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子的颜色

□ 张云峰

我的村子先于我出生许多年，她静静卧在黄河三角洲广饶县东北乡村一隅，和黄土高原流淌下来的黄土融为一体。那里，我的祖辈和父辈们世代躬耕，汗水滴入黄土，黄土发出芽来。有些芽就像脆弱的希望，从出生开始，只能盼着天上过来一片乌云，平地起一阵风，有雨降下来滋润芽苞，那些芽苞贪婪地吸一口雨水就从黄土里窜一窜身子。

雨水很忙，她只是匆匆路过一下，就轻快地走向别的地方，有更多眼巴巴的芽苞等待她送去希望。

那时候，天尽管很蓝，云也很白，但是，这种蓝和白交织的天空里带不来村民心中对于金色收获的希望。这些同样从黄土地里长出来的庄稼人，手拿铁锨，脚踏千层底，在黄土与黄土之间巡游，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开拓荒地，挖掘水渠。春天的鹅黄和夏天的深绿是一年日子里最充满遐想的期望，我的父辈们顶着朝霞、披着星光，在牛车咿呀的嘶鸣声中，踏着轻若烟尘的浮土，白亮如粗瓷碗壁的生产路，走在下地干活或者回家的路途上。

我还很小的时候，爷爷常常手拿一根牛骨搓麻绳，有些麻丝的皱纹也被慢慢搓上他的眼角。这时候他会笑着说，小子，等你长的再大一点，你就接过我手中的骨头，搓更长的麻线。

牛骨并不可怕，就像麻丝原本是红麻的皮肤。浅白色的骨质上刻满了麻线留下的勒痕，和灰色的麻线纠缠在一起，更像一棵浴火重生的红麻。那时候爷爷的胡须里还有几根是黑的，更多的是混杂了掉了色的岁月。唯一和岁月作对的是我的皮肤，由白慢慢变黑，然后是黄，我在这样的岁月里挣扎着长大。

水湾里的泥巴染黑了我打的赤脚，泥鳅样的日子摆在父辈和我这一代小辈们的眼神里吊着对美好生活的胃口。没等我接过爷爷手里的麻丝，他和老屋就永远消逝在看不见的烟尘里去，就像村前那个大大的苇湾，秋天的风吹起来，“噗”的一口，漫天飞舞的芦花像雪花一样跟着八十年代飞向过往。

就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某个夏天，我踩着通往村里大胡同的那条土路，在大雨滂沱中背着被水淋透的书包，一步一滑走出村口。我决定要永远走出这个村子，摆脱那些让我心里时常泥泞的记忆，走到一片永远充满金色阳光的生活里去。

那一刻，我头都没回，心里却早已回头无数。

在我离开村子的第三个年头，一条闪着油亮光芒的柏油路从更远的一条柏油路上走过来，一直走到村后，把多年的泥泞埋藏在石子、沥青下面，一同埋葬的，还有村民多年的积怨。从那一年开始，我的村子颜色开始变的鲜亮，生活的生气也在村里和脸上绽放容光。

褐黄色的土坯墙轰然倒塌，红砖红瓦红门红墙，那种奔放的颜色像燃烧在灶膛里的火，映得村里人脸上都是红光。地排车和独轮车忘掉了嘶哑的歌唱，红色的拖拉机拖着蓝色的车厢，车厢里装满黄的谷子，红的高粱。路边高高的线杆背负着长长的电线，让黑色的夜晚也一片明亮。慢慢地，更大的车辆也开进村子里来，米、面、油、蛋和肉不再是过年才见的稀罕物，彩电、冰箱、洗衣机还有摩托车，这些也成了生活里的日常。

新世纪初升的曙光照亮了神州大地，同样也照亮了我那个小小的村子。谁能想到，坐在家里能跟千里之外的朋友通过一条电话线就能聊天，又有谁敢想象，没有电线的手机，在铺着雪白棉花的秋天里，坐在黄黄绿绿的田地里还能看清世界另一端春天的模样？

这些年我常常抽时间专门回到那个当初我不愿回头的地方，那里有我涂满黑泥的赤脚踩出的脚印，甜糯的地瓜遍地爬满绿色的藤蔓，黄、紫色戴着绿缨脆生的萝卜和涨红了脸的高粱。我的母亲仍然住在那个宽阔的小院里，在高高的大门洞里眯起眼睛目视远方，那里有一条父亲先前常常行走的路，而现在，从那条路上慢慢走过来的，是拥有极似父亲脸庞的儿子，还有美好生活里永远充满红色激情的希望。

儿子的身后，还带着两个充满生活长情的子女，这些蹦跳着的精灵，会把这里的日子像搓麻线一样，细微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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