎样怎样，一边咬着馒头一边琢磨，叫啥好呢，总不至于土到叫狗吧，后来往办公室走时就想，叫来旺吧，就这样定下了，夜晚写得挺晚的，写完后基本没有改动。

记者：看来还是生活的积淀很丰富。

杨袭：小说是生活的沉淀，但这个沉淀大多过程很长，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我的积淀其实浅薄得很。

当然，其实写狗就是写人，无论怎样，每个字都是为人存在的。现在我好多朋友贬人时都说：和来旺一样。可以说，来旺集中了相当一部分人的价值观——— 宁被阄，也要吃肉。

后来写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篇《向西，再向北》。送到《作品》后，编辑王十月老师给了这个小说一个“不能承受之重”的评价，也让我感动。当然，提起编辑，还要说一下《大家》的韩旭老师，应该是2007年底吧，他打电话给我说两个小说留用了，将发在2008年第1期上。后来还多次发邮件嘱咐我说要多写，一定多写。

记者：这应该是中肯的评价和由衷的鼓励。

您是如何想要塑造一个被人称作三姨太的男人吴振华的形象呢？

杨袭：这样说起来，让我想到，三姨太与来旺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 一个是扒人祖坟被人打断腿的野路子，一个是满腹经伦淡然处世的儒生。

当时也是一时兴起吧，感觉好多很纯真、有梦想的人一脚踏进社会，基本上就三姨太了。要么来旺，要么三姨太，要么在这两者之间徘徊。(笑)

记者：认真拜读过您的几篇文章后，发现似乎每个作品中都有一个类似悲情的人物，他的情感让人纠结、压抑，继而会爆发。

杨袭：我感觉这也算不上很严肃的悲情吧，发《菜狗来旺》这个小说的时候，编辑打来电话问我是不是信佛。大概他感觉里面有因果的成分存在，其实我写时，倒没有这样想。就是感觉这样的人生轨迹———当然，叫“狗生”轨迹也可以——— 原本是很自然的。虽然，好多人读过都感觉有悲情存在。这与悲观主义什么的不一样。

记者：估计不一定什么时候，也会剪一个片段到您的作品里？

杨袭：哦，对了，《向西，再向北》里面一段描写“三姨太做梦买骡子肉”那一段，是我真实的一个梦。一个朋友看后说，你真会做梦。他的观点是，三姨太在当下，无疑像个骡子一样，看似庞大，实则没有生命力。不过，这完全是巧合。

记者：好像您的十几篇作品，每一篇或几篇所用的写作手法都是不同的？

杨袭：是的。这也是我现在和将来要一直努力的事情。《花姐》写完后，陆续又写了《比香》、《素素》等几篇，写完之后，我想，小说，是不是可以变着法写，用别的叙述方式来一下，遂变了个调子，写了《白日梦》、《四楼》等，后来写的这几篇在2006年10月份参加“第二届山东省青年作家高研班”时，被同学们(实则是老师们)有说成是意识流的，有后现代的，还有魔幻现实主义的，可惜，除了最后一个现在明白了一二，其他现在还搞不明白。(笑)

记者：您说过第一部作品《花姐》是在2004年底写的，但我注意到它发表在了2008年第一期《大家》上，怎么隔了这么长时间？

杨袭：2004年，我还没有发过一篇小说，甚至可以这样说，我还不知道投稿。我可以那样说，写的时候，就是为了打发时间，好玩。因为时间总要过去，而我感觉写小说比打牌、下棋，玩网游或者东扯西扯强，所以就写。可时至今日，情况发生了变化，我比以前知道的多了，应该说，在小说领域，我知道的比以前多了，有那么多人，写得那么好。当然，我也希望自己写好。所以，就有了目标，就是写出好小说。

我很幸运，得到了许多前辈、朋友、领导的支持。他们的鼓励对我来说很宝贵很重要。我衷心感谢我们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领导和同事们，感谢垦利的董安荣老师、前作协主席罗新力老师和现任主席陈谨之老师及市文联的领导，感谢著名散文家赵建英老师和诗歌、小说都很棒的王光荣老师，当然，这个名单可以拉到很长。可以说，我的每一点进步，都离不开他们的支持与帮助。

去年，我新创作的几篇小说分别发表在《都市小说》、《山东文学》、《作品》等刊物上。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多思考，多写。

记者：最近正在创作的作品，能先透露一下吗？

杨袭：刚刚完成的是个中篇，《天要下雨》。正在创作中的是个长篇，题目暂定为《谁在黑夜睁着眼》，已经完成九万多字，开始在这个中篇之前，还没完稿，计划四月末完稿，但这样的事情经常难说。因为写东西和抄书不一样。这个得有“感觉”，手底下工作一多，就冲得七零八落，拾不起来了。

其实老实说，文学之于我，是个玩耍路上捡来的麦穗。这麦穗我能不能珍藏下来，还需要时间和实践的验证。

记者：如果人人在玩耍路上都能捡来文学这颗麦穗，我们的生活该是多么美妙！

(记者 李静)作家简介

杨袭，女，1976年生，汉族，大学学历。2008年开始发表小说，作品见于《大家》、《都市小说》、《山东文学》、《散文百家》、《作品》、《长城》、《黄河文学》、《飞天》、《长安文学》、《东京文学》等。

2007年10月参加“山东省第二届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2008年被山东省作协吸收为会员；系垦利县作家协会副主席、东营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2009年8月参加山东省第六届作家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委员，为山东省最年轻的作家全委委员。处女作《花姐》获首届东营市黄河口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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