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起点

上期提要:新渔阳里6号最初原是李汉俊的住所,1918年底,李汉俊从日本回来便租下此屋居住。后来,李汉俊迁往三益里与哥哥李书城同住,便把新渔阳里6号转给戴季陶居住。维经斯基访问了戴季陶之后,觉得这位国民党员的家中更适合于召开一些座谈会。于是,除了密谈在陈独秀家进行之外,各种聚会便在戴季陶那里举行。

中国共产党还处于“胚胎期”,尚未正式成立起来,便有这么两员“大将”抽身离去。戴季陶甚至从新渔阳里6号搬走了,离去时声言:“我无论如何一定从旁赞助,现在暂时退出。”

戴季陶搬走了,杨明斋租下了新渔阳里6号搬了进来,于是,这里更成了维经斯基召集各种座谈会的场所。人们并没有因张东荪、戴季陶的离去而动摇,反而更加坚定地得出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

戴季陶走了,李汉俊着手起草党章。李达记得,党章草案“由李汉俊用两张八行信纸写成,约有七八条,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用下列的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一、劳工专政,二、生产合作。’我对于\‘生产合作’一项表示异议,陈独秀说,‘等起草党纲时再改’”。

这个党,叫什么名字?叫“中国社会党”,还是叫“中国共产党”?

又引起一番争论。

连陈独秀也定不下来,于是,写信跟李大钊、张申府商量。

张申府又名张崧年,北京大学教授,与李大钊关系甚为密切。据张申府回忆:

信写得很长,主要讲创党的事。信中说:“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大意如此)。”为什么呢?一是因为陈独秀在北大当过文科学长,认识的人很多,但有些人不搞政治,不适于谈,而建党的事是秘密进行的。二是陈独秀在北京时,他和守常以及我经常在一起,他常到北大图书馆李主任办公室来(在红楼一层靠东南角的两间房子里),观点一致。他办《新青年》,我们经常写稿。民国七年十一月底办《每周评论》又在一起。每期刊印是在宣武门外一个报馆里,我曾与李大钊同志去校对,彼此很了解,所以陈独秀说“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不是偶然的。当时建党究竟叫什么名字还没有确定,征求我们的意见。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思。我们回了信。

这样,党的名称定了下来。

作为建党的第一步,1920年5月在上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负责人是陈独秀,小组的成员有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沈雁冰、邵力子、杨明斋等。稍后加入的是施存统。

陈望道“做了一件大好事”

就在酝酿、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那些日子里,一本薄薄的小书的出版,如同下了一场及时雨。

这本书比如今的小32开本还要小,封面上印着一位络腮胡子人物的半身水红色坐像(再版本改用蓝色),一望而知是马克思。在马克思坐像上端,赫然印着五个大字——“共党产宣言”。

最初版本在1920年8月出版时印错了书名,连书名印错了都没有人发觉,这表明当时人们对于共产党极度陌生,从未听说。这一印错书名的书,迄今只存两本,被确定为《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最早版本。这一珍本现存于浙江温州图书馆,上面盖着“荫良藏印”的藏书印章。荫良,即戴树棠的字,此人在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初版本的另一本,1975年在山东广饶县刘集村发现,书名同样错印为《共党产宣言》。这个村子在1925年便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支部,书上盖着“葆苣”印章,表明是山东早期中共党员张筱田(又名张葆苣)的,这一珍本现藏于山东广饶县博物馆。

在1920年9月再版时,错印的书名得以纠正,印为《共产党宣言》。

现存于北京图书馆的《共产党宣言》珍本是这一再版本,但是封面损坏,而上海图书馆保存着完整的《共产党宣言》再版本。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保存着1920年9月所印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再版本。

在《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封面上还印着:“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这“马格斯”即马克思,“安格尔斯”亦即恩格斯,中译本全文共56页。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名著,是他们在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纵观马克思、恩格斯众多的著作,这篇短小精悍的《共产党宣言》概括了其中的精华。可以说,欲知马克思主义为何物,共产党是什么样的政党,第一本入门之书、第一把开锁之钥匙,便是《共产党宣言》。尤其是此文写得气势磅礴,文字精练,富有文采,又富有鼓动性,可谓共产主义第一书。世上能够读懂读通皇皇巨著《资本论》者,必定要具备相当的文化水平和理解能力,而《共产党宣言》却是每一个工人都能读懂、能够理解的。

《共产党宣言》最初是用德文出版的,1850年出版了英译本,接着,出版了俄文版(1863年)、丹麦文版(1885年)、法文版(1886年)、西班牙文版(1886年)、波兰文版(1892年)、意大利文版(1893年)……《共产党宣言》风行欧洲,倒是应了它开头的第一句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

“幽灵”东行,开始在中国“徘徊”。

1905年,朱执信在《民报》第2号上,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要点。

1908年,在东京出版的《天义报》译载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以及恩格斯1888年为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所写的序言。

此后,《共产党宣言》曾一次次被节译,刊载于中国报刊。

1919年,年仅19岁的张闻天在8月出版的《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发表《社会问题》一文,文末节录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十条纲领。

然而,《共产党宣言》在中国一直没有全译本。要成立共产党,要了解共产主义,怎可不读《共产党宣言》呢?

第一个筹划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的是戴季陶。他在日本时,便买过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深知这本书的分量。他曾想翻译此书,无奈,细细看了一下,便放下了,因为此书的翻译难度相当高,译者不仅要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要有相当高的中文文学修养。

开头第一句话,要想妥帖地译成中文,就不那么容易。

戴季陶主编《星期评论》,打算在《星期评论》上连载《共产党宣言》,于是他着手物色合适的译者。

邵力子得知此事,向戴季陶举荐一人——杭州的陈望道!

下期看点:经此风潮,陈望道还是离开了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就在这时,戴季陶约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给了他日文版《共产党宣言》,还给了他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作为对照之用。1920年2月下旬,陈望道回到老家浙江义乌县城西分水塘村过春节,便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陈望道避开来来往往的亲友,躲进老家的柴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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